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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开始，警察便在民众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清末新政的产物，近些年得到学界关注，不过学界对其探讨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见物难见人。近代北京警察在民众眼中的形象如何？能否回到历史现场去客观认识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晚清画报不失为较佳的考察窗口。画报出现于清末，在北京发展尤速。正如时人描述京城画报之盛：“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与文字记载不同，画报图文互补，更有直观性和亲和力，所呈现出的晚清社会景象更为丰富、生动，成为我们直接触摸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醒世画报》以大篇幅反映北京巡警
在清末北京众多画报中，《醒世画报》是其中一份很有影响的画报。它是少见的日刊，创刊于1909年12月2日，终刊于1910年2月1日，由张凤纲编，李菊侪、胡竹溪等人主绘。这份画报刊行时间将近两个月，发刊近60期，现存43期，为时虽极为短暂，但其笔触生动，文字浅近，嬉笑怒骂，记述了清末北京的市井百态与深刻社会变革，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是观察清末新政晚期北京社会风俗的一扇窗口。它的特点在于，贴近民众生活，关注发生在民众身边的人和事，编者和绘者用普通民众的视角发掘问题，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
对清末图像多有研究的学者陈平原教授有一个论断：“如果说晚清上海洋场最具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是马车上花枝招展的妓女；那么，北京街头上最值得记忆的形象，则当推身穿制服、手执警棍的巡警。”在《醒世画报》中，我们果然发现了很多关于清末新政中巡警的历史信息。据统计，现存43期《醒世画报》中图文出现“巡士”、“巡警”、“警士”及间接以“有管理之责者”、“有保卫治安之责者”等称呼巡警者，共占全部篇幅的近四分之一。数量众多的图文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清末的北京巡警。
巡警在清末是新生事物，为清末新政的产物。“庚子之变”后，为维持京城的社会治安，清廷在联军安民公所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善后协巡总局、工巡局，原有治安机构除步军统领衙门予以保留外，其余各机构全部撤销并入工巡局，警察职权扩大。1905年巡警部成立后，清廷于同年12月将内、外城工巡局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从安民公所发展到内、外城巡警总厅，虽然只有短短十年时间，但巡警职权广泛，除维持治安、缉拿盗贼外，还包括修治街道、经营土木、防灾救火、管理交通和公共卫生、整顿风俗、收容教养流民和轻微人犯及办理社会救济等。
新式巡警通过走街串巷、站岗巡逻等方式存在于民众生活中，形成了巡警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让民众感觉耳目一新。
清末巡警职责与民众生活相关，自然成为关注民众生活画报所描述的重点。
巡警形象的多样展示
清末以前，北京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兵马司、顺天府和协巡营等多个机构共同维护。其社会效果未见得很理想。从《醒世画报》中可以看到，在民众的观感中，新政诸多举措中专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机构，其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能力有所增强。巡警盘查可疑之人、抓捕盗贼、查禁烟赌、防火救灾、维持交通等，切切实实让民众感受到设立巡警的好处，他们甚至认为巡警会处理所有事务。如第15期《开灯卖烟》说，南锣鼓巷有一家私开烟灯，地方很严密，不会走漏风声。但绘者认为，“虽是如此说，就怕是巡逻的警长们，闻着烟味可就糟啦”；第52期《私酒宜查》，绘者友人发现有人贩运私酒，绘者得知后也提出奉告：“可留神巡士呀。”
在《醒世画报》中，有大量篇幅描绘民众对巡警的期待，特别是涉及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这两类问题。如遇见匪徒骚扰女学生、自来水公司丢水龙头、赌球、易燃物随意堆放、乱倒尿桶、私运酒水、乱放烟花爆竹时，民众总是期待“有管理之责者多多注意访查”。巡警不仅是执行警务的官方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还充当着道德的维护者，甚至连“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民众也期待巡警进行干涉。第53期《送忤逆》描述，棉花胡同一个老太太，其子不孝顺，便把他送给巡警惩治。画报编者也赞同，认为这种不孝子必须让巡警重重惩治。
民众从身边巡警提供的社会服务中，也切实感受到了设立巡警的好处，特别是在遭遇灾害和突发事件时。例如第21、53期分别记述了火灾发生时，巡警及时赶赴现场，维持秩序，竭力救火，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一些突发事件中，巡警也往往发挥积极作用。第40期《好喝一壶的听听》记载，徐某在家里喝得大醉，倒在火炉上，外边站岗的巡警看见烟气赶紧进屋查看，当时徐某衣裳已经着火，巡警立即喊人把火扑灭，救下徐某。
让民众感触最深的是，巡警对待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与之前的军人、官吏不同，巡警不再高高在上，变得亲切和善起来。第51期《巡士尽职》记载，一个人喝醉了酒，随意打骂人，“多亏站岗的巡警竭力劝解，问明他在哪儿住，给他雇了一辆洋车，并且还嘱咐小心东西。像这样巡警才算尽职。”感受到巡警的好处和态度的不同，普通民众在遇见困难时便主动求助巡警。第17期记载，公公拿茶壶打了媳妇，媳妇便叫巡警求助。连深居家内的妇人都知求助巡警，可见巡警在一定程度上已树立起排难解纷的正面形象。此外，诸如巡警细心盘查可疑行人、调解人力车夫和坐车人的矛盾等值得表扬的“尽职”行为，《醒世画报》上亦不时出现。
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巡警被赋予代表“文明”的使命，因此警察机构亦制定了各种纪律约束其行为规范，如站岗的巡警不准随意与人攀谈、不准吃东西等。有时，同样的行为，在普通人身上也许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发生在巡警身上则容易招致批评，如第48期《巡警现象》描绘了巡警遇见妇人搭讪几句，绘者将其提升到“巡警现象”的高度加以批评。
正是因为将巡警看作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政”，巡警执法是否得当、言谈举止是否文明等都会受到民众和绘者关注。《醒世画报》上有不少巡警放弃职守、暴力执法、言行不当的记载，如第3期《有碍交通》批评乱扔垃圾，“巡警也不拦，怪事！”第38期《蛮不说理》说巡警群殴马粪车夫，虽未直接严厉批评，但通过“行人都为之不平”这样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对巡警暴力执法的不满。
回到历史起点追寻巡警形象
当时近代警察制度的设立时间不长，但毕竟是作为一种改革措施出现的，具有一定的新气象和新作为。其设立之初固然是为直接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但更深层因素是因为“欲收变法之效，行宪之基，又非厉行警察不为功”。近代警察出现后，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日常生活，甚至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皆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就连客居北京的外国记者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名记者莫理循1897年刚来北京时，发现北京给人以拥挤幽闭的不适感觉，而实行警政后的1911年再次来到北京时，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北京取得的进步——新建筑、新马路和新组建的警察部队都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以至于他在给布雷克夫人的信中赞叹道：“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
进入民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武装警察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使北京巡警反动、暴力的一面被放大，并逐渐掩盖其与民众关系融洽的一面，被单一地固定化为反面形象。但通过画报的图像资料，我们可以直观地进入晚清历史，真实地了解民众目光聚集下的北京巡警，以及民众所给予他们的期望、批评、赞扬、误解、同情，并由此体会以“普设巡警”为重要基础的晚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艰难与困境。
参考资料：
[1]杨米人.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M].路工，选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
[3]杨炳延.旧京醒世画报[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4]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1）[M].北京：中国书店，1984.
[5]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中国的莫理循[M].檀东鍟，译.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6]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卷）[M].刘桂梁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醒世画报》以大篇幅反映北京巡警
在清末北京众多画报中，《醒世画报》是其中一份很有影响的画报。它是少见的日刊，创刊于1909年12月2日，终刊于1910年2月1日，由张凤纲编，李菊侪、胡竹溪等人主绘。这份画报刊行时间将近两个月，发刊近60期，现存43期，为时虽极为短暂，但其笔触生动，文字浅近，嬉笑怒骂，记述了清末北京的市井百态与深刻社会变革，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是观察清末新政晚期北京社会风俗的一扇窗口。它的特点在于，贴近民众生活，关注发生在民众身边的人和事，编者和绘者用普通民众的视角发掘问题，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
对清末图像多有研究的学者陈平原教授有一个论断：“如果说晚清上海洋场最具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是马车上花枝招展的妓女；那么，北京街头上最值得记忆的形象，则当推身穿制服、手执警棍的巡警。”在《醒世画报》中，我们果然发现了很多关于清末新政中巡警的历史信息。据统计，现存43期《醒世画报》中图文出现“巡士”、“巡警”、“警士”及间接以“有管理之责者”、“有保卫治安之责者”等称呼巡警者，共占全部篇幅的近四分之一。数量众多的图文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清末的北京巡警。
巡警在清末是新生事物，为清末新政的产物。“庚子之变”后，为维持京城的社会治安，清廷在联军安民公所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善后协巡总局、工巡局，原有治安机构除步军统领衙门予以保留外，其余各机构全部撤销并入工巡局，警察职权扩大。1905年巡警部成立后，清廷于同年12月将内、外城工巡局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从安民公所发展到内、外城巡警总厅，虽然只有短短十年时间，但巡警职权广泛，除维持治安、缉拿盗贼外，还包括修治街道、经营土木、防灾救火、管理交通和公共卫生、整顿风俗、收容教养流民和轻微人犯及办理社会救济等。
新式巡警通过走街串巷、站岗巡逻等方式存在于民众生活中，形成了巡警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让民众感觉耳目一新。
清末巡警职责与民众生活相关，自然成为关注民众生活画报所描述的重点。
巡警形象的多样展示
清末以前，北京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兵马司、顺天府和协巡营等多个机构共同维护。其社会效果未见得很理想。从《醒世画报》中可以看到，在民众的观感中，新政诸多举措中专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机构，其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能力有所增强。巡警盘查可疑之人、抓捕盗贼、查禁烟赌、防火救灾、维持交通等，切切实实让民众感受到设立巡警的好处，他们甚至认为巡警会处理所有事务。如第15期《开灯卖烟》说，南锣鼓巷有一家私开烟灯，地方很严密，不会走漏风声。但绘者认为，“虽是如此说，就怕是巡逻的警长们，闻着烟味可就糟啦”；第52期《私酒宜查》，绘者友人发现有人贩运私酒，绘者得知后也提出奉告：“可留神巡士呀。”
在《醒世画报》中，有大量篇幅描绘民众对巡警的期待，特别是涉及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这两类问题。如遇见匪徒骚扰女学生、自来水公司丢水龙头、赌球、易燃物随意堆放、乱倒尿桶、私运酒水、乱放烟花爆竹时，民众总是期待“有管理之责者多多注意访查”。巡警不仅是执行警务的官方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还充当着道德的维护者，甚至连“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民众也期待巡警进行干涉。第53期《送忤逆》描述，棉花胡同一个老太太，其子不孝顺，便把他送给巡警惩治。画报编者也赞同，认为这种不孝子必须让巡警重重惩治。
民众从身边巡警提供的社会服务中，也切实感受到了设立巡警的好处，特别是在遭遇灾害和突发事件时。例如第21、53期分别记述了火灾发生时，巡警及时赶赴现场，维持秩序，竭力救火，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一些突发事件中，巡警也往往发挥积极作用。第40期《好喝一壶的听听》记载，徐某在家里喝得大醉，倒在火炉上，外边站岗的巡警看见烟气赶紧进屋查看，当时徐某衣裳已经着火，巡警立即喊人把火扑灭，救下徐某。
让民众感触最深的是，巡警对待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与之前的军人、官吏不同，巡警不再高高在上，变得亲切和善起来。第51期《巡士尽职》记载，一个人喝醉了酒，随意打骂人，“多亏站岗的巡警竭力劝解，问明他在哪儿住，给他雇了一辆洋车，并且还嘱咐小心东西。像这样巡警才算尽职。”感受到巡警的好处和态度的不同，普通民众在遇见困难时便主动求助巡警。第17期记载，公公拿茶壶打了媳妇，媳妇便叫巡警求助。连深居家内的妇人都知求助巡警，可见巡警在一定程度上已树立起排难解纷的正面形象。此外，诸如巡警细心盘查可疑行人、调解人力车夫和坐车人的矛盾等值得表扬的“尽职”行为，《醒世画报》上亦不时出现。
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巡警被赋予代表“文明”的使命，因此警察机构亦制定了各种纪律约束其行为规范，如站岗的巡警不准随意与人攀谈、不准吃东西等。有时，同样的行为，在普通人身上也许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发生在巡警身上则容易招致批评，如第48期《巡警现象》描绘了巡警遇见妇人搭讪几句，绘者将其提升到“巡警现象”的高度加以批评。
正是因为将巡警看作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政”，巡警执法是否得当、言谈举止是否文明等都会受到民众和绘者关注。《醒世画报》上有不少巡警放弃职守、暴力执法、言行不当的记载，如第3期《有碍交通》批评乱扔垃圾，“巡警也不拦，怪事！”第38期《蛮不说理》说巡警群殴马粪车夫，虽未直接严厉批评，但通过“行人都为之不平”这样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对巡警暴力执法的不满。
回到历史起点追寻巡警形象
当时近代警察制度的设立时间不长，但毕竟是作为一种改革措施出现的，具有一定的新气象和新作为。其设立之初固然是为直接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但更深层因素是因为“欲收变法之效，行宪之基，又非厉行警察不为功”。近代警察出现后，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日常生活，甚至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皆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就连客居北京的外国记者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名记者莫理循1897年刚来北京时，发现北京给人以拥挤幽闭的不适感觉，而实行警政后的1911年再次来到北京时，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北京取得的进步——新建筑、新马路和新组建的警察部队都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以至于他在给布雷克夫人的信中赞叹道：“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
进入民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武装警察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使北京巡警反动、暴力的一面被放大，并逐渐掩盖其与民众关系融洽的一面，被单一地固定化为反面形象。但通过画报的图像资料，我们可以直观地进入晚清历史，真实地了解民众目光聚集下的北京巡警，以及民众所给予他们的期望、批评、赞扬、误解、同情，并由此体会以“普设巡警”为重要基础的晚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艰难与困境。
参考资料：
[1]杨米人.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M].路工，选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
[3]杨炳延.旧京醒世画报[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4]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1）[M].北京：中国书店，1984.
[5]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中国的莫理循[M].檀东鍟，译.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6]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卷）[M].刘桂梁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