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是生活的亲历者，也是生活的见证者。凡庸的日常生活，破碎的生活镜像，既是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微弱反光，也是我们活着的证据。
　　诗人的写作行为，与其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脱帽致敬，毋宁说是生活泅渡中的击水之术与吐纳之功。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如果我们服膺这一判定，指认诗歌是对世间万物的发现与命名，那么，正是诗人从生活现场，认领了这一神圣职责，并扮演着这一神秘角色。诗人必须直面生活，指认时代现场，梳理生活肌理，呈现驳杂世相和生存真相。作品有了人间烟火气，有生活的坡度和温度，才可能有筋骨与气节。
　　信息化时代，人类生活进入编码模式。无论是全球性重大事件，还是日常性生活琐事，都对个体形成笼罩性冲击，深刻地影响个体的生存际遇和生命体验。与前工业社会的缓慢宁静迥然不同，后工業社会生活事件数量的增殖、速率的提升与节奏的加快，一方面对个体生存空间形成侵扰挤压，加大了生存压力，另一方面，也为诗歌文本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与广阔的空间。诗人应当自觉地以史诗的视野、胸襟和气度，让诗歌回归到时代的轨道上，使诗歌与火热生活充分耦合，完成对时代生存境遇的揭示和命名，拂拭时代的精神维度。
　　诗人不应该只是生活的搬运工。诗人应该穿越芜杂的生活表象，去伪存真，披沙拣金，截取那些能够触动情感、濡养心灵的生活片断，在自我内心省察和外部世界烛照的双向检视中，完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与想象，提供承载个人诗歌理想和审美旨趣的厚重文本。
　　人类先民普遍信仰万物有灵。诗人在与万物的对视与交流中，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罗兰·巴特所推举的零度写作，旨在打碎古典写作标榜的真实和自然的神话，揭开古典写作中“客观”的虚伪性。诗人在生活中披荆斩棘，必须遵循心灵的向度。唯有对生活事件进行心灵投射和智性探照，作品才能生气灌注，元气淋漓。诗人需要在个人性中融入社会性，在心灵尺度中铸造历史尺度，像马尔库塞所说那样保持“艺术与日常秩序间的基本裂隙”。
　　生活是人的生存场域，也是诗歌的依托。很多时候，在坚守诗歌圣洁传统的心理驱动下，我们似乎逃离了生活的此岸，陷入虚无的精神乌托邦。甚至钻进后现代性的迷宫，迷恋后现代的模糊性、间断性、弥散性、多元性和游戏性，颠覆范式，消解意义，让能指无限地漂浮，所指自由地滑动，制造了大批精致的诗歌废墟。
　　庚子初春以来，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各国向公众提出“社交疏离”原则，要求公民保持社交距离，以阻止病毒的社区传播。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诗人与生活的关系。诗人是生活的在场者，而不是缺席者。诗人沉潜于生活而不委身于生活，触摸生活的粗粝，聆听生活的鼻息，浸淫其中又能抽身其外，水乳交融而又洞若观火，在个人化经验传递和异质化技术操作中，完成审美客体创造和精神世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