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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公司CEO皮查伊、微软公司CEO纳德拉、Adobe公司总裁纳拉延、日本软银集团候任CEO阿罗米、百事可乐历史上首位女性CEO努伊……你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这些企业家的名字，除了他们执掌的都是全球一流的大公司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印度裔。
现在，印度似乎也终于迟迟想起了这些“印人印侨”——相比起华人华侨，他们同样在海外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却很少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故乡的落后面貌，更别提“叶落归根”了。如今，在—位以中国式效率推进经济改革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带领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些人说不定相当有用。于是印侨资本在新规定下有条件地受到了欢迎：新的身份证制度可让印侨免签回国；只要是有利于发展技能培训项目“技能印度”（Skill India）和改善卫生环境的“清洁印度”（Clean India）等核心政策的印侨投资，一律放宽限制，大开绿灯。
以前可不是这样。与张开双臂拥抱华人华侨资本来推动经济改革的中国相反，印度长期拒绝印侨投资，理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印度裔的钢铁大王米塔尔在欧洲大获成功后，在试图进入印度市场时却屡遭挫败。这固然是因为印度自圣雄甘地（尽管他本人也是46岁才回国的印侨）起就特别注重保护国内的传统产业，但平心而论，也是因为这类印侨投资本身常会带来一些受争议的问题。直至五六年前，印度產业机构一直是奇怪的“高低高”模式（农业和服务业比重高，而工业萎靡不振），所吸收的境外投资中，服务业以两倍于第二名IT业的比率遥遥领先。问题在于，在印度这样一个保守的社会，正如一位留美归来的印度人Siddharthartha所说的，“人们认为客服这种工作不过是给古老的剥削披上了新的外衣，那些长时间工作、晚上加班、伪装成西方公民和口音的人就是‘网络苦力’。”
就这样，当一个印度人在海外获得成功时，他既不像华人那样想回去，而故乡似乎也没那么欢迎他回去。印度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重回故土后，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写道：“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那是有距离的。很多在美国觉得人际冷淡的印度人，哪怕仅仅回印度出差，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宁可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在凭借IT业新兴起来的城市海德拉巴郊外，很多别墅都是“非印度籍印度人”所拥有的，然而他们更乐意住在—个封闭的、与那个嘈杂的“旧印度”隔开的空间里。
当然，话又说回来，像华人这样生活了几代人都还只把所在国当作是暂时栖身之地的移民群体，原本也是极为少见的。相比起来，海外印度人往往在海外找到更好的机会后，就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何况，就印侨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来看，他们的商业成功往往是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他们是很好的个体小商人，却不大建立复杂的股份制公司来运作大规模商业经营。不少海外印度知识精英还抱有一种特殊的信念，认为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利润，乃是—件有失身份的事。近二三十年来，在美国的印度裔精英倒是创立了不少公司（有人说，20万印度高才生在美国有一块“名叫硅谷的殖民地”），其人均收入是国内印度人的100倍以上，然而，他们常常很快融入欧美社会，甚至很少寄钱回印度。
这并不是偶然的。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那些卓越的大脑，常常把去往西方留学视为自己爬出贫困陷阱的阶梯——他们原本就是想要离开这里，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很多人在移居海外时都提到“令人窒息的麻木的官僚政治”、“脏、乱、拥挤的城市环境”，以及“印度国内一流工作的贫乏”。事实上，早在三十多年前，一位传奇性的国会议员PilooMody就曾向当时的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提出过一个至今难以回答的问题：“请教总理，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在世界任何政府环境下都能经营成功，只有在印度本土搞不好经济呢？”那时的印度政府对这些“离开印度的人”看来也不大在意，似乎很乐见于他们减轻了本国的负担。前印度驻美大使阿比德·侯赛因曾轻：松地表示：“人才外流要比没有人才好很多。”而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也并不痛心这些辛苦培养出来的头脑未能服务于印度的强盛，他认为那是“人才银行”，当祖国需要时还可以从“银行”中随时支取，似乎那是招之即来的一笔“安全储蓄”。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发展迟缓的国家，印度一直都很需要这些侨民，然而它既没想过怎么挽留他们，也没在家改善环境，铺好红地毯迎接他们。身为印度人的血统并不足以驱使他们回到印度投资，正如美国人也并非必然就要选择投资英国。
不过，不仅印度需要这些印侨，印侨其实也需要印度一那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如电影制片人斯密丽蒂·蒙德拉曾说过的，“谁需要美国观众？这里总共才三亿人而已。”许多华人华侨也正是通过对华投资，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印度想依靠印侨来改变自我，那首先就得让这些人有充足理由感觉到，回国投资与其说是一种责任，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毕竟，要让人做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会容易得多。
现在，印度似乎也终于迟迟想起了这些“印人印侨”——相比起华人华侨，他们同样在海外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却很少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故乡的落后面貌，更别提“叶落归根”了。如今，在—位以中国式效率推进经济改革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带领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些人说不定相当有用。于是印侨资本在新规定下有条件地受到了欢迎：新的身份证制度可让印侨免签回国；只要是有利于发展技能培训项目“技能印度”（Skill India）和改善卫生环境的“清洁印度”（Clean India）等核心政策的印侨投资，一律放宽限制，大开绿灯。
以前可不是这样。与张开双臂拥抱华人华侨资本来推动经济改革的中国相反，印度长期拒绝印侨投资，理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印度裔的钢铁大王米塔尔在欧洲大获成功后，在试图进入印度市场时却屡遭挫败。这固然是因为印度自圣雄甘地（尽管他本人也是46岁才回国的印侨）起就特别注重保护国内的传统产业，但平心而论，也是因为这类印侨投资本身常会带来一些受争议的问题。直至五六年前，印度產业机构一直是奇怪的“高低高”模式（农业和服务业比重高，而工业萎靡不振），所吸收的境外投资中，服务业以两倍于第二名IT业的比率遥遥领先。问题在于，在印度这样一个保守的社会，正如一位留美归来的印度人Siddharthartha所说的，“人们认为客服这种工作不过是给古老的剥削披上了新的外衣，那些长时间工作、晚上加班、伪装成西方公民和口音的人就是‘网络苦力’。”
就这样，当一个印度人在海外获得成功时，他既不像华人那样想回去，而故乡似乎也没那么欢迎他回去。印度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重回故土后，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写道：“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那是有距离的。很多在美国觉得人际冷淡的印度人，哪怕仅仅回印度出差，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宁可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在凭借IT业新兴起来的城市海德拉巴郊外，很多别墅都是“非印度籍印度人”所拥有的，然而他们更乐意住在—个封闭的、与那个嘈杂的“旧印度”隔开的空间里。
当然，话又说回来，像华人这样生活了几代人都还只把所在国当作是暂时栖身之地的移民群体，原本也是极为少见的。相比起来，海外印度人往往在海外找到更好的机会后，就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何况，就印侨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来看，他们的商业成功往往是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他们是很好的个体小商人，却不大建立复杂的股份制公司来运作大规模商业经营。不少海外印度知识精英还抱有一种特殊的信念，认为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利润，乃是—件有失身份的事。近二三十年来，在美国的印度裔精英倒是创立了不少公司（有人说，20万印度高才生在美国有一块“名叫硅谷的殖民地”），其人均收入是国内印度人的100倍以上，然而，他们常常很快融入欧美社会，甚至很少寄钱回印度。
这并不是偶然的。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那些卓越的大脑，常常把去往西方留学视为自己爬出贫困陷阱的阶梯——他们原本就是想要离开这里，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很多人在移居海外时都提到“令人窒息的麻木的官僚政治”、“脏、乱、拥挤的城市环境”，以及“印度国内一流工作的贫乏”。事实上，早在三十多年前，一位传奇性的国会议员PilooMody就曾向当时的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提出过一个至今难以回答的问题：“请教总理，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在世界任何政府环境下都能经营成功，只有在印度本土搞不好经济呢？”那时的印度政府对这些“离开印度的人”看来也不大在意，似乎很乐见于他们减轻了本国的负担。前印度驻美大使阿比德·侯赛因曾轻：松地表示：“人才外流要比没有人才好很多。”而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也并不痛心这些辛苦培养出来的头脑未能服务于印度的强盛，他认为那是“人才银行”，当祖国需要时还可以从“银行”中随时支取，似乎那是招之即来的一笔“安全储蓄”。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发展迟缓的国家，印度一直都很需要这些侨民，然而它既没想过怎么挽留他们，也没在家改善环境，铺好红地毯迎接他们。身为印度人的血统并不足以驱使他们回到印度投资，正如美国人也并非必然就要选择投资英国。
不过，不仅印度需要这些印侨，印侨其实也需要印度一那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如电影制片人斯密丽蒂·蒙德拉曾说过的，“谁需要美国观众？这里总共才三亿人而已。”许多华人华侨也正是通过对华投资，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印度想依靠印侨来改变自我，那首先就得让这些人有充足理由感觉到，回国投资与其说是一种责任，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毕竟，要让人做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会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