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的《刘大年忆郭沫若》一文，讲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建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一所请郭沫若兼所长，二所请陈寅恪任所长，三所请范文澜当所长。当时，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由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寅恪的弟子汪篯南下敦请。不想汪、陈相见之后，陈寅恪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感激或感动，还提出了担任所长的苛刻条件：请毛、刘二公(即毛泽东、刘少奇)允许他不讲马列主义。
　　刘大年教授转述的这一段，比较简略。根据汪篯事后的汇报，陈寅恪当时提出的条件是：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两条，陈寅恪为了表示其正式和郑重，特请其夫人记录，以书面形式交给汪带回北京。当陈的助手等劝陈不必提这样的条件时，陈表示：“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汪筏报告的情况显然比刘大年教授所忆要严重得多。不仅自己“不讲马列主义”，而且要求毛或刘书面保证，允许整个研究所都“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按照当时的认识水平，这是个原则问题；按照后来上纲上线的说法，这是一个走哪条路，办什么样的研究所，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严重问题。自然，陈寅恪出任所长之议就此作罢。
　　事情似乎到此为止了。陆键东的名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叙述也果然到此为止。然而，刘大年教授却继续说：
　　1954年，中国科学院酝酿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出现了陈寅恪能不能被提名为学部委员的问题。于是旧事重提了：就学术成就看，陈寅恪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权威，不选进学部委员不行；但是，选这样一个公然声称“不宗奉马列主义”的人当学部委员，行吗?学部委员就是院士，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头衔，授予陈寅恪这样的头衔，是事关树立什么样的人为榜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呀!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不想毛泽东明确表示：“要选上。”结果，陈寅恪就当上了学部委员，他没有再拒绝。
　　刘大年教授的这个补充十分重要。它引起了我深沉的思考。陈寅恪当年提出的条件，不仅“苛刻”、“唐突”，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可以说“猖狂”，然而，毛泽东不仅不以为忤，反而要赠之以桂冠，崇之以头衔。据笔者所知，后来陆续加上去的头衔还有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何以然?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和巨大进步。学习马列，有助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因此，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决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无真理；也不能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认识真理。陈寅恪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在隋唐史等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切实事求是的人都会承认他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更应该将他的成就继承过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至于陈寅恪不愿意“宗奉马列”，那是他个人的自由，可以允许。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强迫别人“宗奉”；强迫别人“宗奉”，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想，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批判陈寅恪，而且批准他担任学部委员，其原因盖在于此吧?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宽宏，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能将这种态度贯彻始终，也没有能普及世人，否则，陈寅恪晚年的命运也就不会那样悲惨了。
　　允许别人不“宗奉”，那末，是否也允许别人批评呢?
　　行文至此，想起季羡林教授在他最近发表的《牛棚杂忆》中的几句话：“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决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想，这实在是洞达世事、洞达历史的智者之言。
　　任何人对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其言论、思想、著作中都可能包含错误、片面、不足的成分，虽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这些伟人也不能例外。有批评，有反驳，才能使真理益明、益全、益进。封杀正当的、合法的批评与讨论，那是封建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其结果只能是，或铸成大错，或封杀真理发展的道路。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严重夸大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张“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及所谓“一抓就灵”云云。试想，如果他生前能够容许并接受别人对他这一错误理论的批评，何至于会发展出“文化大革命”?又试想，如果不批评、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何来邓小平理论?何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写到这里，必须声明的是，笔者上述云云，并非提倡“批马”、“批毛”，只是想提倡一种正确的态度，千万别引申、上纲……。那种随意引申、上纲、罗织，首先封人之口，继而将人“打翻在地”的时代，应该永远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