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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组织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9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通向哥本哈根》在京正式发布,绿皮书分析了当前国际气候谈判和未来走势。
认知、意愿和利益将左右谈判
绿皮书认为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基石是: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在科学认知方面主流趋同、争议犹存。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对气候变暖的成因和影响仍存在学术争论,但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的总体认识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
在政治意愿方面则是高调频弹,“舍近求远”。今年高密度的首脑会议,包括7月的八国峰会、9月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以及随后的20国领导人会议,气候变化成为主题,各国政治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高度一致,高调特谈,态度明确。然而,在涉及到具体目标时“舍近求远”,即对长远目标基本持积极态度,尽管对减排目标存有分歧,但基本接受到2050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然而对近期目标的态度则相反,发达国家对巴厘路线图所要求的达成深度减排中期目标即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25%-40%,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大打折扣,甚至抛弃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承诺减排目标。
而经济利益格局的复杂性也让各国患得患失。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各种利益格局交织在一起,各国都希望维护本国利益。发达国家极力反对中期深度减排,所担心的是当前需要付出的减排成本、发展中国家难于参与承诺中期减限排目标,要求维护的是其必要的发展空间。
中期减排目标更可行
鉴于大致趋同的科学认知和声调极高的政治意愿,巴厘路线图所要求全球对长远目标的共同愿景,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形成。绿皮书对长远目标的实现基本持乐观态度,到2050年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水平应该稳定在450ppm的目标会最终体现在哥本哈根国际会议文件中。然而要实现共同愿景,适应、资金、技术和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一揽子目标将不可或缺,这在原则上发达国家应该可以接受。把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综合考虑,四轮驱动,不只强调某一领域。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气候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中期的减排目标。巴厘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减缓行动,均需要资金技术的推动;由于气温不可避免的升高,适应气候变化就成为必需。然而,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与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国家和散布于苍茫大海中的小岛国,适应气候变化。
两大阵营、三股力量构成谈判格局
绿皮书指出,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一开始就形成南北两大阵营,即历史排放多、当前人均排放高、资金技术实力强的发达国家和历史排放少、当前人均排放低、资金技术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1992年达成、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但长期以来,两大阵营利益关系和关注的焦点存在较大差异。
主导国际气候进程的,有三股重要力量: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
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发起者和积极推动者,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政治力量,率先明确自身减排目标;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不愿意做欧盟倡导的框架的追随者,但也不愿意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展示出积极姿态,但其中期减排目标过于保守,且以发展中大国参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其他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政治立场上也追随美国,形成“伞形集团”。尽管在京都议定书上出现过分歧,对于哥本哈根的谈判,姿态上也有差异,但对于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仍然大同小异。“77国集团+中国”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强能力建设等,在这些基本原则上立场一致。但由于各国差异很大,利益诉求也有不同,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
后哥本哈根:需要全新减排方案
绿皮书对哥本哈根谈判之后的前景也做出了预测和分析,认为如果哥本哈根能达成框架性的政治协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进一步就各方面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深化完善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内容。
京都议定书模式的“祖父原则”,即按某一基年等比例减排承诺方式,显然不适用后哥本哈根谈判,必须要有全新的方案,通过一揽子的碳预算总量控制,才能确保2050年的温升和浓度目标。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规定,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目标年限拟为2020年。2020年以后的国际减排协定,显然要在2020年以前启动谈判进程。届时,发达国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减排协定,许多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全球减限排的承诺。
京都议定书的困境、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艰难,意味着后哥本哈根的谈判将更为艰巨,必将考验人类的智慧,要求革命性地创新。中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全球碳预算管理的方案,为建立一个公平而又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摸索出了一条新路。
中国仍有减排空间
对于中国如何有所作为,绿皮书也给出了建言:首先要出于自愿地承诺。胡锦涛主席在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演讲,显然是基于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愿行动,涉及的目标包括:单位GDP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增加森林碳汇,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这些行动,国际协定中并没有规定,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愿承诺性质。
其次,中国的减排空间跟发达国家的支持程度息息相关,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下,由于发达国家通过购买减排额度的项目开发,使得中国开展了许多在自愿条件下难于进行的项目,如许多风电、余热利用、生物质能利用的项目。这就意味着,如果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可量化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可以做出更大的减排贡献。
认知、意愿和利益将左右谈判
绿皮书认为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基石是: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在科学认知方面主流趋同、争议犹存。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对气候变暖的成因和影响仍存在学术争论,但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的总体认识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
在政治意愿方面则是高调频弹,“舍近求远”。今年高密度的首脑会议,包括7月的八国峰会、9月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以及随后的20国领导人会议,气候变化成为主题,各国政治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高度一致,高调特谈,态度明确。然而,在涉及到具体目标时“舍近求远”,即对长远目标基本持积极态度,尽管对减排目标存有分歧,但基本接受到2050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然而对近期目标的态度则相反,发达国家对巴厘路线图所要求的达成深度减排中期目标即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25%-40%,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大打折扣,甚至抛弃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承诺减排目标。
而经济利益格局的复杂性也让各国患得患失。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各种利益格局交织在一起,各国都希望维护本国利益。发达国家极力反对中期深度减排,所担心的是当前需要付出的减排成本、发展中国家难于参与承诺中期减限排目标,要求维护的是其必要的发展空间。
中期减排目标更可行
鉴于大致趋同的科学认知和声调极高的政治意愿,巴厘路线图所要求全球对长远目标的共同愿景,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形成。绿皮书对长远目标的实现基本持乐观态度,到2050年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水平应该稳定在450ppm的目标会最终体现在哥本哈根国际会议文件中。然而要实现共同愿景,适应、资金、技术和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一揽子目标将不可或缺,这在原则上发达国家应该可以接受。把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综合考虑,四轮驱动,不只强调某一领域。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气候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中期的减排目标。巴厘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减缓行动,均需要资金技术的推动;由于气温不可避免的升高,适应气候变化就成为必需。然而,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与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国家和散布于苍茫大海中的小岛国,适应气候变化。
两大阵营、三股力量构成谈判格局
绿皮书指出,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一开始就形成南北两大阵营,即历史排放多、当前人均排放高、资金技术实力强的发达国家和历史排放少、当前人均排放低、资金技术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1992年达成、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但长期以来,两大阵营利益关系和关注的焦点存在较大差异。
主导国际气候进程的,有三股重要力量: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
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发起者和积极推动者,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政治力量,率先明确自身减排目标;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不愿意做欧盟倡导的框架的追随者,但也不愿意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展示出积极姿态,但其中期减排目标过于保守,且以发展中大国参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其他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政治立场上也追随美国,形成“伞形集团”。尽管在京都议定书上出现过分歧,对于哥本哈根的谈判,姿态上也有差异,但对于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仍然大同小异。“77国集团+中国”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强能力建设等,在这些基本原则上立场一致。但由于各国差异很大,利益诉求也有不同,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
后哥本哈根:需要全新减排方案
绿皮书对哥本哈根谈判之后的前景也做出了预测和分析,认为如果哥本哈根能达成框架性的政治协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进一步就各方面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深化完善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内容。
京都议定书模式的“祖父原则”,即按某一基年等比例减排承诺方式,显然不适用后哥本哈根谈判,必须要有全新的方案,通过一揽子的碳预算总量控制,才能确保2050年的温升和浓度目标。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规定,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目标年限拟为2020年。2020年以后的国际减排协定,显然要在2020年以前启动谈判进程。届时,发达国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减排协定,许多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全球减限排的承诺。
京都议定书的困境、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艰难,意味着后哥本哈根的谈判将更为艰巨,必将考验人类的智慧,要求革命性地创新。中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全球碳预算管理的方案,为建立一个公平而又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摸索出了一条新路。
中国仍有减排空间
对于中国如何有所作为,绿皮书也给出了建言:首先要出于自愿地承诺。胡锦涛主席在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演讲,显然是基于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愿行动,涉及的目标包括:单位GDP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增加森林碳汇,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这些行动,国际协定中并没有规定,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愿承诺性质。
其次,中国的减排空间跟发达国家的支持程度息息相关,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下,由于发达国家通过购买减排额度的项目开发,使得中国开展了许多在自愿条件下难于进行的项目,如许多风电、余热利用、生物质能利用的项目。这就意味着,如果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可量化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可以做出更大的减排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