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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情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统一,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等领域。认清国情、立足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之一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必须认清和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文化水平整体落后并存、文化事业发展迅速与文化产业实力不强并存、经济总体实力增强与文化软实力明显不足并存、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文化管理体制弊端共存等基本文化国情。因此,要重视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复杂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重视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重视借鉴和博采其他民族文化之众长;重视改革与创新,努力创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国情;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1.02.018
文章编号:1009-6922(2021)02-101-06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谋划和推进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文化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制度及其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三种具体制度都将从不同角度和方式决定和影响、制约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在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事业也将对政治、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从文化自觉意义上看,立足于基本文化国情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是认识和关照自我文化,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文化来源和特质的过程,也是自觉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第一要义。
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国情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经济不发达、制度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特征,这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2]。尽管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改变,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实践创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保证了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存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综合水平相对落后并存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珍贵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遗产,这一点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2008年上半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国家公民中开展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评价调查时,给予优秀评价的平均值在7.8~8.6之间。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有辉煌的过去,有丰富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科技水平方面,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以国际公认的衡量一国科技实力最重要的WFC指数(自然指数)为例,2014年12月公布的当年统计数据:美国自然指数排名第一,18643;中国第二,5206,约为美国的28%。而且美国权威科学技术杂志——Rdmag杂志发布的资料显示:2018年美国全年投入的研发资金为552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86%。同期中国投入的研发资金达到了4748.1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6.74%,但总体上美国投入的研发资金依然是全球最多的,约占全球总量的25.25%,中国的比例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另外,具体到某些行业领域,如我国芯片技术、半导体设备、农业装备以及综合技术都落后于世界水平几年或几十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国情。
(二)文化事业发展迅速与文化产业实力不强并存
新时代国家文化建设的两翼就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包括原创性文化成果和知识产权在内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增强文化事业创造力和影响力提供了强大支撑。因此,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是国家文化建设顺利、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文化实力不断增强。一些主要精神产品,像报刊、书籍出版发行总量,各级各类图书馆、图书室的总量,各类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总量,均居世界前列。但这一文化事业发展的优势与目前全国文化产业化严重不足的现实并存,是目前我国文化国情的一个事实。一般地讲,所谓文化产业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指以工业标准来进行的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简而言之,它就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它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体育比赛、文化娱乐、文学艺术、影视音像、信息咨询、文化设备及传媒载体等方面。虽然文化成为产业是现代以来的事情,但是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综合国力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文化产业大国的龙头老大——美国为例。美国文化艺术中心200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的文化资本》称:“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一些州、县和市镇,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对这个所谓‘创造性的领域’或‘创造性的劳动力’,对生产力、就业和出口增长的贡献,人们开始加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3]而且资料显示,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其第一出口创汇产品是文化产品,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5%以上。同样,文化立国战略对于日本、韩国发展也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以网络游戏为例,在全球电子游戏市场份额中,日本厂商控制了全球电子游戏市场的90%以上的硬件和50%以上的软件;韩国的网络游戏出口额是中国的10倍,其电影、新闻出版、电子音像、艺术产品等产业的对外输出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4]相比而言,中国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和推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發展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过程中,文化产业才开始进入大发展阶段。尽管经过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还是文化产业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的数量都呈现出了突破和跨越式的发展态势,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商品。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受文化产品是单一意识形态属性的束缚,所以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实现以扭曲或淡化其意识形态属性为代价;二是利用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来排斥其产业属性,忽视了文化产品兼具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两种属性的本质。因此,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长期受单一意识形态属性束缚,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出口和影响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得不重视的文化国情之一。 (三)经济总体实力增强与文化软实力明显不足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但是我们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骄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年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5]。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使文化软实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370.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3%。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023.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4%;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346.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8%。[6]尽管如此,文化软实力状况与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还不相称。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所取得巨大成果而成比例地提高。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中国最多只是一个经济大国,如果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最终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因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就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从细分领域来看,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中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差距仍然很大,其中文化产品贸易势头较好,总体表现为贸易顺差;但文化服务贸易总体体量偏小,且贸易逆差现象严重。以图书进出口为例,根据2017年几大主营电子商务平台的图书销售排行榜单显示,外国图书占据我国畅销书市场的主流,热销图书中的前10名有7本为引进的外国图书。世界图书出口第一大国是美国,每年出口近20亿美元的图书,德国和日本各有6亿到8亿美元的图书出口额,而我国图书行业一年的出口额只有6000万美元左右。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存在10 ∶ 1的逆差,与欧美的逆差达到100 ∶ 1以上。[7]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市场出口的产品内容也并不先进,50%以上份额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等硬件设施,创意性、理念性的文化出口十分有限,这些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在与发达国家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8]客观地说,文化交流中的顺逆差,国际竞争中的优劣势,产业较量的成败,不仅仅关乎市场份额的大小和经济效益多少,它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这也警示我们,长期以来,相比经济发展而言,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群众思想、凝聚共识、宣传中国发展道路、维护文化安全、引领世界发展的需要。[9]正如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先生2010年在清华大学发表《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演讲时指出:中国崛起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它不仅要看中国经济的成就,更要看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取得的成就。[10]由此,我们必须认清21世纪我国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只是中国崛起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文化管理体制弊端共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國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各族人民充分享有各种文化权利、参与国家文化事业管理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大发展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已经建立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事业发展和管理的制度、办法、法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事业的管理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管理经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并重申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这对净化人们思想和为全国人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文化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某些重要文化管理制度与法规还不健全,现行文化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管理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极其严重。同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文化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使得城乡、东西部、不同群体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精神文化饥渴在物质满足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将经济建设当作唯一工作,奉行“唯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把发展是硬道理异化为“搞GDP是硬道理”“除了GDP以外都是软道理”,在文化建设投入资金和精力后却看不到成效,于是就忽视文化建设,甚至以削弱文化建设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二是一些地区和部门不能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中吸收和抵制的关系,在思想上不设防,致使一些腐朽的东西长驱直入,侵蚀着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体说来,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的优越性与管理具体制度上、体制上的弊端共存是我国文化国情的又一事实。那么,如何在文化建设的改革中割除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这仍然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当代启示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基本文化国情,在对自身文化全面了解、深刻认识、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的基础上,认清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清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及其状况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主动自觉地维护自身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在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得以延续并发扬广大,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第一要义。 (一)必须重视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复杂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统一体,其中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对经济又有能动的反作用,并通过文化能动作用推动经济、政治发展进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息息相关,一方面,经济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这是我们处理文化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立场。毋庸讳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科学技术革命、市场经济等“物质”因素不仅使人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繁荣时代,而且也推动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亦应验了“经济进步同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这种文化上历史上的联系”[11],文化的发展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测试器,经济越发展,物质财富越丰富,文化需求越大,文化发展动力越足,文化供给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由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重视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复杂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二)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文化的吸引力取决于这种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具有高度融合力、较强传播力和广泛认同力的文化形式,它的生命力和重大意义在于感召民众、传承文明、宣传正义、弘扬正气、驱逐邪恶、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壮大。比如,美国为了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向全世界加以传播和推广。新加坡以国会法案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共同价值观,号召国民共同推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当前我国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思潮和文化的有效性不足,具体表现为公民对国家忠诚感和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减弱,文化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因经济社会变迁而被边缘化。因此,在多样性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形成浓厚的价值观尊崇,努力营造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氛围,使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更好地感知、体悟、遵守和践行;另一方面要在世界上努力塑造中国尊重多样文明共同发展的国际形象,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总而言之,在国内外思想文化竞争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要增强中国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必须立足于人类发展高度,用全球化视野,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三)必须借鉴和博采其他民族文化之众长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延续有赖于该社会的交往(学习)能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相互学习和借鉴才使世界文化发展博彩纷呈。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研究的人类智慧结晶,都是值得从中汲取营养的优秀成果,资本主义文明也不例外。资本主义文明是在反封建过程中经过社会各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步入现代文明行列的,其包括的自由精神、民主意识、法治传统等一些现代社会要素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扑面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正以澎湃之势席卷全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样,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建立在空地上,亦不是通过消减先前文化的方法,而是在通过批判地吸收、改造和进一步发展人类在历史中所创造的一切优秀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我们中国应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博大的胸怀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文化多样性中达成共识,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尤其应避免把伴随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包括自由、民主和法制等优秀政治文化基本范畴统统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一并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四)必须要富有改革创新精神
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在文化竞争态势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决定其能否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性所在,创新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全球化要求社会主义文化更要不断开拓创新,要求它既不能简单照搬西方任何一种现成的文化发展模式,也不能依傍古人简单地“复兴传统”“照搬遗产”,所以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仅有模仿或引进是不够的,必须充分抓住全球化为民族文化创新提供的历史机遇,以自觉的文化态度和独立的改革精神在全球化中争取文化话语权,从创新中寻回中华民族创新的自信。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最重大的问题不是它过去的遗产,而是它现在的创新与发明。换言之,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在民族文化传承基础上的变革和创新,没有文化上的变革创新,民族文化便失去了源头活水,文化之树便会逐渐枯萎,文化的传承便会中断,没有了文化的创新也就谈不上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主流价值观念的培育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具体说来,推动文化的改革和创新,第一,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地探索,坚决打破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枷锁,坚决变革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或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积极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创造新理论、解决新问题,实现文化建设由旧质到新质、由传统到现代、由保守到开放的飞跃。第二,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扎实研究当前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动辄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不能随意废止改革、扼杀创新,而应从广泛的经验中揭示本质、总结规律,创新文化制度、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注入新鲜血液。第三,必须以回答时代性问题为中心,确立文化创新的方向。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因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国情就是这个时代必须予以正视和回答的时代呼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历史性創举,它影响和涉及各方面使命。它不仅依靠物质财富不断增长,还必须依靠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思想道德觉悟的不断提高、改革创新精神的不断发扬。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就整个文化领域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等日益多元化,这些客观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竞争不断加剧,如何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科技的深度融合,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性和感召力,以此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尤为重要。面对这些时代的问题和呼声,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强化自身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吸引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立性。第四,必须立足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的实践。任何“一个文化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艺术大师(美学的角度),也不是文化实践活动的质量(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不是批量生产文化产品的市场规模(经济学的角度)。相反,今天我们应该关注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能够参与文化创新的能力。”[13]同样,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言亦是如此。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的实践,社会主义文化只有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创新实践,把握和提炼实践中的新气象、新成就,才可能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可能创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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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1-25
[作者简介]陈兆芬(1972—),女,法学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文化落后制约俄共(布)执政安全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BKS009);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国情;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1.02.018
文章编号:1009-6922(2021)02-101-06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谋划和推进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文化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制度及其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三种具体制度都将从不同角度和方式决定和影响、制约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在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事业也将对政治、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从文化自觉意义上看,立足于基本文化国情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是认识和关照自我文化,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文化来源和特质的过程,也是自觉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第一要义。
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国情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经济不发达、制度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特征,这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2]。尽管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改变,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实践创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保证了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存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综合水平相对落后并存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珍贵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遗产,这一点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2008年上半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国家公民中开展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评价调查时,给予优秀评价的平均值在7.8~8.6之间。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有辉煌的过去,有丰富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科技水平方面,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以国际公认的衡量一国科技实力最重要的WFC指数(自然指数)为例,2014年12月公布的当年统计数据:美国自然指数排名第一,18643;中国第二,5206,约为美国的28%。而且美国权威科学技术杂志——Rdmag杂志发布的资料显示:2018年美国全年投入的研发资金为552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86%。同期中国投入的研发资金达到了4748.1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6.74%,但总体上美国投入的研发资金依然是全球最多的,约占全球总量的25.25%,中国的比例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另外,具体到某些行业领域,如我国芯片技术、半导体设备、农业装备以及综合技术都落后于世界水平几年或几十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国情。
(二)文化事业发展迅速与文化产业实力不强并存
新时代国家文化建设的两翼就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包括原创性文化成果和知识产权在内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增强文化事业创造力和影响力提供了强大支撑。因此,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是国家文化建设顺利、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文化实力不断增强。一些主要精神产品,像报刊、书籍出版发行总量,各级各类图书馆、图书室的总量,各类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总量,均居世界前列。但这一文化事业发展的优势与目前全国文化产业化严重不足的现实并存,是目前我国文化国情的一个事实。一般地讲,所谓文化产业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指以工业标准来进行的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简而言之,它就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它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体育比赛、文化娱乐、文学艺术、影视音像、信息咨询、文化设备及传媒载体等方面。虽然文化成为产业是现代以来的事情,但是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综合国力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文化产业大国的龙头老大——美国为例。美国文化艺术中心200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的文化资本》称:“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一些州、县和市镇,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对这个所谓‘创造性的领域’或‘创造性的劳动力’,对生产力、就业和出口增长的贡献,人们开始加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3]而且资料显示,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其第一出口创汇产品是文化产品,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5%以上。同样,文化立国战略对于日本、韩国发展也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以网络游戏为例,在全球电子游戏市场份额中,日本厂商控制了全球电子游戏市场的90%以上的硬件和50%以上的软件;韩国的网络游戏出口额是中国的10倍,其电影、新闻出版、电子音像、艺术产品等产业的对外输出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4]相比而言,中国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和推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發展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过程中,文化产业才开始进入大发展阶段。尽管经过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还是文化产业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的数量都呈现出了突破和跨越式的发展态势,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商品。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受文化产品是单一意识形态属性的束缚,所以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实现以扭曲或淡化其意识形态属性为代价;二是利用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来排斥其产业属性,忽视了文化产品兼具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两种属性的本质。因此,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长期受单一意识形态属性束缚,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出口和影响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得不重视的文化国情之一。 (三)经济总体实力增强与文化软实力明显不足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但是我们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骄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年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5]。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使文化软实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370.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3%。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023.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4%;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346.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8%。[6]尽管如此,文化软实力状况与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还不相称。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所取得巨大成果而成比例地提高。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中国最多只是一个经济大国,如果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最终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因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就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从细分领域来看,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中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差距仍然很大,其中文化产品贸易势头较好,总体表现为贸易顺差;但文化服务贸易总体体量偏小,且贸易逆差现象严重。以图书进出口为例,根据2017年几大主营电子商务平台的图书销售排行榜单显示,外国图书占据我国畅销书市场的主流,热销图书中的前10名有7本为引进的外国图书。世界图书出口第一大国是美国,每年出口近20亿美元的图书,德国和日本各有6亿到8亿美元的图书出口额,而我国图书行业一年的出口额只有6000万美元左右。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存在10 ∶ 1的逆差,与欧美的逆差达到100 ∶ 1以上。[7]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市场出口的产品内容也并不先进,50%以上份额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等硬件设施,创意性、理念性的文化出口十分有限,这些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在与发达国家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8]客观地说,文化交流中的顺逆差,国际竞争中的优劣势,产业较量的成败,不仅仅关乎市场份额的大小和经济效益多少,它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这也警示我们,长期以来,相比经济发展而言,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群众思想、凝聚共识、宣传中国发展道路、维护文化安全、引领世界发展的需要。[9]正如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先生2010年在清华大学发表《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演讲时指出:中国崛起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它不仅要看中国经济的成就,更要看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取得的成就。[10]由此,我们必须认清21世纪我国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只是中国崛起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文化管理体制弊端共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國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各族人民充分享有各种文化权利、参与国家文化事业管理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大发展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已经建立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事业发展和管理的制度、办法、法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事业的管理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管理经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并重申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这对净化人们思想和为全国人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文化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某些重要文化管理制度与法规还不健全,现行文化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管理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极其严重。同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文化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使得城乡、东西部、不同群体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精神文化饥渴在物质满足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将经济建设当作唯一工作,奉行“唯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把发展是硬道理异化为“搞GDP是硬道理”“除了GDP以外都是软道理”,在文化建设投入资金和精力后却看不到成效,于是就忽视文化建设,甚至以削弱文化建设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二是一些地区和部门不能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中吸收和抵制的关系,在思想上不设防,致使一些腐朽的东西长驱直入,侵蚀着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体说来,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的优越性与管理具体制度上、体制上的弊端共存是我国文化国情的又一事实。那么,如何在文化建设的改革中割除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这仍然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当代启示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基本文化国情,在对自身文化全面了解、深刻认识、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的基础上,认清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清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及其状况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主动自觉地维护自身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在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得以延续并发扬广大,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第一要义。 (一)必须重视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复杂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统一体,其中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对经济又有能动的反作用,并通过文化能动作用推动经济、政治发展进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息息相关,一方面,经济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这是我们处理文化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立场。毋庸讳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科学技术革命、市场经济等“物质”因素不仅使人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繁荣时代,而且也推动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亦应验了“经济进步同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识这种文化上历史上的联系”[11],文化的发展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测试器,经济越发展,物质财富越丰富,文化需求越大,文化发展动力越足,文化供给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由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重视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复杂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二)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文化的吸引力取决于这种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具有高度融合力、较强传播力和广泛认同力的文化形式,它的生命力和重大意义在于感召民众、传承文明、宣传正义、弘扬正气、驱逐邪恶、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壮大。比如,美国为了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向全世界加以传播和推广。新加坡以国会法案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共同价值观,号召国民共同推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当前我国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思潮和文化的有效性不足,具体表现为公民对国家忠诚感和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减弱,文化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因经济社会变迁而被边缘化。因此,在多样性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形成浓厚的价值观尊崇,努力营造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氛围,使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更好地感知、体悟、遵守和践行;另一方面要在世界上努力塑造中国尊重多样文明共同发展的国际形象,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总而言之,在国内外思想文化竞争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要增强中国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必须立足于人类发展高度,用全球化视野,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三)必须借鉴和博采其他民族文化之众长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延续有赖于该社会的交往(学习)能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相互学习和借鉴才使世界文化发展博彩纷呈。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研究的人类智慧结晶,都是值得从中汲取营养的优秀成果,资本主义文明也不例外。资本主义文明是在反封建过程中经过社会各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步入现代文明行列的,其包括的自由精神、民主意识、法治传统等一些现代社会要素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扑面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正以澎湃之势席卷全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样,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建立在空地上,亦不是通过消减先前文化的方法,而是在通过批判地吸收、改造和进一步发展人类在历史中所创造的一切优秀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我们中国应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博大的胸怀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文化多样性中达成共识,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尤其应避免把伴随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包括自由、民主和法制等优秀政治文化基本范畴统统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一并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四)必须要富有改革创新精神
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在文化竞争态势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决定其能否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性所在,创新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全球化要求社会主义文化更要不断开拓创新,要求它既不能简单照搬西方任何一种现成的文化发展模式,也不能依傍古人简单地“复兴传统”“照搬遗产”,所以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仅有模仿或引进是不够的,必须充分抓住全球化为民族文化创新提供的历史机遇,以自觉的文化态度和独立的改革精神在全球化中争取文化话语权,从创新中寻回中华民族创新的自信。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最重大的问题不是它过去的遗产,而是它现在的创新与发明。换言之,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在民族文化传承基础上的变革和创新,没有文化上的变革创新,民族文化便失去了源头活水,文化之树便会逐渐枯萎,文化的传承便会中断,没有了文化的创新也就谈不上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主流价值观念的培育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具体说来,推动文化的改革和创新,第一,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地探索,坚决打破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枷锁,坚决变革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或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积极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创造新理论、解决新问题,实现文化建设由旧质到新质、由传统到现代、由保守到开放的飞跃。第二,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扎实研究当前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动辄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不能随意废止改革、扼杀创新,而应从广泛的经验中揭示本质、总结规律,创新文化制度、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注入新鲜血液。第三,必须以回答时代性问题为中心,确立文化创新的方向。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因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国情就是这个时代必须予以正视和回答的时代呼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历史性創举,它影响和涉及各方面使命。它不仅依靠物质财富不断增长,还必须依靠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思想道德觉悟的不断提高、改革创新精神的不断发扬。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就整个文化领域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等日益多元化,这些客观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竞争不断加剧,如何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科技的深度融合,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性和感召力,以此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尤为重要。面对这些时代的问题和呼声,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强化自身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吸引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立性。第四,必须立足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的实践。任何“一个文化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艺术大师(美学的角度),也不是文化实践活动的质量(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不是批量生产文化产品的市场规模(经济学的角度)。相反,今天我们应该关注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能够参与文化创新的能力。”[13]同样,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言亦是如此。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的实践,社会主义文化只有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创新实践,把握和提炼实践中的新气象、新成就,才可能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可能创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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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1-25
[作者简介]陈兆芬(1972—),女,法学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文化落后制约俄共(布)执政安全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BKS009);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