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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负责同志的主要工作范围，几乎是同一个模式：主持会议或参加会议;约人谈话或听取汇报;选阅文件，考察资料
前些日子，我们这些曾经在中南海为首长服务过的老同志们聚在一起，老话重提，旧闻拾零，大家回忆为首长服务时的点滴往事，陷入对他们的追思……
选址中南海
关于中央首长的住地为何选址中南海，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谈道：早在1949年3月，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各方对党中央、政务院（后改国务院）的选址，有过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北京西北郊好，那里地广人稀，靠近山区，可进行纵深规划，也利于办公区和生活区统筹安排，万一打起仗来，各个要害部门，能迅速转移应对。另一种认为中南海好，理由是：一是中南海地处城市中心，交通便捷，方便联系;二是选址中南海不多占用土地，相对新建工程，耗时短，费用少;三是中南海历史文化遗迹多，可在使用中加以长期保护。毛主席、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个观点，后来还对党外人士讲：“这是一个好主意，凡事用则兴，弃则亡。大到长城、运河，小到一个院落，一处景观，莫不如此。我们把党中央、政务院定在中南海，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还有一个赶时间和将来发展需要的问题。”
中南海水域面积大，闲散空地少，建筑部门经过反复考察，最终选择以怀仁堂为中心，利用东、西、南三处旧宅地基，建起了可供13户独立居住的普通平房和五幢西楼（甲区）用房。
1956年至1966年，在中南海居住过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习仲勋、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林伯渠、陈伯达、王稼祥、董必武、张际春、陆定一、彭德怀、陈琮英（任弼时夫人）、胡乔木、杨尚昆20位。“文革”期间，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三家，其余都先后迁出了中南海。随后进来的有胡耀邦、陶铸、薄一波、贺龙、许世友等首长家。
有人以为中央首长在中南海的住房，可能会同上海那些花园洋房差不多。殊不知，每家仅在300平米左右，还包括秘书、警卫、厨师们的工作室。不但房子小，而且又都靠在一起，如果孩子多的话，就显得比较拥挤。不过各家还是很愉快的，尤其当前后院谁家厨房做好饭的时候，免不了会“一家煮饭十家香”。陈毅的厨师施文才说，一次，首长在餐厅风趣地感叹：“革命几十年，何曾想過，人到这个岁数，在中南海皇帝住过的地方，有一处属于我们自己的私家小院，够享受的了，与战争年代相比，真是天上人间，好不美哉！”
西楼甲区是五幢由钢筋混凝土建起来的西式楼房，比较高档。原计划是供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居住和为若干办事机关准备的。因靠近中南海西大门，故通称西楼，围墙不高，是一处独立院落。甲区出于保密和安全的需要，要有杨尚昆签发的出入证才能进去。1950年，新楼落成，毛主席亲临现场视察后认为：总体布局紧凑实用，占地不多，路而虽小但平坦通畅，还有一些绿化，适合办公居住。当陪同人员介绍东边楼房时，见到大厅高，阳光足，原色厚纸板贴墙，既隔音又大方，硬木地板平整，没有立柱，摆上长桌就能开会，改成圆桌即方便用餐，还可以容纳一百来人看电影、办舞会，接见和宴请兄弟党的贵宾等等时，连声道;“好！好！”然而，他老人家明确表示自己还是住平房好。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毛泽东一家很快搬进了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刘少奇、朱德两家按原计划分别搬进了西楼（甲）和西楼（乙），其余的按职能部门，各就各位了。
家具配置
在供给制下，首长和工作人员家里的配置是按照基本需要提供的，虽然每个人的都很少，但总数仍相当可观。好在当时中南海的杂物仓库里，存放着一批接收来的旧政权留下来的桌椅板凳、橱柜书架、地毯茶具等等，拿来就能用的少，其中大部分需要修修补补，为此警卫局行政科专门设置了一个木工班，为各家提供方便。毛主席家里和游泳池用的书柜、办公桌是解放前国民党办事人员用过的旧东西，卫士长李银桥几次请示换新的，毛主席回答：“能用就好，不要换。”并明确指出：“书柜就是书柜，桌子就是桌子，不要想太多，没有什么可怕的。”近日我还见到刘少奇的卫士刘德凯从服务科为首长领用旧家具写下的收条。周恩来办公室的座椅也是接收物资，经过修理一坐就是20多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尚且如此，更不说其他首长了。
旧家具毕竟有限，还是要补充一些新的。购置的新家具由警卫局委托北京市人民政府选定可靠厂家，先画出图纸，标明规格、日期，加盖厂印，签上负责人姓名后，送报警卫局备案，需要时再由警卫通知厂家。毛主席和机关工作人员睡的是简易板床，刘少奇因早年受过伤，腰、肩常感不适，有人要为他定制较好的保健床，他不准，只允许做像医院里用的那种能分开高低段的普通钢丝床，别的首长家和机关用的“小零碎”，都是由这类厂家安排生产的。
我的入党介绍人田伯阶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初到服务科，最怕去首长家打扫卫生，布置房间。想着首长家会像勤政殿、怀仁堂那样有贵重的摆设。如果一不小心碰坏了，可担当不起。后来真的被派到陈云家里去帮忙，见到的都是一些同老百姓家里差不多的东西，哪有什么听说的紫檀花雕‘纯铜软床’‘古玩名画’？”这个谈话，是对我进行党课教育的一部分。
首长述记
我的老上级、后升任中央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少负责同志的主要工作范围，几乎全是一个模式：主持会议或参加会议;约人谈话或听取汇报;选阅文件，考察资料。表面看去，好像比较从容有序，但就每位首长的实际情况而言，对自己主管的每一件事，都要出主意，想办法，所以他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周总理是全党公认的第一大忙人，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被誉为“革命加拼命”的模范，人们为有这样的好总理而高兴，同时也为他过度劳累而担心。连毛主席都发话了，指示汪东兴：“告诉服务科，把我这里看书用的靠背沙发，搬一个给总理送去，请他累的时候换个位置，好好休息。”
周总理是巧用时间的高于。小的方面，在家里，上午起床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看报纸或文件。步行去怀仁堂、人民大会堂时，步速相当快，既省时又练了腿力。会临时在路上车内吃两个煮鸡蛋;到西楼大厅工作间喝一杯小酒，吃些花生米;在天安门城楼用最短的时间自己动手削个鸭梨，解饿解渴。大的方面，由他召开主持的会议，如时间许可，便由国务院值班室通知服务科，准备工作用餐。所谓工作用餐，就是每桌一荤一素，两个半荤半素，四菜加一个汤，主食米饭、馒头。有时是砂锅大烩菜，配四碟小菜（常用咸鸭蛋、煸豆角、拌芹菜、五香鱼片），主食芝麻烧饼、烤红薯。工作用餐的特点是可以边吃边聊，谈论会议内容，点评饭菜口味，餐后自行离去，比较轻松随意。工作用餐是要缴饭费和粮票的，包括总理在内，每人每餐三至五角，粮票三至四两。如果偶尔遇着不便用工作餐的会议，时间长了，总理也会吩咐上几盘普通饼干，谁饿谁吃，当然吃饼干是不必缴钱交粮票的，算是招待用品。工作用餐不仅节省了总理自己的时间，也免去了大家回去做饭、吃饭的时间。 周总理也是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有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文革”初期，全国大批青少年学生来北京串连，仅天坛一地，就聚集了近2万人。事出突然，后勤工作未能跟上，不少人挨饿、露宿街头。总理接到报告，驱车亲临现场调研。回来后，他不吃不睡，立刻通知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单位参加动员大会，会上，他心情沉重地说道：“就是两三天时间，从全国来了那么多青少年，他们是怀着对党、对毛主席、对首都北京的热爱而来的。他们不怕路远、不怕风雨、不怕饥饿而来。到了北京，出现这种情况，我心痛啊！请在座的各位，有可能也去看看他们，多掌握一点实情，要动员和组织力量，迅速解决他们吃喝住的问题。”讲到这里总理长叹一声：“唉！最近我也有点力不从心了，疲乏得很，真想去大伙房帮几天厨，宽松宽松。”动员会后各单位积极响应，北京饭店抽出专人，三班倒，赶制馒头，商业部门将腌好备用的酱菜都拿出来了，朝阳区东大桥路南西边刚盖好的新楼里每层每间铺上厚厚的草席，开足暖气，供串连学生临时居住。卫生医疗单位也做出预案……
周总理的饮食，这里提一提。在家里，总理喜欢吃猪肉豆腐做的黄焖狮子头，全聚德的烤鸭和各种时令蔬菜，主食是粗粮，不用富强粉。每餐不留剩菜。去上海爱吃桂焕云师傅做的黄油烤鱼，在杭州就请身边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吃西湖醋鱼，喝绍兴酒。总之，他身处各地，都能随遇而安，但絕不点当地的名贵菜。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地方饭桌上摆了一盘红烧鹿肉，还有鹿肝，他生气地说道：“为招待我吃一顿饭，要杀一头鹿！国家的也好，集体的也好，都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努力出来的，谁也无权糟蹋。这个菜，谁定的谁吃，我不吃，请拿回去。”
朱德总司令一家，在西楼一住就是13年。在中南海，朱家称得上是一个儿孙满堂的幸福大家庭。首长虽然工作繁忙，但家庭生活相当愉快，尤其足节假日，爷爷、奶奶和儿孙辈们欢聚一堂，用餐时要放一张能容纳12位客人的大圆桌。当五盘菜肴（两荤三素一汤）上桌时，只见筷子来回伸展，大家边吃边笑，格外轻松活跃。家人为了让爷爷健康长寿，每餐必定为他安排一个对口的优质主菜。
1967年，为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在小范围内，正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朱德两位首长，在西楼大厅，有过极其亲切坦率的会见。当时的谈话内容，我是后来送总特灶厨师廖炳福去西郊朱德家听说的。大意是：毛主席委托周恩来转告朱德，老总年岁大了，行动不便，应当有个安静舒适的地方，让他安度晚年，同时要讲清楚，他的党内外职务继续保留。周恩来是很敬重朱德的一位中央领导，常称其为革命兄长。此刻两位心里明白，以后相见的机会少了，于是两位越讲话越多，你言我语，从南昌起义讲到延安时期直至当前。几年之后，朱德还说，那次会见谈话：“既是美好的惜别叙旧，更是难忘的深情慰藉”。
1960年，人民大会堂有些场所需要一些高规格的陈设。报告里朱德委员长的接待室里的陈设有：四幅仿紫铜堆漆玉树花开黄鹤飞通景挂联：百花齐放国画一幅寿山巧色雕刻一件精美烟具一套。宋庆龄副主席办公室的陈列有：漆器博古或黄杨雕刻挂联四幅膝器制花挂柜两件。朱德接到报告后，当即指示：“我的接待室标准不要高于宋副主席的标准，反之，她的办公室陈列标准可以高于我的接待室。”
任弼时离世后，朱德夫妇对他的夫人陈琮英和孩子们关怀有加，经常邀请孩子们到他家里去玩耍。任远远年少活泼，有时见到朱德一手好字，索要时，朱爷爷就高兴地提笔相送，鼓励晚辈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朱德夫妇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逢年过节，或他们精力较好时，就请服务科派人去放电影，还专门交代包好的饺子让放映员吃饱。朱德在86岁高龄时，还外出到工厂、部队视察。十分有幸，至今我还保存着两份朱德阅读过的书报，上面都盖有“朱德同志”的阅读章。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流年不贷人，俯仰遂成昔”。这些具有良好品质为新中国奠基的先辈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中南海拾零》，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干部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百年潮》2019年第8期）
前些日子，我们这些曾经在中南海为首长服务过的老同志们聚在一起，老话重提，旧闻拾零，大家回忆为首长服务时的点滴往事，陷入对他们的追思……
选址中南海
关于中央首长的住地为何选址中南海，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谈道：早在1949年3月，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各方对党中央、政务院（后改国务院）的选址，有过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北京西北郊好，那里地广人稀，靠近山区，可进行纵深规划，也利于办公区和生活区统筹安排，万一打起仗来，各个要害部门，能迅速转移应对。另一种认为中南海好，理由是：一是中南海地处城市中心，交通便捷，方便联系;二是选址中南海不多占用土地，相对新建工程，耗时短，费用少;三是中南海历史文化遗迹多，可在使用中加以长期保护。毛主席、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个观点，后来还对党外人士讲：“这是一个好主意，凡事用则兴，弃则亡。大到长城、运河，小到一个院落，一处景观，莫不如此。我们把党中央、政务院定在中南海，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还有一个赶时间和将来发展需要的问题。”
中南海水域面积大，闲散空地少，建筑部门经过反复考察，最终选择以怀仁堂为中心，利用东、西、南三处旧宅地基，建起了可供13户独立居住的普通平房和五幢西楼（甲区）用房。
1956年至1966年，在中南海居住过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习仲勋、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林伯渠、陈伯达、王稼祥、董必武、张际春、陆定一、彭德怀、陈琮英（任弼时夫人）、胡乔木、杨尚昆20位。“文革”期间，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三家，其余都先后迁出了中南海。随后进来的有胡耀邦、陶铸、薄一波、贺龙、许世友等首长家。
有人以为中央首长在中南海的住房，可能会同上海那些花园洋房差不多。殊不知，每家仅在300平米左右，还包括秘书、警卫、厨师们的工作室。不但房子小，而且又都靠在一起，如果孩子多的话，就显得比较拥挤。不过各家还是很愉快的，尤其当前后院谁家厨房做好饭的时候，免不了会“一家煮饭十家香”。陈毅的厨师施文才说，一次，首长在餐厅风趣地感叹：“革命几十年，何曾想過，人到这个岁数，在中南海皇帝住过的地方，有一处属于我们自己的私家小院，够享受的了，与战争年代相比，真是天上人间，好不美哉！”
西楼甲区是五幢由钢筋混凝土建起来的西式楼房，比较高档。原计划是供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居住和为若干办事机关准备的。因靠近中南海西大门，故通称西楼，围墙不高，是一处独立院落。甲区出于保密和安全的需要，要有杨尚昆签发的出入证才能进去。1950年，新楼落成，毛主席亲临现场视察后认为：总体布局紧凑实用，占地不多，路而虽小但平坦通畅，还有一些绿化，适合办公居住。当陪同人员介绍东边楼房时，见到大厅高，阳光足，原色厚纸板贴墙，既隔音又大方，硬木地板平整，没有立柱，摆上长桌就能开会，改成圆桌即方便用餐，还可以容纳一百来人看电影、办舞会，接见和宴请兄弟党的贵宾等等时，连声道;“好！好！”然而，他老人家明确表示自己还是住平房好。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毛泽东一家很快搬进了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刘少奇、朱德两家按原计划分别搬进了西楼（甲）和西楼（乙），其余的按职能部门，各就各位了。
家具配置
在供给制下，首长和工作人员家里的配置是按照基本需要提供的，虽然每个人的都很少，但总数仍相当可观。好在当时中南海的杂物仓库里，存放着一批接收来的旧政权留下来的桌椅板凳、橱柜书架、地毯茶具等等，拿来就能用的少，其中大部分需要修修补补，为此警卫局行政科专门设置了一个木工班，为各家提供方便。毛主席家里和游泳池用的书柜、办公桌是解放前国民党办事人员用过的旧东西，卫士长李银桥几次请示换新的，毛主席回答：“能用就好，不要换。”并明确指出：“书柜就是书柜，桌子就是桌子，不要想太多，没有什么可怕的。”近日我还见到刘少奇的卫士刘德凯从服务科为首长领用旧家具写下的收条。周恩来办公室的座椅也是接收物资，经过修理一坐就是20多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尚且如此，更不说其他首长了。
旧家具毕竟有限，还是要补充一些新的。购置的新家具由警卫局委托北京市人民政府选定可靠厂家，先画出图纸，标明规格、日期，加盖厂印，签上负责人姓名后，送报警卫局备案，需要时再由警卫通知厂家。毛主席和机关工作人员睡的是简易板床，刘少奇因早年受过伤，腰、肩常感不适，有人要为他定制较好的保健床，他不准，只允许做像医院里用的那种能分开高低段的普通钢丝床，别的首长家和机关用的“小零碎”，都是由这类厂家安排生产的。
我的入党介绍人田伯阶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初到服务科，最怕去首长家打扫卫生，布置房间。想着首长家会像勤政殿、怀仁堂那样有贵重的摆设。如果一不小心碰坏了，可担当不起。后来真的被派到陈云家里去帮忙，见到的都是一些同老百姓家里差不多的东西，哪有什么听说的紫檀花雕‘纯铜软床’‘古玩名画’？”这个谈话，是对我进行党课教育的一部分。
首长述记
我的老上级、后升任中央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少负责同志的主要工作范围，几乎全是一个模式：主持会议或参加会议;约人谈话或听取汇报;选阅文件，考察资料。表面看去，好像比较从容有序，但就每位首长的实际情况而言，对自己主管的每一件事，都要出主意，想办法，所以他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周总理是全党公认的第一大忙人，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被誉为“革命加拼命”的模范，人们为有这样的好总理而高兴，同时也为他过度劳累而担心。连毛主席都发话了，指示汪东兴：“告诉服务科，把我这里看书用的靠背沙发，搬一个给总理送去，请他累的时候换个位置，好好休息。”
周总理是巧用时间的高于。小的方面，在家里，上午起床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看报纸或文件。步行去怀仁堂、人民大会堂时，步速相当快，既省时又练了腿力。会临时在路上车内吃两个煮鸡蛋;到西楼大厅工作间喝一杯小酒，吃些花生米;在天安门城楼用最短的时间自己动手削个鸭梨，解饿解渴。大的方面，由他召开主持的会议，如时间许可，便由国务院值班室通知服务科，准备工作用餐。所谓工作用餐，就是每桌一荤一素，两个半荤半素，四菜加一个汤，主食米饭、馒头。有时是砂锅大烩菜，配四碟小菜（常用咸鸭蛋、煸豆角、拌芹菜、五香鱼片），主食芝麻烧饼、烤红薯。工作用餐的特点是可以边吃边聊，谈论会议内容，点评饭菜口味，餐后自行离去，比较轻松随意。工作用餐是要缴饭费和粮票的，包括总理在内，每人每餐三至五角，粮票三至四两。如果偶尔遇着不便用工作餐的会议，时间长了，总理也会吩咐上几盘普通饼干，谁饿谁吃，当然吃饼干是不必缴钱交粮票的，算是招待用品。工作用餐不仅节省了总理自己的时间，也免去了大家回去做饭、吃饭的时间。 周总理也是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有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文革”初期，全国大批青少年学生来北京串连，仅天坛一地，就聚集了近2万人。事出突然，后勤工作未能跟上，不少人挨饿、露宿街头。总理接到报告，驱车亲临现场调研。回来后，他不吃不睡，立刻通知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单位参加动员大会，会上，他心情沉重地说道：“就是两三天时间，从全国来了那么多青少年，他们是怀着对党、对毛主席、对首都北京的热爱而来的。他们不怕路远、不怕风雨、不怕饥饿而来。到了北京，出现这种情况，我心痛啊！请在座的各位，有可能也去看看他们，多掌握一点实情，要动员和组织力量，迅速解决他们吃喝住的问题。”讲到这里总理长叹一声：“唉！最近我也有点力不从心了，疲乏得很，真想去大伙房帮几天厨，宽松宽松。”动员会后各单位积极响应，北京饭店抽出专人，三班倒，赶制馒头，商业部门将腌好备用的酱菜都拿出来了，朝阳区东大桥路南西边刚盖好的新楼里每层每间铺上厚厚的草席，开足暖气，供串连学生临时居住。卫生医疗单位也做出预案……
周总理的饮食，这里提一提。在家里，总理喜欢吃猪肉豆腐做的黄焖狮子头，全聚德的烤鸭和各种时令蔬菜，主食是粗粮，不用富强粉。每餐不留剩菜。去上海爱吃桂焕云师傅做的黄油烤鱼，在杭州就请身边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吃西湖醋鱼，喝绍兴酒。总之，他身处各地，都能随遇而安，但絕不点当地的名贵菜。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地方饭桌上摆了一盘红烧鹿肉，还有鹿肝，他生气地说道：“为招待我吃一顿饭，要杀一头鹿！国家的也好，集体的也好，都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努力出来的，谁也无权糟蹋。这个菜，谁定的谁吃，我不吃，请拿回去。”
朱德总司令一家，在西楼一住就是13年。在中南海，朱家称得上是一个儿孙满堂的幸福大家庭。首长虽然工作繁忙，但家庭生活相当愉快，尤其足节假日，爷爷、奶奶和儿孙辈们欢聚一堂，用餐时要放一张能容纳12位客人的大圆桌。当五盘菜肴（两荤三素一汤）上桌时，只见筷子来回伸展，大家边吃边笑，格外轻松活跃。家人为了让爷爷健康长寿，每餐必定为他安排一个对口的优质主菜。
1967年，为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在小范围内，正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朱德两位首长，在西楼大厅，有过极其亲切坦率的会见。当时的谈话内容，我是后来送总特灶厨师廖炳福去西郊朱德家听说的。大意是：毛主席委托周恩来转告朱德，老总年岁大了，行动不便，应当有个安静舒适的地方，让他安度晚年，同时要讲清楚，他的党内外职务继续保留。周恩来是很敬重朱德的一位中央领导，常称其为革命兄长。此刻两位心里明白，以后相见的机会少了，于是两位越讲话越多，你言我语，从南昌起义讲到延安时期直至当前。几年之后，朱德还说，那次会见谈话：“既是美好的惜别叙旧，更是难忘的深情慰藉”。
1960年，人民大会堂有些场所需要一些高规格的陈设。报告里朱德委员长的接待室里的陈设有：四幅仿紫铜堆漆玉树花开黄鹤飞通景挂联：百花齐放国画一幅寿山巧色雕刻一件精美烟具一套。宋庆龄副主席办公室的陈列有：漆器博古或黄杨雕刻挂联四幅膝器制花挂柜两件。朱德接到报告后，当即指示：“我的接待室标准不要高于宋副主席的标准，反之，她的办公室陈列标准可以高于我的接待室。”
任弼时离世后，朱德夫妇对他的夫人陈琮英和孩子们关怀有加，经常邀请孩子们到他家里去玩耍。任远远年少活泼，有时见到朱德一手好字，索要时，朱爷爷就高兴地提笔相送，鼓励晚辈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朱德夫妇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逢年过节，或他们精力较好时，就请服务科派人去放电影，还专门交代包好的饺子让放映员吃饱。朱德在86岁高龄时，还外出到工厂、部队视察。十分有幸，至今我还保存着两份朱德阅读过的书报，上面都盖有“朱德同志”的阅读章。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流年不贷人，俯仰遂成昔”。这些具有良好品质为新中国奠基的先辈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中南海拾零》，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干部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百年潮》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