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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人人工作18年，没请过一次假
首位并非出自“三大家族”的澳门特首，以392票当选，得票率高达98%。表示要确保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2019年8月25日上午10时，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特首）选举，贺一诚以392票当选，得票率高达98%。选举结果揭晓后，《澳门日报》印发“号外”，在澳门主要街道向市民发放。
家族企业成功，“父亲的努力是第一位的”
澳门有何、崔、马“三大家族”的说法，第一、二任特首何厚铧和第三、四任特首崔世安便来自其中两大家族，“马”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的家族。贺一诚此次当选，成为首位并非出自“三大家族”的澳门特首。
贺氏虽非澳门“三大家族”，但在澳门也是家喻户晓。贺一诚的父亲贺田出生于浙江杭州，20世纪40年代末移居澳门。1956年，澳门制造业还是一片空白，贺田创办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被称为“澳门工业第一人”。改革开放以后，贺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广东、浙江等地投资建厂。在浙江义乌，有一条路正足以他的名字命名——贺田路。
澳门工商界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大老板到澳门与贺田谈生意，贺田开着一辆极普通的轿车去机场迎接。美国老板问：“你那么有钱，怎么会开着这么普通的车？”贺阳笑道：“如果开高级轿车，会加大生意成本，我可能会把这笔加大的开支转嫁到你身上。”美国老板很快签约，还向员工讲述了这段佳话。
在1984年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浙江人吴小旋、楼云获得金牌。据楼云回忆：“我记得回来后，有一位澳门同胞叫贺田，他当时奖励了我和吴小旋，奖品是一辆摩托车，那个年代能开上摩托车已经很好了。”
贺一诚曾说，贺田工业的成功，“父亲的努力是第一位的，他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們兄弟姐妹6人受益良多”。
在人大工作18年，没请过一次假
贺一诚曾经说，记得在回归以前，由于葡萄牙政府的压制.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澳门人基本没有话语权，政府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都是从葡萄牙过来的。直到80年代初期，澳葡当局才使用个别澳门人参与政府管理，但仍然不会让他们在决策层里出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了真正的主人，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澳门回归时，“解放军白天进城，老百姓到马路上，迎接解放军，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当时澳门不景气，治安很差，大家终于盼到了回归！”贺一诚说，回归后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记忆深刻的大事：之前，葡澳当局大把大把地花钱，把一些工程都做完了。大批建筑工人回归后没事干。特区政府接手的钱，包括土地金在内，总共才100多亿元（指澳门元，下同，1澳门元现约合0.88元人民币）。就在此刻，台湾当局又来踩一脚，把在台湾做工的1万多澳门人解雇回来，澳门失业率一路攀高。许多澳门人有怨气，各种敌对势力趁机挑唆，暗中资助一些人，每人每天300元钱，鼓动他们上街闹事，向新生的特区政府示威。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没有丝毫犹豫，处置非常果断：一方面广泛动员爱国爱澳社团，去做受蒙蔽上街市民的说服劝导工作，同时摸清情况;另一方而迅速出动警力，依法将煽动闹事的主谋缉拿归案，事件仅仅发生两天就彻底平息了。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新开工了一些项目，稳住了建筑队伍，经济由回归前的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失业率也开始走低。
澳门回归一个月后，特区选举产生了7名全国人大代表，贺一诚是其中之一。第二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何厚铧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大会补选贺一诚为常委会委员，他成为唯一一位来自澳门的常委会委员。
这与贺一诚早年在内地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1987年，在浙江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贺一诚被增选为首批3位来自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之一。据葡萄牙华侨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周一平回忆：“那时他已经是常务委员，我爸爸只是普通委员，但我爸爸年纪要大一些，他对我爸爸非常体贴、尊重，有时候还会去帮我爸爸拎东西。”
2001年至2019年，贺一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保持了零请假的纪录，每年至少1/3的时间在北京。他说：“全国人大的工作是神圣的，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不可以、更没有权利有丝毫懈怠。”他参加了大量立法工作，还常到各地考察。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2019年6月，贺一诚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因为大湾区，很多朋友希望我出来”。
贺一诚参选，得到了澳门各界的广泛支持。澳门中小企业协进会理事长、1999年澳门特首候选人区宗杰说：“贺先生竞选第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在是众望所归。我敬佩其强政励治的风格……”
澳门永同昌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宗真说：“澳门是社团社会，政府每年给社团活动的资助达到30亿元，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我的好朋友，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告诉我，有一个重要社团很特殊，就是我们贺一诚主席领导的厂商会。澳门厂商会从贺田老先生开始，几十年了，从不向政府申请一分钱，这让我十分震惊，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就是澳门社团改革的样板与方向吗？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澳门历史、澳门人民选择贺一诚先生。”
按照澳门基本法及其附件，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共400人，不少于66名委员可联合提名特首候选人，每名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贺一诚最终获得379名委员提名，这也就意味着贺一诚没有竞选对于，他是唯一向选举委员会交回提名表的人。
2019年8月10日，贺一诚发表参选政纲，在讲到“一国两制”时表示，邻近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令“一国两制”走样，触碰到中央规定的三条底线;在任何地方，损坏国徽国旗都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澳门要将“一国两制”实行得更好更稳，让台湾看到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他还表示，要加强青少年教育和人才培养，确保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澳门新特首，根在义乌》，田亮/文，《环球人物》2019年17期）
首位并非出自“三大家族”的澳门特首，以392票当选，得票率高达98%。表示要确保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2019年8月25日上午10时，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特首）选举，贺一诚以392票当选，得票率高达98%。选举结果揭晓后，《澳门日报》印发“号外”，在澳门主要街道向市民发放。
家族企业成功，“父亲的努力是第一位的”
澳门有何、崔、马“三大家族”的说法，第一、二任特首何厚铧和第三、四任特首崔世安便来自其中两大家族，“马”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的家族。贺一诚此次当选，成为首位并非出自“三大家族”的澳门特首。
贺氏虽非澳门“三大家族”，但在澳门也是家喻户晓。贺一诚的父亲贺田出生于浙江杭州，20世纪40年代末移居澳门。1956年，澳门制造业还是一片空白，贺田创办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被称为“澳门工业第一人”。改革开放以后，贺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广东、浙江等地投资建厂。在浙江义乌，有一条路正足以他的名字命名——贺田路。
澳门工商界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大老板到澳门与贺田谈生意，贺田开着一辆极普通的轿车去机场迎接。美国老板问：“你那么有钱，怎么会开着这么普通的车？”贺阳笑道：“如果开高级轿车，会加大生意成本，我可能会把这笔加大的开支转嫁到你身上。”美国老板很快签约，还向员工讲述了这段佳话。
在1984年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浙江人吴小旋、楼云获得金牌。据楼云回忆：“我记得回来后，有一位澳门同胞叫贺田，他当时奖励了我和吴小旋，奖品是一辆摩托车，那个年代能开上摩托车已经很好了。”
贺一诚曾说，贺田工业的成功，“父亲的努力是第一位的，他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們兄弟姐妹6人受益良多”。
在人大工作18年，没请过一次假
贺一诚曾经说，记得在回归以前，由于葡萄牙政府的压制.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澳门人基本没有话语权，政府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都是从葡萄牙过来的。直到80年代初期，澳葡当局才使用个别澳门人参与政府管理，但仍然不会让他们在决策层里出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了真正的主人，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澳门回归时，“解放军白天进城，老百姓到马路上，迎接解放军，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当时澳门不景气，治安很差，大家终于盼到了回归！”贺一诚说，回归后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记忆深刻的大事：之前，葡澳当局大把大把地花钱，把一些工程都做完了。大批建筑工人回归后没事干。特区政府接手的钱，包括土地金在内，总共才100多亿元（指澳门元，下同，1澳门元现约合0.88元人民币）。就在此刻，台湾当局又来踩一脚，把在台湾做工的1万多澳门人解雇回来，澳门失业率一路攀高。许多澳门人有怨气，各种敌对势力趁机挑唆，暗中资助一些人，每人每天300元钱，鼓动他们上街闹事，向新生的特区政府示威。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没有丝毫犹豫，处置非常果断：一方面广泛动员爱国爱澳社团，去做受蒙蔽上街市民的说服劝导工作，同时摸清情况;另一方而迅速出动警力，依法将煽动闹事的主谋缉拿归案，事件仅仅发生两天就彻底平息了。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新开工了一些项目，稳住了建筑队伍，经济由回归前的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失业率也开始走低。
澳门回归一个月后，特区选举产生了7名全国人大代表，贺一诚是其中之一。第二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何厚铧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大会补选贺一诚为常委会委员，他成为唯一一位来自澳门的常委会委员。
这与贺一诚早年在内地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1987年，在浙江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贺一诚被增选为首批3位来自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之一。据葡萄牙华侨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周一平回忆：“那时他已经是常务委员，我爸爸只是普通委员，但我爸爸年纪要大一些，他对我爸爸非常体贴、尊重，有时候还会去帮我爸爸拎东西。”
2001年至2019年，贺一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保持了零请假的纪录，每年至少1/3的时间在北京。他说：“全国人大的工作是神圣的，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不可以、更没有权利有丝毫懈怠。”他参加了大量立法工作，还常到各地考察。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2019年6月，贺一诚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因为大湾区，很多朋友希望我出来”。
贺一诚参选，得到了澳门各界的广泛支持。澳门中小企业协进会理事长、1999年澳门特首候选人区宗杰说：“贺先生竞选第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在是众望所归。我敬佩其强政励治的风格……”
澳门永同昌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宗真说：“澳门是社团社会，政府每年给社团活动的资助达到30亿元，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我的好朋友，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告诉我，有一个重要社团很特殊，就是我们贺一诚主席领导的厂商会。澳门厂商会从贺田老先生开始，几十年了，从不向政府申请一分钱，这让我十分震惊，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就是澳门社团改革的样板与方向吗？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澳门历史、澳门人民选择贺一诚先生。”
按照澳门基本法及其附件，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共400人，不少于66名委员可联合提名特首候选人，每名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贺一诚最终获得379名委员提名，这也就意味着贺一诚没有竞选对于，他是唯一向选举委员会交回提名表的人。
2019年8月10日，贺一诚发表参选政纲，在讲到“一国两制”时表示，邻近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令“一国两制”走样，触碰到中央规定的三条底线;在任何地方，损坏国徽国旗都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澳门要将“一国两制”实行得更好更稳，让台湾看到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他还表示，要加强青少年教育和人才培养，确保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澳门新特首，根在义乌》，田亮/文，《环球人物》2019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