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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晚会披露了药品伤害事件；紧接着“梅花K”官司终审判决。尽管法网恢恢，但是药品的安全问题，亡羊补牢似乎已迟。
惨痛也罢，代价也罢，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近闻，北京市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再度以压低出厂价格而偃旗息鼓。随之，敏感的消费者们唰地把目光再次投向药品“质量”。价格与质量，原本是反映在药品身上一对相互牵制的筹码。牵一发而动全身。曾经，北京市第一轮药品招标降价之后，一所著名医院的院长就发出担忧：如果药厂没有利润可赚，很难想象药品的质量怎么保证？
药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全过程。因此，谈药品质量就必须谈GMP。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意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这3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事实上已经是国际制药行业公认的准则。而至今我们的读者对GMP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为此，本刊记者专门走访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司司长白慧良。
记者：我国对制药企业进行GMP强制性认证以来，取得认证资格的企业有多少家？GMP认证对我国制药企业的制约作用有多大？
白司长：截至到2002年3月，我国已有1100多家制药企业（包括车间）达到GMP标准，尚有4000多家企业还没有获得认证资格。根据《药品法》及国家药监局的有关规定，到2004年6月30日，在规定时间内，依然达不到GMP标准的企业，将不能再生产药品。
必须看到，按照国际惯例，GMP是药品生产企业最起码的立身准则，它被视为保证药品质量的基本条件。事实上，任何药品质量的形成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因此，GMP无疑是保证药品质量的防护屏障。在国外，GMP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进入制药行业的一道必须的门槛。
相比较，长期以来我国在制药企业的审批制度中，对企业准入条件没有严格的限制。再加之经济水平的制约，区域概念、各自为阵的影响，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导致自1985年以来，各地制药企业增长过猛。据粗略统计，1985年到1998年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制药企业500多家。（记者：市场准入的资格丢弃了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药品安全又何以保障？）
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组建后的1998年开始，我们把GMP标准作为新建企业的前提条件之一，之后，乱办药厂的势头明显得到遏止。截至去年的4年间，全国总共新批制药企业仅45家。（记者：这一道槛的威力显而易见。）同时，我们加紧对现有企业的GMP资格认证工作，至今已有770多家不能达标的企业被淘汰出局。（记者：不可否认，GMP的推行，使制药企业入场的门槛增高，这对保证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制药企业是“先生孩子，后办结婚手续”。目前数千家现存企业，需要逐个进行GMP后补认证工作，任重而时间有限。
白司长：怎么办？补上。尽管我们现在做的是后补的工作，但同时必须看到，GMP的推行，对现有存量企业的技术改造、整个行业的结构调整以及产品的升级换代等，都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记者：目前国内市场对GMP的药品认知度有多高？1100家通过认证的企业和4000多家没有通过认证的企业，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是完全不同的，也因此成本可能是天壤之别，而把他们放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竞争，公平吗？
白司长：目前，国内各有关部门在GMP的认识上应该说是基本达到共识。因此，获得GMP认证的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国家推行药品招标采购的策略，本身就是对优质企业的一种倾斜。现在很多医院已经公开：“没有GMP，别进门。”在价格上，良莠开始分明，据粗略估计，GMP产品比一般产品的平均价格高出30%。（记者：当然，这种幅度是否到位还有待科学论证。但毕竟是个好兆头。）至于制药企业本身，更多的是把GMP作为一种声誉和形象。他们把获得这种资格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筹码。因此，尽管目前政府并没有对非GMP企业有什么强行的规定，但是，市场和人气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它们打入另册。
（记者：一旦我们广大的患者对GMP有所觉悟，那么我们的5000多家制药企业将重新洗牌。消费者说“不”的那一天，无论政府强制与否，没有质量保证的企业都将丧失生存的可能。）
记者：一味地降低药品价格对规范化生产的企业是否会造成冲击？药品的安全性能否有所保证？
白司长：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站在监督生产的角度看问题——药品，有它的特殊性。价格上，国家应该有一定的控制权力。这是我国的医疗制度使然，医疗费用的支出相当部分是由社会承担的。而社会的的承担能力又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当收支出现不平衡状态时，政府自然会对难以承受的价格进行调控。尤其发展中国家，这类矛盾比较突出。
当然，价格调控应该分品种。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要保证价格的基本承受能力。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药品分类管理。
同时必须看到，在药品的价格定位上，生产成本的确定，是一个主要的依据。我们目前在成本制定上尚没有规范，这一点至关重要。随意性的结果必然是无法按一个标准进行量化——比如，科研投入占的比例是多少？市场开发又是多少？等等，如果社会平均成本价格无法确定，那么价格制订就很难科学。
现在，业内流行这样的说法：“没认证的企业等死；认证的企业找死。”此话的意思是，已经进行GMP标准化生产的企业，因为投入巨大，成本居高，如果市场价格不到位，那么只有死得更快。（记者：人为的操纵价格杠杆，有时会顾此失彼，导致市场无序竞争。而无序竞争的结果如果挫伤的是优质企业的感情，这正是所有的人最担心的问题。药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如果GMP企业纷纷退场，我们药品的质量又从何谈起？难说“便宜”中不隐含着生命的代价。）
记者：在我们了解了GMP认证工作的重要性后，很想知道，为什么市场上仍然不断出现假药、劣药？对GMP认证的企业还有没有持续不断的监督控制手段？
白司长：市场假药、劣药事件时有发生，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看到，随着法制的健全，监督力度的加大，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会逐渐走向健康有序。（记者：这种监督控制方法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生产领域；二是流通领域，现在市面上药店比米店还多，这种现象正常吗？）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GMP认证的企业，依然存在质量隐患，GMP不是一劳永逸的，放松了规范操作，同样会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我们对GMP企业是定期复查，跟踪检查以及有重点的调查。（记者：跟踪监督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认证完毕便万事大吉，那么GMP证书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我们的药品质量仍然是没有着落。）
记者：您认为我国在GMP的标准上与国际标准有什么不同？
白司长：GMP作为制药企业的生产质量规范，我国于1988年正式颁布。1998年又做了修订。我国现行GMP标准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版本，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目前我们的标准与欧、美的版本有一些区别。比如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环境洁净度的指标。欧、美没有制定级别，而我们明确规定空气洁净度30万级（空气洁净度指标以数字级别小为好），这样的规定符合中国的特点。因为我们的厂区环境、设备条件等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空气洁净度于那些国家可能是多余，但在中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指标。
（记者：目前，我国尚有80%的企业还没有达到GMP的要求，这一点不能不说与欧、美等相距甚远。从近年来GMP的推行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它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等资产整合。更重要的是，为了十几亿人口的用药安全、有效，中国的制药企业应该尽快地纳入GMP的国际标准之下。）
记者：您认为在GMP推行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药品生产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白司长：监督实施药品GMP是为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同时也是调整医药生产结构的重要手段。我们不要求目前几千家企业都花费巨资进行GMP改造，也不必要。没有优势品种，没有发展后劲的企业应尽早考虑如何进行改组或转产，不必等到必须停产的那一天。同时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正在考虑GMP的认证工作将由省和国家二级承担。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发展参差不齐，届时会不会出现标准松动？甚至东、西部高低不同？当然，如果地方保护主义的故伎重演，又会不会导致整体标准降低？（记者：这些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药品生产安全部门最担心的。）总之，怎么能保证对GMP的论证，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是最主要的。比较理想的作法是，既减少审批程序，但又不失国家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督、控制，从而使GMP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不走样。如此，将会有利于药品安全有效和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药品价格是否存在虚高现象？如果存在，那么究竟虚在哪里？高在哪里？
我国目前医疗单位依然是“以药养医”，药房收入一般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60%。（记者：那么，如此丰厚的获利空间，难道就不能考虑一下，如何在销售领域进行一下相应的调整？）
事实上，目前医药生产企业已经负担很重，特别是那些严格按照GMP规范化生产的企业，他们的利润已经非常有限。（记者：我们陆续报道过一些GMP企业，如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他们因为严格按照规范生产，在药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投入都是很大的。如果继续过量地压低药品的价格，无异于竭泽而渔。试想一下，由于无法维持生产，企业要不要关门？而企业关门，国家的税收从哪里来？社会的就业问题又从何谈起？同时很难说，由于过分挤压了企业的利润，会不会使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还十分脆弱的GMP规范体系受到冲击？那样，药品的质量又该找谁质问？）
另外，几次压低药品价格，患者本身又真正享受到多少实惠和方便？（记者：人，可以是各种角色，但是，“患者”于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有病，必吃药，也因此绝少有人对药品陌生。作过患者，体会最深的是，希望药好，好到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果真如此，感激涕零。显然，对于药品，当质量与价格同时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患者首选的是质量。安全、有效，这是药品最本质的存在价值。基于此，在我们的决策中，是否首先应该考虑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需要。正因此，我们希望全社会呵护有利于药品质量稳定的做法，而有意识地遏制诱发药品质量下滑的因素。患者需要这样。）
惨痛也罢，代价也罢，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近闻，北京市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再度以压低出厂价格而偃旗息鼓。随之，敏感的消费者们唰地把目光再次投向药品“质量”。价格与质量，原本是反映在药品身上一对相互牵制的筹码。牵一发而动全身。曾经，北京市第一轮药品招标降价之后，一所著名医院的院长就发出担忧：如果药厂没有利润可赚，很难想象药品的质量怎么保证？
药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全过程。因此，谈药品质量就必须谈GMP。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意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这3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事实上已经是国际制药行业公认的准则。而至今我们的读者对GMP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为此，本刊记者专门走访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司司长白慧良。
记者：我国对制药企业进行GMP强制性认证以来，取得认证资格的企业有多少家？GMP认证对我国制药企业的制约作用有多大？
白司长：截至到2002年3月，我国已有1100多家制药企业（包括车间）达到GMP标准，尚有4000多家企业还没有获得认证资格。根据《药品法》及国家药监局的有关规定，到2004年6月30日，在规定时间内，依然达不到GMP标准的企业，将不能再生产药品。
必须看到，按照国际惯例，GMP是药品生产企业最起码的立身准则，它被视为保证药品质量的基本条件。事实上，任何药品质量的形成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因此，GMP无疑是保证药品质量的防护屏障。在国外，GMP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进入制药行业的一道必须的门槛。
相比较，长期以来我国在制药企业的审批制度中，对企业准入条件没有严格的限制。再加之经济水平的制约，区域概念、各自为阵的影响，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导致自1985年以来，各地制药企业增长过猛。据粗略统计，1985年到1998年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制药企业500多家。（记者：市场准入的资格丢弃了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药品安全又何以保障？）
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组建后的1998年开始，我们把GMP标准作为新建企业的前提条件之一，之后，乱办药厂的势头明显得到遏止。截至去年的4年间，全国总共新批制药企业仅45家。（记者：这一道槛的威力显而易见。）同时，我们加紧对现有企业的GMP资格认证工作，至今已有770多家不能达标的企业被淘汰出局。（记者：不可否认，GMP的推行，使制药企业入场的门槛增高，这对保证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制药企业是“先生孩子，后办结婚手续”。目前数千家现存企业，需要逐个进行GMP后补认证工作，任重而时间有限。
白司长：怎么办？补上。尽管我们现在做的是后补的工作，但同时必须看到，GMP的推行，对现有存量企业的技术改造、整个行业的结构调整以及产品的升级换代等，都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记者：目前国内市场对GMP的药品认知度有多高？1100家通过认证的企业和4000多家没有通过认证的企业，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是完全不同的，也因此成本可能是天壤之别，而把他们放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竞争，公平吗？
白司长：目前，国内各有关部门在GMP的认识上应该说是基本达到共识。因此，获得GMP认证的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国家推行药品招标采购的策略，本身就是对优质企业的一种倾斜。现在很多医院已经公开：“没有GMP，别进门。”在价格上，良莠开始分明，据粗略估计，GMP产品比一般产品的平均价格高出30%。（记者：当然，这种幅度是否到位还有待科学论证。但毕竟是个好兆头。）至于制药企业本身，更多的是把GMP作为一种声誉和形象。他们把获得这种资格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筹码。因此，尽管目前政府并没有对非GMP企业有什么强行的规定，但是，市场和人气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它们打入另册。
（记者：一旦我们广大的患者对GMP有所觉悟，那么我们的5000多家制药企业将重新洗牌。消费者说“不”的那一天，无论政府强制与否，没有质量保证的企业都将丧失生存的可能。）
记者：一味地降低药品价格对规范化生产的企业是否会造成冲击？药品的安全性能否有所保证？
白司长：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站在监督生产的角度看问题——药品，有它的特殊性。价格上，国家应该有一定的控制权力。这是我国的医疗制度使然，医疗费用的支出相当部分是由社会承担的。而社会的的承担能力又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当收支出现不平衡状态时，政府自然会对难以承受的价格进行调控。尤其发展中国家，这类矛盾比较突出。
当然，价格调控应该分品种。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要保证价格的基本承受能力。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药品分类管理。
同时必须看到，在药品的价格定位上，生产成本的确定，是一个主要的依据。我们目前在成本制定上尚没有规范，这一点至关重要。随意性的结果必然是无法按一个标准进行量化——比如，科研投入占的比例是多少？市场开发又是多少？等等，如果社会平均成本价格无法确定，那么价格制订就很难科学。
现在，业内流行这样的说法：“没认证的企业等死；认证的企业找死。”此话的意思是，已经进行GMP标准化生产的企业，因为投入巨大，成本居高，如果市场价格不到位，那么只有死得更快。（记者：人为的操纵价格杠杆，有时会顾此失彼，导致市场无序竞争。而无序竞争的结果如果挫伤的是优质企业的感情，这正是所有的人最担心的问题。药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如果GMP企业纷纷退场，我们药品的质量又从何谈起？难说“便宜”中不隐含着生命的代价。）
记者：在我们了解了GMP认证工作的重要性后，很想知道，为什么市场上仍然不断出现假药、劣药？对GMP认证的企业还有没有持续不断的监督控制手段？
白司长：市场假药、劣药事件时有发生，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看到，随着法制的健全，监督力度的加大，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会逐渐走向健康有序。（记者：这种监督控制方法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生产领域；二是流通领域，现在市面上药店比米店还多，这种现象正常吗？）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GMP认证的企业，依然存在质量隐患，GMP不是一劳永逸的，放松了规范操作，同样会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我们对GMP企业是定期复查，跟踪检查以及有重点的调查。（记者：跟踪监督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认证完毕便万事大吉，那么GMP证书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我们的药品质量仍然是没有着落。）
记者：您认为我国在GMP的标准上与国际标准有什么不同？
白司长：GMP作为制药企业的生产质量规范，我国于1988年正式颁布。1998年又做了修订。我国现行GMP标准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版本，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目前我们的标准与欧、美的版本有一些区别。比如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环境洁净度的指标。欧、美没有制定级别，而我们明确规定空气洁净度30万级（空气洁净度指标以数字级别小为好），这样的规定符合中国的特点。因为我们的厂区环境、设备条件等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空气洁净度于那些国家可能是多余，但在中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指标。
（记者：目前，我国尚有80%的企业还没有达到GMP的要求，这一点不能不说与欧、美等相距甚远。从近年来GMP的推行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它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等资产整合。更重要的是，为了十几亿人口的用药安全、有效，中国的制药企业应该尽快地纳入GMP的国际标准之下。）
记者：您认为在GMP推行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药品生产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白司长：监督实施药品GMP是为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同时也是调整医药生产结构的重要手段。我们不要求目前几千家企业都花费巨资进行GMP改造，也不必要。没有优势品种，没有发展后劲的企业应尽早考虑如何进行改组或转产，不必等到必须停产的那一天。同时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正在考虑GMP的认证工作将由省和国家二级承担。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发展参差不齐，届时会不会出现标准松动？甚至东、西部高低不同？当然，如果地方保护主义的故伎重演，又会不会导致整体标准降低？（记者：这些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药品生产安全部门最担心的。）总之，怎么能保证对GMP的论证，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是最主要的。比较理想的作法是，既减少审批程序，但又不失国家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督、控制，从而使GMP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不走样。如此，将会有利于药品安全有效和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药品价格是否存在虚高现象？如果存在，那么究竟虚在哪里？高在哪里？
我国目前医疗单位依然是“以药养医”，药房收入一般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60%。（记者：那么，如此丰厚的获利空间，难道就不能考虑一下，如何在销售领域进行一下相应的调整？）
事实上，目前医药生产企业已经负担很重，特别是那些严格按照GMP规范化生产的企业，他们的利润已经非常有限。（记者：我们陆续报道过一些GMP企业，如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他们因为严格按照规范生产，在药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投入都是很大的。如果继续过量地压低药品的价格，无异于竭泽而渔。试想一下，由于无法维持生产，企业要不要关门？而企业关门，国家的税收从哪里来？社会的就业问题又从何谈起？同时很难说，由于过分挤压了企业的利润，会不会使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还十分脆弱的GMP规范体系受到冲击？那样，药品的质量又该找谁质问？）
另外，几次压低药品价格，患者本身又真正享受到多少实惠和方便？（记者：人，可以是各种角色，但是，“患者”于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有病，必吃药，也因此绝少有人对药品陌生。作过患者，体会最深的是，希望药好，好到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果真如此，感激涕零。显然，对于药品，当质量与价格同时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患者首选的是质量。安全、有效，这是药品最本质的存在价值。基于此，在我们的决策中，是否首先应该考虑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需要。正因此，我们希望全社会呵护有利于药品质量稳定的做法，而有意识地遏制诱发药品质量下滑的因素。患者需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