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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内蒙古正蓝旗的元上都宣布建立大元朝，并在七年后，颁布命令，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个大朝代的建立，需要办的大事有多少？“浮梁磁局”的建立，说明了什么？其蒙古人的理念是什么？文化背景和根据又是什么呢？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960—1279），已经逐步形成有五大名窑的普遍成熟，并多应用在宫廷使用的器皿之中，蒙古人并不去享用这些现成的陶瓷成果，却选定了在偏僻的景德镇建立“浮梁磁局”，这其中大有文章。
元政府设立的“浮梁磁局”
《元史·百官志》里记载，“浮梁磁局”在将作监诸路金玉人匠总官府下管辖，《元史·百官四·将作院》记载：“将作院，秩正二品”。将作院下属设有府、司、所、局、院、库等多种机构，其中有局21所，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所有156处，还有“杂造”11所、丝织所65个、织佛像所1个，元代管理的作坊设置机构虽然很多，但真正烧造陶瓷的作坊数量极少，记载烧造陶瓷的只有“浮梁磁局”和大都四窑场，而大都四窑场烧造的是琉璃砖瓦建筑构件产品，能够为宫廷官府烧造生活瓷器的仅设立了“浮梁磁局”一处。
景德镇湖田窑，盛产青白瓷，虽然在当时不属于一流陶瓷制品，但湖田窑的青白釉产品质量，已经达到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擎”的效果。这说明，蒙古人对整个中国陶瓷品种的概况，是作了详细调查研究的，他们看重的是这青如天的色调，这素白釉色的庄重和淡雅。在这个基本釉色的基础上，“浮梁磁局”首先创烧出了枢府釉色品种，这种枢府釉色，属于乳浊釉面，这种庄重沉稳的枢府釉，更加符合蒙古人的审美取向，在各种规模的祭祀活动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蒙古人最早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崇拜大自然，后又信奉藏传佛教，祭祀活动繁琐频繁，对重大规模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陶瓷制品要求很高。“浮梁磁局”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蒙古皇庭提供高等级的祭祀专用器物，这应该就是，蒙古人要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的初衷和目的。只有蒙古人对烧造瓷器的重视和需要，才打下了能够迅速创烧出真正意义上的釉下青花产品的坚实基础。
《元史·百官四·将作院》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这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浮梁磁局”的工作任务。“浮梁磁局”掌烧瓷器，确定它的管理级别是秩正九品，正九品的编制属于百户侯，管理着正式注册入籍的窑工100户，在将作院秩正二品的管理之下，“有命则烧，无命则停”。
记载元朝的历史文献很少，更看不到有关陶瓷的详细叙述，每每一到元朝记事寥寥几笔代过，大家都说真正的文物可以对话，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已经拥有的陶瓷文物及藏品，来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件器型硕大、工艺复杂、纹饰特殊，气势恢宏的枢府釉色的铺首大瓶，代表了“浮梁磁局”等级最高的产品。在一定数量的三供、五供、香炉、香薰祭品上，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图1、2）
官府规定了双角五爪是官方使用的纹饰，而三爪、四爪龙纹则是民间使用的纹饰，虽然都是一个品种，官窑和民窑产品质量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图3、4）
我们看到重要的祭祀器物中，大多使用凤纹作为主纹饰，说明祭祀活动是由女性母亲来负责掌管。
根据景德镇考古资料分析，烧造元青花的窑址达到28处之多，没有发现的窑址一定还更多，归“浮梁磁局”管辖的大窑位置，是在南宋窑址的基础上，选择出条件最好的窑位，而且这些窑位是四处分散并没有集中在一起，这样就给依附在“浮梁磁局”大窑附近的中小窑户创造了生存的条件，我们从大量的元代瓷器烧造质量中，完全可以分辨出它们不同等级和身份，我们更能够根据元代瓷器的器型大小和特殊纹饰的应用，从整体陶瓷制品使用的原材料质量中，综合纵观排比来区分出，哪些属于“浮梁磁局”生产的官窑制品，哪些属于中小窑户生产的等级不同的民用制品。（图5、6、7、8）
“浮梁磁局”创造了两个奇迹
1.元青花的创烧年代和成就
发现元代有青花瓷器的事情，是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了，当时我国还处在民国时期，正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大的事情就是解决老百姓温饱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们，是他们最早发现了元代有青花的证据，著名的“云龙象耳瓶”上至正11年（1351）的文字记载，确定了元青花产生于14世纪中叶的学说，并在古波斯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的旧皇宫里，找到了这些可靠的证据。
消息传到我国是上世纪60年代了，我国的学者们更喜欢把这个时期生产的器物统称为至正型。笔者从1992年开始，利用在海南工作的机会，首先发现了元青花出水瓷残片（海捞），并于2004年在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正式展出，当场受到南京博物院张浦生先生的高度赞扬，从而使我逐步走上专项收藏研究元青花的道路。笔者在2004年就已经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会员，对陶瓷上的文字极为重视，发现了散落在民间元青花上带文字的“照子”有165枚之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照子”有多大的研究价值，感觉和元代青花的样子比较接近，就征集搜集起来，慢慢积少成多。当笔者参加了2009年北京艺博在首博举办的元青花73件大聚首展览时，才明白了“元青花照子”的研究功能和重要地位。
笔者发现了记载“至正”时期的文字比较多，说明在至正时期，烧造青花瓷器是非常活跃的。（图9、10、11、12）
在一件窑工们使用的“研磨棒”上，发现了“元统二年”的字样，使得元青花使用的时间提前到了元统年间，完全可以证明，元青花这个产品在此间（1334）已经非常成熟并普遍使用。笔者又在一件残破的香炉上，发现了“孔林 大成殿永#供养 元治至壬戌敬造”的字樣，虽然青花字体部分被串烟，我们完全可以清晰辨别出这些文字的排列和字体模样，从而判断出，在（1322）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釉下青花品种的烧造，并给儒家孔林的大成殿烧造祭祀专用的特大号香炉。这个时期要比至正11年提前了29年。 “浮梁磁局”从1278年设立开始运作，终止年代应该是至正12年（1352），为蒙古政府烧造瓷器满打满算有70多年。至正12年以后，由于农民军大规模的骚扰，蒙古军队撤出景德镇，正常的瓷器烧造停止，但小规模的烧造完全可以照旧。“浮梁磁局”的产品，保障拥有各种优质的原材料是重要依据，原材料的保管和分配、纹饰的确定监督和使用，以及产品质量的检验、成品的分配和配送运输，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浮梁磁局”的管理支撑是根本无法完成的。这样说来，“浮梁磁局”生产烧造的瓷器，无疑是官窑性质的产品。
元青花能一鸣惊世，是多种因素集中发挥出来的产物。元世祖忽必烈登基的元上都，蒙语称为“兆奈曼苏默”，寓意是指：108庙的地方。这说明元朝政府对异国各种民族教派的宽容和融合，对全世界范围不同文化的认同，这是一个总体开放性的大政策，重视技术工匠的人才，实行“惟匠得免”的宣传，这对整体社会技术的开发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发酵作用。元青花能够迅速创烧成功，首先是政府给予的这种宽松开放的政策环境，其次是中国窑工们长期的一个梦想和追求，也是元代窑工们聪明才智的发挥，同时也符合元代整个社会不同文化的融合大风气大环境，才开创出中国陶瓷乃至世界陶瓷史的新纪元。这样的丰功伟绩，“浮梁磁局”功不可没，证实了忽必烈当时的英明决策，这就是“浮梁磁局”创造出真正意义上釉下青花色彩的一大奇迹。
2.元青花产品传播创造奇迹
元青花的创烧成功名声大震，深受不同文化人士的喜爱，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超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青花的输送，除了海上的丝绸之路运输，还有草原丝绸之路。我们可以沿着从北京元大都出发，到元上都遗址，集宁路遗址、燕家梁遗址、黑水城遗址到蒙古国的哈拉和林古城遗址，都考古发现了元青花的遗迹，从这些点点滴滴元青花的蛛丝马迹，可以证实这条草原丝绸之路输送元青花的准确路线。这就是“浮梁瓷局”在元青花产品输送中，创造迅速广泛传播的第二个奇迹。
3.元青花给元朝政府带来丰厚的利润
元青花产品当时就得到各界不同阶级人们的认同，能够使用元青花产品成了一种荣誉和尊贵，这在元朝是一件大事。北京文物局2009年公布自1964年到2009年，全国发现元青花窖藏78处，涉及到16个省市自治区，考古出土了元青花共206件。这说明，元青花产品在我国中原地区普遍认同和使用，完全可以确定我国是普遍使用元青花产品的地区之一。1964年保定地区发现的窖藏，出土元青花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档次等级都属于元青花产品的顶级水平，这种工艺技巧的运用，甚至超过了波斯地区元青花产品的工艺水准。元青花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政府都可以得到丰厚的税收回报和荣誉。
元青花的娘家是景德镇，元青花的婆家就是大草原上的蒙古人和他的朋友们。元青花以绚丽幽蓝色分五彩的技能以及器型硕大和变换的模样，征服了世界。大草原就像大海一样的辽阔和深奥，有狂风暴雨的疯狂也有风平浪静的池塘，有蓝蓝的天空和翻卷的白云，凝聚着太多的神秘和生命力量。
元青花的纹饰与大草原紧密相连
1.昭君思乡纹饰
传说，王昭君到了草原，其使用的琵琶乐器，经过慢慢传播，被蒙古工匠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的改动，和原来的琵琶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改动过的这种乐器，蒙古人叫“火不思”，至今在锡林郭勒盟地区流传演奏。
端庄秀丽，身穿华丽服饰，端坐在交椅之上，双手扶抱着琵琶，女士多彩的头饰，身后亭台楼阁，身边配套的家具，桌子、折叠椅、乐器、灯具、尤其是这把折叠椅，在元世祖忽必烈狩猎图中曾经出现，是典型蒙古人使用之物。（图13）
2.池塘鸳鸯纹饰
在元朝宫廷的服饰中，会出现类似一对鸳鸯戏水的画绢，文献里记载叫“满池娇”，我们一般喜欢叫鸳鸯池塘纹。我们驾车飞奔在草原当中，经常看到草原里会出现一些水坷、水洼，这水里会出现一些水鸟和芦雁在戏水，这就是典型的草原盛景。（图14）
3.元青花《道教全真七子纹》大罐，纹饰中有七位道教人物，他们分别是：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各种山石花草茂盛，其中有一种花挺拔屹立，大家猜来猜去都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在“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资料的图册中，我们找到了类似同样的图案，这就是草原上的金莲花。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这金莲花只有一个地方生长，那就是当时称之为世界最有名气的“元上都”，这个遗址的地名，就是因为生长这种花而得名“金莲川”。那么，是“元上都”的画匠去了景德镇参与作画？还是景德镇画师来到元上都采风？我们不得而知，金莲花展现在元青花大罐的纹饰中那是真实的。（图15）
4.如意纹饰
各种变形的如意纹饰，今天，在大草原上随处可见。（图16）
5.甪端纹饰
伟大的成吉思汗，在攻打东印度铁门关的时候，听到了甪端的传说，并开始撤兵的故事。（图17）
6.芦雁衔草纹饰
元青花的研究首先要分清真伪
所谓青花，即是以钴料为着色剂，施透明釉，经过1300℃以上的一次性烧造，形成蓝白相间绚丽无比的釉下彩瓷器。我国，瓷器的烧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甚至提前到夏代，最早出现釉下彩是三国东吴时期。唐代长沙窑出现釉下褐彩，隋唐白瓷和唐三彩唐青花的出现，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影响下，元代景德镇窑创烧出真正意义上的釉下青花彩瓷。
元青花的创烧成功，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绘画，精彩高超的绘画功底和大量元杂剧的历史故事，以及活泼生动、丰富多彩的民俗习惯常用纹饰，把元青花这个品种推向了艺术顶峰。从已知的藏品以及大量残片纹饰中看得出：纹饰中包含有蒙古族文化，有伊斯兰文化，有中原传统民俗文化，有藏传佛教文化，有基督教文化，有道教文化和高丽文化，有儒家文化，更有蒙古人喜爱的酒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多种文化的大融合大交流的结晶，蒙古族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是主要文化类型，这些文化元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元青花里，蕴藏着太多的神秘还有待我们去系统研究破解。（图18、19）
元青花的仿制是从1981年，由景德镇陶瓷馆和东风陶瓷厂组成18人领导小组开始的，中国陶瓷研究专辑《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一辑，发表了一篇《元代青花瓷的复制技術》，一夜之间，元青花的复制仿制拉开了帷幕。不同档次等级的仿品、五花八门的臆造品、铺天盖地被输送到各个角落，太多的人群把这种复制品，当作真品来收藏研究展示，很多地区成了重灾区，严重影响了元青花的正常研究，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一些现象。对于元青花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个大朝代的建立，需要办的大事有多少？“浮梁磁局”的建立，说明了什么？其蒙古人的理念是什么？文化背景和根据又是什么呢？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960—1279），已经逐步形成有五大名窑的普遍成熟，并多应用在宫廷使用的器皿之中，蒙古人并不去享用这些现成的陶瓷成果，却选定了在偏僻的景德镇建立“浮梁磁局”，这其中大有文章。
元政府设立的“浮梁磁局”
《元史·百官志》里记载，“浮梁磁局”在将作监诸路金玉人匠总官府下管辖，《元史·百官四·将作院》记载：“将作院，秩正二品”。将作院下属设有府、司、所、局、院、库等多种机构，其中有局21所，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所有156处，还有“杂造”11所、丝织所65个、织佛像所1个，元代管理的作坊设置机构虽然很多，但真正烧造陶瓷的作坊数量极少，记载烧造陶瓷的只有“浮梁磁局”和大都四窑场，而大都四窑场烧造的是琉璃砖瓦建筑构件产品，能够为宫廷官府烧造生活瓷器的仅设立了“浮梁磁局”一处。
景德镇湖田窑，盛产青白瓷，虽然在当时不属于一流陶瓷制品，但湖田窑的青白釉产品质量，已经达到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擎”的效果。这说明，蒙古人对整个中国陶瓷品种的概况，是作了详细调查研究的，他们看重的是这青如天的色调，这素白釉色的庄重和淡雅。在这个基本釉色的基础上，“浮梁磁局”首先创烧出了枢府釉色品种，这种枢府釉色，属于乳浊釉面，这种庄重沉稳的枢府釉，更加符合蒙古人的审美取向，在各种规模的祭祀活动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蒙古人最早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崇拜大自然，后又信奉藏传佛教，祭祀活动繁琐频繁，对重大规模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陶瓷制品要求很高。“浮梁磁局”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蒙古皇庭提供高等级的祭祀专用器物，这应该就是，蒙古人要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的初衷和目的。只有蒙古人对烧造瓷器的重视和需要，才打下了能够迅速创烧出真正意义上的釉下青花产品的坚实基础。
《元史·百官四·将作院》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这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浮梁磁局”的工作任务。“浮梁磁局”掌烧瓷器，确定它的管理级别是秩正九品，正九品的编制属于百户侯，管理着正式注册入籍的窑工100户，在将作院秩正二品的管理之下，“有命则烧，无命则停”。
记载元朝的历史文献很少，更看不到有关陶瓷的详细叙述，每每一到元朝记事寥寥几笔代过，大家都说真正的文物可以对话，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已经拥有的陶瓷文物及藏品，来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件器型硕大、工艺复杂、纹饰特殊，气势恢宏的枢府釉色的铺首大瓶，代表了“浮梁磁局”等级最高的产品。在一定数量的三供、五供、香炉、香薰祭品上，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图1、2）
官府规定了双角五爪是官方使用的纹饰，而三爪、四爪龙纹则是民间使用的纹饰，虽然都是一个品种，官窑和民窑产品质量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图3、4）
我们看到重要的祭祀器物中，大多使用凤纹作为主纹饰，说明祭祀活动是由女性母亲来负责掌管。
根据景德镇考古资料分析，烧造元青花的窑址达到28处之多，没有发现的窑址一定还更多，归“浮梁磁局”管辖的大窑位置，是在南宋窑址的基础上，选择出条件最好的窑位，而且这些窑位是四处分散并没有集中在一起，这样就给依附在“浮梁磁局”大窑附近的中小窑户创造了生存的条件，我们从大量的元代瓷器烧造质量中，完全可以分辨出它们不同等级和身份，我们更能够根据元代瓷器的器型大小和特殊纹饰的应用，从整体陶瓷制品使用的原材料质量中，综合纵观排比来区分出，哪些属于“浮梁磁局”生产的官窑制品，哪些属于中小窑户生产的等级不同的民用制品。（图5、6、7、8）
“浮梁磁局”创造了两个奇迹
1.元青花的创烧年代和成就
发现元代有青花瓷器的事情，是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了，当时我国还处在民国时期，正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大的事情就是解决老百姓温饱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们，是他们最早发现了元代有青花的证据，著名的“云龙象耳瓶”上至正11年（1351）的文字记载，确定了元青花产生于14世纪中叶的学说，并在古波斯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的旧皇宫里，找到了这些可靠的证据。
消息传到我国是上世纪60年代了，我国的学者们更喜欢把这个时期生产的器物统称为至正型。笔者从1992年开始，利用在海南工作的机会，首先发现了元青花出水瓷残片（海捞），并于2004年在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正式展出，当场受到南京博物院张浦生先生的高度赞扬，从而使我逐步走上专项收藏研究元青花的道路。笔者在2004年就已经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会员，对陶瓷上的文字极为重视，发现了散落在民间元青花上带文字的“照子”有165枚之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照子”有多大的研究价值，感觉和元代青花的样子比较接近，就征集搜集起来，慢慢积少成多。当笔者参加了2009年北京艺博在首博举办的元青花73件大聚首展览时，才明白了“元青花照子”的研究功能和重要地位。
笔者发现了记载“至正”时期的文字比较多，说明在至正时期，烧造青花瓷器是非常活跃的。（图9、10、11、12）
在一件窑工们使用的“研磨棒”上，发现了“元统二年”的字样，使得元青花使用的时间提前到了元统年间，完全可以证明，元青花这个产品在此间（1334）已经非常成熟并普遍使用。笔者又在一件残破的香炉上，发现了“孔林 大成殿永#供养 元治至壬戌敬造”的字樣，虽然青花字体部分被串烟，我们完全可以清晰辨别出这些文字的排列和字体模样，从而判断出，在（1322）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釉下青花品种的烧造，并给儒家孔林的大成殿烧造祭祀专用的特大号香炉。这个时期要比至正11年提前了29年。 “浮梁磁局”从1278年设立开始运作，终止年代应该是至正12年（1352），为蒙古政府烧造瓷器满打满算有70多年。至正12年以后，由于农民军大规模的骚扰，蒙古军队撤出景德镇，正常的瓷器烧造停止，但小规模的烧造完全可以照旧。“浮梁磁局”的产品，保障拥有各种优质的原材料是重要依据，原材料的保管和分配、纹饰的确定监督和使用，以及产品质量的检验、成品的分配和配送运输，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浮梁磁局”的管理支撑是根本无法完成的。这样说来，“浮梁磁局”生产烧造的瓷器，无疑是官窑性质的产品。
元青花能一鸣惊世，是多种因素集中发挥出来的产物。元世祖忽必烈登基的元上都，蒙语称为“兆奈曼苏默”，寓意是指：108庙的地方。这说明元朝政府对异国各种民族教派的宽容和融合，对全世界范围不同文化的认同，这是一个总体开放性的大政策，重视技术工匠的人才，实行“惟匠得免”的宣传，这对整体社会技术的开发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发酵作用。元青花能够迅速创烧成功，首先是政府给予的这种宽松开放的政策环境，其次是中国窑工们长期的一个梦想和追求，也是元代窑工们聪明才智的发挥，同时也符合元代整个社会不同文化的融合大风气大环境，才开创出中国陶瓷乃至世界陶瓷史的新纪元。这样的丰功伟绩，“浮梁磁局”功不可没，证实了忽必烈当时的英明决策，这就是“浮梁磁局”创造出真正意义上釉下青花色彩的一大奇迹。
2.元青花产品传播创造奇迹
元青花的创烧成功名声大震，深受不同文化人士的喜爱，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超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青花的输送，除了海上的丝绸之路运输，还有草原丝绸之路。我们可以沿着从北京元大都出发，到元上都遗址，集宁路遗址、燕家梁遗址、黑水城遗址到蒙古国的哈拉和林古城遗址，都考古发现了元青花的遗迹，从这些点点滴滴元青花的蛛丝马迹，可以证实这条草原丝绸之路输送元青花的准确路线。这就是“浮梁瓷局”在元青花产品输送中，创造迅速广泛传播的第二个奇迹。
3.元青花给元朝政府带来丰厚的利润
元青花产品当时就得到各界不同阶级人们的认同，能够使用元青花产品成了一种荣誉和尊贵，这在元朝是一件大事。北京文物局2009年公布自1964年到2009年，全国发现元青花窖藏78处，涉及到16个省市自治区，考古出土了元青花共206件。这说明，元青花产品在我国中原地区普遍认同和使用，完全可以确定我国是普遍使用元青花产品的地区之一。1964年保定地区发现的窖藏，出土元青花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档次等级都属于元青花产品的顶级水平，这种工艺技巧的运用，甚至超过了波斯地区元青花产品的工艺水准。元青花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政府都可以得到丰厚的税收回报和荣誉。
元青花的娘家是景德镇，元青花的婆家就是大草原上的蒙古人和他的朋友们。元青花以绚丽幽蓝色分五彩的技能以及器型硕大和变换的模样，征服了世界。大草原就像大海一样的辽阔和深奥，有狂风暴雨的疯狂也有风平浪静的池塘，有蓝蓝的天空和翻卷的白云，凝聚着太多的神秘和生命力量。
元青花的纹饰与大草原紧密相连
1.昭君思乡纹饰
传说，王昭君到了草原，其使用的琵琶乐器，经过慢慢传播，被蒙古工匠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的改动，和原来的琵琶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改动过的这种乐器，蒙古人叫“火不思”，至今在锡林郭勒盟地区流传演奏。
端庄秀丽，身穿华丽服饰，端坐在交椅之上，双手扶抱着琵琶，女士多彩的头饰，身后亭台楼阁，身边配套的家具，桌子、折叠椅、乐器、灯具、尤其是这把折叠椅，在元世祖忽必烈狩猎图中曾经出现，是典型蒙古人使用之物。（图13）
2.池塘鸳鸯纹饰
在元朝宫廷的服饰中，会出现类似一对鸳鸯戏水的画绢，文献里记载叫“满池娇”，我们一般喜欢叫鸳鸯池塘纹。我们驾车飞奔在草原当中，经常看到草原里会出现一些水坷、水洼，这水里会出现一些水鸟和芦雁在戏水，这就是典型的草原盛景。（图14）
3.元青花《道教全真七子纹》大罐，纹饰中有七位道教人物，他们分别是：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各种山石花草茂盛，其中有一种花挺拔屹立，大家猜来猜去都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在“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资料的图册中，我们找到了类似同样的图案，这就是草原上的金莲花。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这金莲花只有一个地方生长，那就是当时称之为世界最有名气的“元上都”，这个遗址的地名，就是因为生长这种花而得名“金莲川”。那么，是“元上都”的画匠去了景德镇参与作画？还是景德镇画师来到元上都采风？我们不得而知，金莲花展现在元青花大罐的纹饰中那是真实的。（图15）
4.如意纹饰
各种变形的如意纹饰，今天，在大草原上随处可见。（图16）
5.甪端纹饰
伟大的成吉思汗，在攻打东印度铁门关的时候，听到了甪端的传说，并开始撤兵的故事。（图17）
6.芦雁衔草纹饰
元青花的研究首先要分清真伪
所谓青花，即是以钴料为着色剂，施透明釉，经过1300℃以上的一次性烧造，形成蓝白相间绚丽无比的釉下彩瓷器。我国，瓷器的烧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甚至提前到夏代，最早出现釉下彩是三国东吴时期。唐代长沙窑出现釉下褐彩，隋唐白瓷和唐三彩唐青花的出现，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影响下，元代景德镇窑创烧出真正意义上的釉下青花彩瓷。
元青花的创烧成功，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绘画，精彩高超的绘画功底和大量元杂剧的历史故事，以及活泼生动、丰富多彩的民俗习惯常用纹饰，把元青花这个品种推向了艺术顶峰。从已知的藏品以及大量残片纹饰中看得出：纹饰中包含有蒙古族文化，有伊斯兰文化，有中原传统民俗文化，有藏传佛教文化，有基督教文化，有道教文化和高丽文化，有儒家文化，更有蒙古人喜爱的酒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多种文化的大融合大交流的结晶，蒙古族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是主要文化类型，这些文化元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元青花里，蕴藏着太多的神秘还有待我们去系统研究破解。（图18、19）
元青花的仿制是从1981年，由景德镇陶瓷馆和东风陶瓷厂组成18人领导小组开始的，中国陶瓷研究专辑《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一辑，发表了一篇《元代青花瓷的复制技術》，一夜之间，元青花的复制仿制拉开了帷幕。不同档次等级的仿品、五花八门的臆造品、铺天盖地被输送到各个角落，太多的人群把这种复制品，当作真品来收藏研究展示，很多地区成了重灾区，严重影响了元青花的正常研究，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一些现象。对于元青花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