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34年秋（即1908年），17岁的郭沫若正在四川嘉定城读初中。不料，他却生了一场大病，要不是医家辨证施治，也许就少了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那年中秋过后没几天，郭沫若总感到非常疲倦，头痛、下痢、咳嗽，不时流鼻血，不思饮食，对荤腥非常厌恶，吃素菜也没有胃口。郭沫若勉强支撑了一个星期，再也挺不住了，便决心回家。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来往只好坐轿子。他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便晕厥过去。
　　郭沫若的父亲文化不高，却聪颖而略知医道，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土郎中”了。看着儿子病成这样，他不敢怠慢，开了一剂温和的汤药，但病情太重了，吃下去毫不见效。家人又找来附近惟一的儒医宋相臣来诊治。
　　宋相臣说郭沫若的泻肚子是阴症，发烧流鼻血等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他给郭沫若开了药量很大的附片、干姜。这一剂药吃下去，不得了！郭沫若的黏膜都变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宋相臣和郭沫若的父亲都束手无策。无奈，家里人只好请来了巫师。在郭沫若昏睡的床前，巫师杀了一只公鸡，把鸡心挖出来，敷在郭沫若的心口上；又让他吃了许多雄黄丸和六神丸等杂药。所有的方法差不多用尽了，依然毫不见效。
　　第四天上午，郭沫若的一位堂叔推荐来一位住在隔河30里外的姓赵的医生。他看了郭沫若的病状之后，提出新的治疗方案。病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并开了剂量很大的芒硝、大黄。不消说宋相臣是反对此治疗方案的，稍通医理的郭沫若的父亲也不敢赞同。他们从上午一直讨论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把药方定下来。
　　赵医生很有主见，他坚持说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去泻的次数会一天天减少。郭沫若的父亲折衷地提出要求稍微减轻药的分量，赵医生却不容商量地拒绝了。这时，已处昏迷状态的郭沫若却在冥冥之中说了一句：“我要吃姓赵的药！我要吃姓赵的药！”于是，由郭沫若的母亲作主，让郭沫若把赵医生开的药吃了下去。他吃了这药后，泻的次数果然减少。赵医生主张还要吃，一连吃了六剂，两天一剂。郭沫若那时泻下的只是一两个很小的黑粪球，恶臭无比。他开始苏醒过来，自己已能闻到粪臭。病愈时，他已是骨瘦如柴，又经过了三四个星期的调治，才能够坐着不摇晃，但却落下了耳聋和腰痛的毛病。
　　从郭沫若的病危转安，可以看出中医的辨证施治是多么的重要。本来他的病是要攻积滞的，可宋相臣却用了温里药，无疑使病人雪上加霜。不出名的赵医生透过下泻的表象看到了病情的实质，用芒硝、大黄攻积滞实在是出手不凡。大黄性寒，味苦，入胃、大肠、脾、肝、心包经，主要作用为攻下通便、泻火解毒、活血祛瘀、清热燥湿；而芒硝性寒味咸、苦，入胃、大肠、三焦经，主要作用为软坚通便，清热消肿。由于症对药准，不出名的赵医生终于把郭沫若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
　　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神奇。学中医要学到真正的精髓，不能囿于中医的皮毛，这样才能抓住要害、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