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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探讨了人物写作的标题、开头、语言、细节直到结尾的一些技巧问题。说到技巧,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雕塑家说的话:“雕塑其实靠的不是雕塑的技巧,而是砍掉多余的东西的技巧。”这话大有深意。我们把他这话套用过来,可不可以这样说:写作其实不是靠写的技巧,而是去掉多余的材料的技巧。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去掉多余材料的问题,作为人物写作的结束语。
善于去掉多余的材料,是人物写作的一个大诀窍。因为写人物不是给一个人做鉴定、做总结,而是要把他最打动人、最能给人启发的那一块事迹告诉读者。初学写稿,常常把握不住这一点。只要受了感动,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主人公有几个侧面,一股脑往上写。比如,一篇文章本来是写一个警察在追捕歹徒时英勇牺牲的,却非要加上他如何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如何抵制不正之风等等。一篇文章本来是写一位教师如何讲好语文课的,却非要加上他如何对待家庭困难,如何关心同学身体健康等等。还有一些写先进人物的文章,常从祖宗三代写起。为什么非要面面俱到呢?恐怕是觉得事迹都挺感人,只写一点,太可惜了。
岂不知,文有主题军有帅。主题定下来后,它就要统帅稿件中所有的材料。这时候,就要动脑子分析一番:那些是有关的?那些是无关的?那些是非写不可的?那些是可写可不写的?一定要梳理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把对表现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都写进去,往往就会淹没最突出、最感人的那一点。而且,这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写得越感人,主题就越不突出了。古人为文,讲究“占尽花枝,去其残叶”。就是说,对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不管它多么感人,都要噼里啪啦地砍掉它,万万不要恋恋不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学习法国大雕塑家罗丹的气派。
据说罗丹塑完巴尔扎克的雕像后,感到非常满意,就把他的学生叫来欣赏。学生们看来看去,目光渐渐集中到雕像的手上。那双手叠合起来放在胸前,十分逼真。大家都称赞说:“老师,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手啊!”罗丹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走到工作室的一角,提起一把大斧,直奔雕像,噼里啪啦,砍掉了那双完美的手。学生们都吓呆了。罗丹对学生们说:“这双手太突出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
罗丹的雕像,主要是表现巴尔扎克的精神、气质。那双手太突出了,人们只顾欣赏手的完美,就破坏了雕塑的完整艺术表现。罗丹砍掉了这双手,就如同去掉了一个瘤,反尔增加了雕像的感染力量,使巴尔扎克的雕像成了世界雕塑艺术的精品。罗丹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看历来写人物的优秀作品,都是突出了主人公最本质的那一点,才获得成功的。写刘胡兰,只写了那么一个壮烈牺牲的场面,就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写黄继光,也只写了他堵枪眼的壮举,照样流传千古。他们在别的方面有没有感人事迹?肯定有。但稿件里都没有写。我看作者就有点罗丹的气派。这些光彩照人的英雄,要让我们一些作者来写,可不得了,非从祖宗三代写起不可。
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曾经写过一位典型人物,讲的是植树老人潘从正几十年植树的种种遭遇。据穆青同志讲,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就几次忍痛割爱。比如,潘从正的苗圃是全村孩子们最爱玩的地方,有时免不了踩坏树苗。潘从正经常找到家长,要他们对孩子严加管教。这可惹恼了那些顽皮的孩子,他们在苗圃里垒了个“坟”,插上个幡,写上老潘的名字,咒他。这些材料很生动。但作者反复掂量,认为给老人造林事业带来灾难的并不是这些孩子,而是人为的政治运动。如果把这些生动的但又是次要的材料全写进去,就会冲淡主题。所以,他们就坚决割爱了。
我当记者多年,也多次遇到过这类情况。那年,我曾写过一篇《他这样拨动战士的心弦》,讲的是优秀政治教员、指导员薛晓明上好政治课的事迹。薛晓明有个未婚妻,远在昆明,热心支持他钻研讲课艺术,多方为他搜集讲课资料。采访中听到这些事,我觉得这体现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一心想写进去。但是,详细分析材料之后,就发现,这些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不起主要作用。相反,如果把他未婚妻的事写多了,势必会冲淡主题。想到这里,还是横下心来,把它砍掉了。后来,这篇文章被评为全国好新闻,恐怕是得益于“罗丹的斧头”吧。
不过,罗丹的斧头也不是那么好抡的。只有对成堆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素材进行了分析,提炼出了明确、集中、单一的主题,抡起斧头来才能有依据,不走形。让我们在实践中去体验吧。
善于去掉多余的材料,是人物写作的一个大诀窍。因为写人物不是给一个人做鉴定、做总结,而是要把他最打动人、最能给人启发的那一块事迹告诉读者。初学写稿,常常把握不住这一点。只要受了感动,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主人公有几个侧面,一股脑往上写。比如,一篇文章本来是写一个警察在追捕歹徒时英勇牺牲的,却非要加上他如何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如何抵制不正之风等等。一篇文章本来是写一位教师如何讲好语文课的,却非要加上他如何对待家庭困难,如何关心同学身体健康等等。还有一些写先进人物的文章,常从祖宗三代写起。为什么非要面面俱到呢?恐怕是觉得事迹都挺感人,只写一点,太可惜了。
岂不知,文有主题军有帅。主题定下来后,它就要统帅稿件中所有的材料。这时候,就要动脑子分析一番:那些是有关的?那些是无关的?那些是非写不可的?那些是可写可不写的?一定要梳理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把对表现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都写进去,往往就会淹没最突出、最感人的那一点。而且,这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写得越感人,主题就越不突出了。古人为文,讲究“占尽花枝,去其残叶”。就是说,对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不管它多么感人,都要噼里啪啦地砍掉它,万万不要恋恋不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学习法国大雕塑家罗丹的气派。
据说罗丹塑完巴尔扎克的雕像后,感到非常满意,就把他的学生叫来欣赏。学生们看来看去,目光渐渐集中到雕像的手上。那双手叠合起来放在胸前,十分逼真。大家都称赞说:“老师,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手啊!”罗丹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走到工作室的一角,提起一把大斧,直奔雕像,噼里啪啦,砍掉了那双完美的手。学生们都吓呆了。罗丹对学生们说:“这双手太突出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
罗丹的雕像,主要是表现巴尔扎克的精神、气质。那双手太突出了,人们只顾欣赏手的完美,就破坏了雕塑的完整艺术表现。罗丹砍掉了这双手,就如同去掉了一个瘤,反尔增加了雕像的感染力量,使巴尔扎克的雕像成了世界雕塑艺术的精品。罗丹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看历来写人物的优秀作品,都是突出了主人公最本质的那一点,才获得成功的。写刘胡兰,只写了那么一个壮烈牺牲的场面,就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写黄继光,也只写了他堵枪眼的壮举,照样流传千古。他们在别的方面有没有感人事迹?肯定有。但稿件里都没有写。我看作者就有点罗丹的气派。这些光彩照人的英雄,要让我们一些作者来写,可不得了,非从祖宗三代写起不可。
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曾经写过一位典型人物,讲的是植树老人潘从正几十年植树的种种遭遇。据穆青同志讲,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就几次忍痛割爱。比如,潘从正的苗圃是全村孩子们最爱玩的地方,有时免不了踩坏树苗。潘从正经常找到家长,要他们对孩子严加管教。这可惹恼了那些顽皮的孩子,他们在苗圃里垒了个“坟”,插上个幡,写上老潘的名字,咒他。这些材料很生动。但作者反复掂量,认为给老人造林事业带来灾难的并不是这些孩子,而是人为的政治运动。如果把这些生动的但又是次要的材料全写进去,就会冲淡主题。所以,他们就坚决割爱了。
我当记者多年,也多次遇到过这类情况。那年,我曾写过一篇《他这样拨动战士的心弦》,讲的是优秀政治教员、指导员薛晓明上好政治课的事迹。薛晓明有个未婚妻,远在昆明,热心支持他钻研讲课艺术,多方为他搜集讲课资料。采访中听到这些事,我觉得这体现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一心想写进去。但是,详细分析材料之后,就发现,这些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不起主要作用。相反,如果把他未婚妻的事写多了,势必会冲淡主题。想到这里,还是横下心来,把它砍掉了。后来,这篇文章被评为全国好新闻,恐怕是得益于“罗丹的斧头”吧。
不过,罗丹的斧头也不是那么好抡的。只有对成堆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素材进行了分析,提炼出了明确、集中、单一的主题,抡起斧头来才能有依据,不走形。让我们在实践中去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