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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中国，弥漫整个社会的实在是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法人伦社会的最有效的思想基础，但是，它也使自己逐渐失去自我创新的思想机制。在面临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我们必须确立起一种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
[关键词]理性精神 传统中国 当代中国 弘扬与实践
人类社会是随着人类理性的成熟而不断深化的。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多重哲学内涵并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从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更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发展、形成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一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保存有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它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精神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一、理性精神与传统中国
从远古传统谈起，重视理性判断，从实际出发，歌颂人定胜天的精神，这些早就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三皇五帝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掌柜、孔子“不知人、焉知天”的哲学……无不闪烁着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辉，为其他民族所罕见。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多少是可悲的，它“不能出于平凡之上”。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缺乏真正的兴趣，“能够成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凭心而论，传统中国的理性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用理性”，它既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古希腊人从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中发展起来的理性。科学探索精神、科学思维方法、科学实验的兴趣与习惯……在中国历史长河上所荡起的只是微波。中西“理性精神”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中西进入文明的具体道路是不一样的，各自建立的文明社会也是不一样的，中西的“理性精神”也就形成了不同与对方的“传统”。
在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古希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状态。因此，他们认识自己的道路是从明确区分人与自然，把人与自然当作各自独立甚至相互对立的对象加以研究的。人和自然从原始统一走向分离，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至上的地位。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充分体现了古希腊哲学中所具有的一种崇高的理性精神。亞里士多德从静观自然的角度提出：“古今人们开始爱智慧都是由于惊异。……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Aristotle：Metaphysics，982b11-21）培根也从能动的经验的角度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得人们对追求智慧、特别是对自然的普遍兴趣，促成了人们崇尚理性、抬高理性、赞美理性、追求和向往理性，将理性视为万物的主宰，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达到美好的境界。虽然在中世纪时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的禁锢之中，经院哲学成为欧洲的主导学术研究。但是经院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也孕育着强调重推理、重逻辑的理性的否定基因。特别是到14、15世纪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教伦理改革、启蒙运动等理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西方又重新进入了理性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理性精神在西方主导地位的重新占据成为近代科学兴起的先导。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不是像古希腊那样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古老的氏族制度，而是在原有的氏族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氏族贵族制进行“损益”改良，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的国家。特别是自董仲舒倡导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家学说因此被宣布为国家的官方思想。与此同时，又尝试着建立起一种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以便有效地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这种考试制度，在以后又不断地完善。至晚清末年，它始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晋官场、升官发财的必经途径。至此，儒家的“大一统”、封建的科举制度和西周以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人们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对他人、自然、社会及本身的认识，都主要是把用之于家的宗法伦理情感，施之于国，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主，始于父，终于君。人们钻研自然，致力发明创造则被贬为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并为“士大夫”阶级所不齿。从事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及科学著作的人往往是命运不济，他们所创造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只被用着经学和传统巫术迷信的附属品，如天文、五行、方舆（地理）之学，或者被贬成不融于学术正流的“小术”、“方技”，如农学、工艺学等等。这种学术文化体系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更谈不上像西方社会发展那样，在对理性精神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学术研究都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提出困绕中国人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通俗的表达即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漫漫历史进程中，我们也曾有许多引以自豪的发明创造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是技术方面的成就，而且它们仅仅停留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的水平上，仅是以实用理性来服务于国与家，在理论上士大夫们始终以宗法伦理理性来构建学术体系。总之，在传统中国，弥漫整个社会的实在是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法人伦社会的最有效的思想基础，但是，它也使自己逐渐失去自我创新的思想机制。
中西方理性精神传统的差异直接导致彼此在对待国域外科学成果的不同。自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国家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显示出积极的、科学合理的态度。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中国被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却沦落成为宗法伦理理性精神支配下的人们的“堪舆之术”。同时，我们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首先接受的是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只是那些可以直接拿来为中国人所用的物质形态方面的成果，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提出的“师以长技以制夷”中的“长技”，以及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中的“西用”。其次，我们在文化上具有顽固的自恋倾向。这可以体现在我们对权变、改革等思想的认识上面。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着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相对于封建儒家经典来说，那只是非主流的思想。封建儒家经典著作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举贤良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它们企图通过“天”与“人”的相通和统一，籍此来论证封建伦理理性的合理性，给现实的封建宗法人伦以及相应的“三纲五常”等伦理精神与价值观贴上神圣的标签。因此，尽管在洋务派之后的严复、康有为等提出社会进化论、变法等思想、观点，但是在中国牢固的伦理理性思维制约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及至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体制，试图用民主与科学精神来批判、否定中国旧文化、旧理性传统。这就意味着起源古希腊文明所蕴育的理性理念、思想要在中国得到确立。但是，在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伦理理性进行冲突过程中，其最终也注定走向失败。综上可述，在中西的发展过程中都贯穿着本质不一的理性精神，它们在发展的进程也会出现种种的异化、负面形式。但正是这些异化、负面形式促进中西人类的新的自我觉醒，新的文化、科学理性精神的构建、发展，正是靠这些自我批判获得自己的前进动力。盲目的全盘引进、单纯的批判、否定对社会的健全发展都是没有益处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需要辨证地看待源于古希腊文明与源于先秦时代的理性精神。
二、理性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实践
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我们需要建立怎么样的理性精神呢？这必须是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张扬的、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一种价值体系和精神文化。其基本特质是具有经济理性，注重经济核算，讲求信用，追求实际的成效与利益；具有政治理性，注重自由、民主参与，讲求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文化理性，追求真理，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相对应的。它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因素影响，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影响。时间的车轮已经碾到21世纪了，在这个世纪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持久的变化。理性精神必然要得到唤醒、加强。那么，唤醒理性精神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理性精神的建立。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不同。自然经济强调的是自给自足，以家庭满足为生产目的。计划经济强调的是社会群体，以国家满足为生产目的。而市场经济却强调的是个体性，以个人利益满足为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价值理念，其最一般的含义就是一种经济自由运行的社会性市场机制和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大众平等的经济参与过程。它强调以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使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使供给、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对经济起导向性作用，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决策自由和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平等竞争，在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优胜劣汰。但是，市场由于它所特有的滞后性、自发性，以及在中国更是由于长期以来是传统伦理理性，强调对家对国的绝对服从。因此当市场经济这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使得中国社会、中国人无所适从，由此许多非理性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程需要人的主体性，需要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同时它的发展将会强化每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与理性精神，提高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理性意识，使每个人的理性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强、发挥。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需要理性精神的建立。科学的功利价值或实用意义不仅使它赢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而且以技术为中介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大大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爱因斯坦在肯定科学之善功能时指出：“科学直接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最大实际利益，但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却会给人類带来不同的社会效果。科学在赢得人类广泛的赞誉的同时，也因为科学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生成而使善良的人们担忧。两次世界大战的饿阴影、官僚体系的压制、各种精神病症的加剧等等都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人们不再相信启蒙理性的所谓人间天堂的神话。当代科学技术更是明显打上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宗教化的印记，也引发了能源、污染、人口、失业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技术”给人类的生产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而最大的灾难是为自己创造了大规模毁灭的手段。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地运用科学技术之善的一面为人类造福，这就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树立全球理性主义价值观。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需要理性精神的建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社会生产活动出现全球性的分工与协作、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业已经形成，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经济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人才的流动呈现世界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后面，它隐含了一种文化、政治的全球化，国际社会日益存在共同的利益，人类的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打破时空和种族、地域，形成全球文化。这就意味着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排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唾弃。同时，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要求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一些共同价值标准，如民主、平等、法制等等。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因此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时又能把握住全球化中的种种机遇，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获得许多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带来许多诸如环境、污染、贩毒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有许多，但实质只有一个：即人的理性精神如何发挥。人以经济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经济的巨大发展却破坏着人类存在的生命前提；人以科学技术控制自然、造福自身，科技成果却使人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失控情结”大大加重，越发陷入“我们终将无法驾驭自己创造的事物”的忧虑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持久的变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理性精神呢？这是一个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严肃而又迫切的问题。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弘扬，它既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传统的理性精神，同时更需要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对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建设。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理性精神是一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对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反作用，但它最终却是由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历史经验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理性精神得以培育、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于此，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构建的最深厚的物质基础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理性精神的建构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冲垮和铲除了小农自然经济这个封建宗法伦理理性赖以生存的基础。小农自然经济的独特生产方式造成传统中国礼制、官本位、伦理型的价值观等等封建宗法伦理理性的特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精神，它要求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契约意识。这些正是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构建所需要的。其次，它能为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建构提供更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市场经济中，每一经济主体通过合法经营而致富，追求的是作为社会财富代表的价值利益和价值增值。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必须为其他经济提供优质的、有效的供给或服务。每个经济主体和个人的富裕必须以最终的市场选择，即社会选择来实现社会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因此，它能够使理性精神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更好的构建。于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使之更好地成为中国特色的理性精神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2.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民主”和“法制”两个充满理性、现代性的词语一经从古希腊文明中产生，它们便迅猛地在各国的社会领域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为理性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制度上和哲理上的保证，同时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发育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发展。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民主”从希腊文中产生，其含义是“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认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都是封建伦理理性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谈得上当家作主，否则，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将无从谈起。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法制是关于社会保障机制的理念，其最一般的含义就是要以公民人格独立的社会平等基础，保障公民财产，控制政府滥用权力为己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精神已被载入宪法。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的轨道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可以为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建构提供制度上和哲理上的保证。
3.大力提倡以科学和人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指“作为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整合抽象出来的价值系统的精华，既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内在感性表证，又是处于特定历史维度之中的人类群体生活意义的理性浓缩”。在当今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时代，人是知识、经济运作的核心和目的，是知识经济化的中介，同时人还是知识、经济实体，是知识经济化的直接创造者。以科学和人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就是在精神层面上来体现对理性精神的影响。它作为认识自然界的结晶，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革命性力量。同时，科学特别是科学之中的科学思想，它是科学最深层哲学和文化内涵。它能启迪人们的心智，使人们摆脱愚昧、迷信和奴性的牢笼，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和作用，从而有助于确立正确的行动目标。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大力发展作为普及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科学思想。使科学成为稳定社会共同体秩序、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的自我完善的基石与保障。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现代艺术和哲学中的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人不再满足于传统中国的臣民文化自在的文化模式，树立起现代中国的理性文化模式。
4.正确认识当代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思潮出现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同质的、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或理论形态。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想就其产生的背景来看，其主要是对于工业文明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修正、质疑、批判和超越的价值与文化观念。从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想中包含有许多的文化价值内涵，如生态文化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技术批判理性对自律的异化和技术发展的人道控制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想中也包含许多极端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自由、幸福与进步，反而造成人的堕落、异化与受奴役，使人与物的关系彻底颠倒，使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他们甚至提出，不限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必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并陷入绝境。实事求是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在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后工业西方社会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撑中国低成本生产力的是农村劳动力。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有相当于9亿人生活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1.5亿人。科学和理性精神尚未在中国文化中扎根下来。因此，西方非理性主义对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发展问题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问题。但是，是否就这样认为我们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呢？实践已经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想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行的。当代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这些可以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
综上所述，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以科学和人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依靠科学的理性精神的支撑。
参考文献：
［1］高红.弘扬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论丛，2001，（4）.
［2］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3］高長江.论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新华文摘》，1998，（6）.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关键词]理性精神 传统中国 当代中国 弘扬与实践
人类社会是随着人类理性的成熟而不断深化的。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多重哲学内涵并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从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更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发展、形成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一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保存有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它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精神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一、理性精神与传统中国
从远古传统谈起，重视理性判断，从实际出发，歌颂人定胜天的精神，这些早就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三皇五帝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掌柜、孔子“不知人、焉知天”的哲学……无不闪烁着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辉，为其他民族所罕见。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多少是可悲的，它“不能出于平凡之上”。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缺乏真正的兴趣，“能够成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凭心而论，传统中国的理性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用理性”，它既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古希腊人从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中发展起来的理性。科学探索精神、科学思维方法、科学实验的兴趣与习惯……在中国历史长河上所荡起的只是微波。中西“理性精神”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中西进入文明的具体道路是不一样的，各自建立的文明社会也是不一样的，中西的“理性精神”也就形成了不同与对方的“传统”。
在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古希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状态。因此，他们认识自己的道路是从明确区分人与自然，把人与自然当作各自独立甚至相互对立的对象加以研究的。人和自然从原始统一走向分离，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至上的地位。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充分体现了古希腊哲学中所具有的一种崇高的理性精神。亞里士多德从静观自然的角度提出：“古今人们开始爱智慧都是由于惊异。……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Aristotle：Metaphysics，982b11-21）培根也从能动的经验的角度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得人们对追求智慧、特别是对自然的普遍兴趣，促成了人们崇尚理性、抬高理性、赞美理性、追求和向往理性，将理性视为万物的主宰，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达到美好的境界。虽然在中世纪时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的禁锢之中，经院哲学成为欧洲的主导学术研究。但是经院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也孕育着强调重推理、重逻辑的理性的否定基因。特别是到14、15世纪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教伦理改革、启蒙运动等理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西方又重新进入了理性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理性精神在西方主导地位的重新占据成为近代科学兴起的先导。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不是像古希腊那样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古老的氏族制度，而是在原有的氏族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氏族贵族制进行“损益”改良，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的国家。特别是自董仲舒倡导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家学说因此被宣布为国家的官方思想。与此同时，又尝试着建立起一种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以便有效地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这种考试制度，在以后又不断地完善。至晚清末年，它始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晋官场、升官发财的必经途径。至此，儒家的“大一统”、封建的科举制度和西周以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人们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对他人、自然、社会及本身的认识，都主要是把用之于家的宗法伦理情感，施之于国，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主，始于父，终于君。人们钻研自然，致力发明创造则被贬为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并为“士大夫”阶级所不齿。从事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及科学著作的人往往是命运不济，他们所创造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只被用着经学和传统巫术迷信的附属品，如天文、五行、方舆（地理）之学，或者被贬成不融于学术正流的“小术”、“方技”，如农学、工艺学等等。这种学术文化体系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更谈不上像西方社会发展那样，在对理性精神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学术研究都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提出困绕中国人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通俗的表达即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漫漫历史进程中，我们也曾有许多引以自豪的发明创造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是技术方面的成就，而且它们仅仅停留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的水平上，仅是以实用理性来服务于国与家，在理论上士大夫们始终以宗法伦理理性来构建学术体系。总之，在传统中国，弥漫整个社会的实在是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法人伦社会的最有效的思想基础，但是，它也使自己逐渐失去自我创新的思想机制。
中西方理性精神传统的差异直接导致彼此在对待国域外科学成果的不同。自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国家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显示出积极的、科学合理的态度。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中国被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却沦落成为宗法伦理理性精神支配下的人们的“堪舆之术”。同时，我们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首先接受的是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只是那些可以直接拿来为中国人所用的物质形态方面的成果，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提出的“师以长技以制夷”中的“长技”，以及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中的“西用”。其次，我们在文化上具有顽固的自恋倾向。这可以体现在我们对权变、改革等思想的认识上面。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着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相对于封建儒家经典来说，那只是非主流的思想。封建儒家经典著作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举贤良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它们企图通过“天”与“人”的相通和统一，籍此来论证封建伦理理性的合理性，给现实的封建宗法人伦以及相应的“三纲五常”等伦理精神与价值观贴上神圣的标签。因此，尽管在洋务派之后的严复、康有为等提出社会进化论、变法等思想、观点，但是在中国牢固的伦理理性思维制约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及至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体制，试图用民主与科学精神来批判、否定中国旧文化、旧理性传统。这就意味着起源古希腊文明所蕴育的理性理念、思想要在中国得到确立。但是，在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伦理理性进行冲突过程中，其最终也注定走向失败。综上可述，在中西的发展过程中都贯穿着本质不一的理性精神，它们在发展的进程也会出现种种的异化、负面形式。但正是这些异化、负面形式促进中西人类的新的自我觉醒，新的文化、科学理性精神的构建、发展，正是靠这些自我批判获得自己的前进动力。盲目的全盘引进、单纯的批判、否定对社会的健全发展都是没有益处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需要辨证地看待源于古希腊文明与源于先秦时代的理性精神。
二、理性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实践
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我们需要建立怎么样的理性精神呢？这必须是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张扬的、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一种价值体系和精神文化。其基本特质是具有经济理性，注重经济核算，讲求信用，追求实际的成效与利益；具有政治理性，注重自由、民主参与，讲求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文化理性，追求真理，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相对应的。它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因素影响，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影响。时间的车轮已经碾到21世纪了，在这个世纪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持久的变化。理性精神必然要得到唤醒、加强。那么，唤醒理性精神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理性精神的建立。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不同。自然经济强调的是自给自足，以家庭满足为生产目的。计划经济强调的是社会群体，以国家满足为生产目的。而市场经济却强调的是个体性，以个人利益满足为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价值理念，其最一般的含义就是一种经济自由运行的社会性市场机制和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大众平等的经济参与过程。它强调以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使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使供给、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对经济起导向性作用，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决策自由和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平等竞争，在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优胜劣汰。但是，市场由于它所特有的滞后性、自发性，以及在中国更是由于长期以来是传统伦理理性，强调对家对国的绝对服从。因此当市场经济这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使得中国社会、中国人无所适从，由此许多非理性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程需要人的主体性，需要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同时它的发展将会强化每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与理性精神，提高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理性意识，使每个人的理性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强、发挥。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需要理性精神的建立。科学的功利价值或实用意义不仅使它赢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而且以技术为中介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大大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爱因斯坦在肯定科学之善功能时指出：“科学直接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最大实际利益，但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却会给人類带来不同的社会效果。科学在赢得人类广泛的赞誉的同时，也因为科学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生成而使善良的人们担忧。两次世界大战的饿阴影、官僚体系的压制、各种精神病症的加剧等等都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人们不再相信启蒙理性的所谓人间天堂的神话。当代科学技术更是明显打上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宗教化的印记，也引发了能源、污染、人口、失业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技术”给人类的生产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而最大的灾难是为自己创造了大规模毁灭的手段。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地运用科学技术之善的一面为人类造福，这就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树立全球理性主义价值观。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需要理性精神的建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社会生产活动出现全球性的分工与协作、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业已经形成，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经济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人才的流动呈现世界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后面，它隐含了一种文化、政治的全球化，国际社会日益存在共同的利益，人类的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打破时空和种族、地域，形成全球文化。这就意味着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排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唾弃。同时，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要求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一些共同价值标准，如民主、平等、法制等等。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因此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时又能把握住全球化中的种种机遇，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获得许多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带来许多诸如环境、污染、贩毒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有许多，但实质只有一个：即人的理性精神如何发挥。人以经济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经济的巨大发展却破坏着人类存在的生命前提；人以科学技术控制自然、造福自身，科技成果却使人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失控情结”大大加重，越发陷入“我们终将无法驾驭自己创造的事物”的忧虑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持久的变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理性精神呢？这是一个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严肃而又迫切的问题。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弘扬，它既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传统的理性精神，同时更需要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对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建设。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理性精神是一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对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反作用，但它最终却是由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历史经验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理性精神得以培育、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于此，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构建的最深厚的物质基础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理性精神的建构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冲垮和铲除了小农自然经济这个封建宗法伦理理性赖以生存的基础。小农自然经济的独特生产方式造成传统中国礼制、官本位、伦理型的价值观等等封建宗法伦理理性的特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精神，它要求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契约意识。这些正是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构建所需要的。其次，它能为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建构提供更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市场经济中，每一经济主体通过合法经营而致富，追求的是作为社会财富代表的价值利益和价值增值。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必须为其他经济提供优质的、有效的供给或服务。每个经济主体和个人的富裕必须以最终的市场选择，即社会选择来实现社会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因此，它能够使理性精神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更好的构建。于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使之更好地成为中国特色的理性精神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2.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民主”和“法制”两个充满理性、现代性的词语一经从古希腊文明中产生，它们便迅猛地在各国的社会领域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为理性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制度上和哲理上的保证，同时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发育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发展。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民主”从希腊文中产生，其含义是“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认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都是封建伦理理性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谈得上当家作主，否则，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将无从谈起。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法制是关于社会保障机制的理念，其最一般的含义就是要以公民人格独立的社会平等基础，保障公民财产，控制政府滥用权力为己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精神已被载入宪法。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的轨道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可以为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的建构提供制度上和哲理上的保证。
3.大力提倡以科学和人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指“作为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整合抽象出来的价值系统的精华，既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内在感性表证，又是处于特定历史维度之中的人类群体生活意义的理性浓缩”。在当今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时代，人是知识、经济运作的核心和目的，是知识经济化的中介，同时人还是知识、经济实体，是知识经济化的直接创造者。以科学和人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就是在精神层面上来体现对理性精神的影响。它作为认识自然界的结晶，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革命性力量。同时，科学特别是科学之中的科学思想，它是科学最深层哲学和文化内涵。它能启迪人们的心智，使人们摆脱愚昧、迷信和奴性的牢笼，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和作用，从而有助于确立正确的行动目标。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大力发展作为普及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科学思想。使科学成为稳定社会共同体秩序、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的自我完善的基石与保障。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现代艺术和哲学中的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人不再满足于传统中国的臣民文化自在的文化模式，树立起现代中国的理性文化模式。
4.正确认识当代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思潮出现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同质的、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或理论形态。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想就其产生的背景来看，其主要是对于工业文明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修正、质疑、批判和超越的价值与文化观念。从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想中包含有许多的文化价值内涵，如生态文化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技术批判理性对自律的异化和技术发展的人道控制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想中也包含许多极端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自由、幸福与进步，反而造成人的堕落、异化与受奴役，使人与物的关系彻底颠倒，使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他们甚至提出，不限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必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并陷入绝境。实事求是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在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后工业西方社会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撑中国低成本生产力的是农村劳动力。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有相当于9亿人生活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1.5亿人。科学和理性精神尚未在中国文化中扎根下来。因此，西方非理性主义对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发展问题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问题。但是，是否就这样认为我们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呢？实践已经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想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行的。当代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这些可以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
综上所述，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以科学和人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依靠科学的理性精神的支撑。
参考文献：
［1］高红.弘扬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论丛，2001，（4）.
［2］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3］高長江.论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新华文摘》，1998，（6）.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