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媒体票选出本国最有魅力的女演员，排名前十的明星里，成名并活跃于二战后影坛的就占了7位，原节子、高峰秀子、田中绢代、京町子、山田五十铃、若尾文子、岸惠子……她们与日本电影第二个“黄金十年”同在。在那个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的年代，她们以纯熟、细腻的演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银幕之外，她们与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电影巨匠的默契合作亦成影史佳话。二战后的日本女明星，是电光幻影间日本女性美的象征。她们的美丽与光华，犹如喧嚣浮世中的一抹芳香，令人难忘。
　　
　　废墟上的母性之光
　　
　　战后的日本电影扮演了一个抚慰创伤、鼓舞人心的角色。无论是令人动容的战争未亡人，抑或是悲欢浮世中的平民女子，都是那个时代日本银幕上最鲜活的身影。
　　2007年，日本东映公司出品了一部名叫《猎户座影院的请柬》的电影，片中的“猎户座影院”创立于1951年，正处于日本电影继30年代蓬勃发展后的第二个“黄金十年”，影片散文化的叙事风格与清新的画面氛围，勾起人们对战后年代的追忆。今天的日本人对战后年代总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感伤而又励志，既有战争带来的悲苦，也有人与人相濡以沫的温情；既有社会巨变之时的迷惘，又有艰难复兴中的希望。或许正是当时那种质朴之美与人性的温暖，最让人“抚今思昔，尤为难忘”。
　　那个年代的日本电影也正扮演了一个抚慰创伤，鼓舞人心的角色。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岛内的日本已是遍地废墟、满目疮痍。建筑物被毁，60万人死于空袭，工厂里，除蓄水发电的机器尚能正常运转外，其他全部破坏殆尽。粮食供给告急，半年里物价上涨两倍，国民没饭吃，工人没工作，真正的一片地狱景象。
　　电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面临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伤痛时，影片的制作者们纷纷选择了从女性的角度来谴责战争，尤其是1946年，日本在驻地美军的监督下，举行了男女平等的议院选举，日本女性开始真正拥有选举权，并进而走到了台前。于是，当男人们因为战败而重新寻找自身定位时，日本的女性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女性电影全面复苏，日本电影迎来了第二个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由1945年的年产25部，到1950年的215部，直至1960年达到555部的顶峰产量。影片在产量众多的同时，质量也同样有保障，黑泽明凭借《罗生门》叩响西方的大门，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囊括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开始活跃干银幕，不论是激荡人心的民主主义女神，还是令人动容的战争未亡人，抑或是悲欢浮世中的平民女子，都成为那个时代日本银幕上最鲜活的身影。
　　站在女性的角度，用“战争未亡人”的悲剧反映战争残酷的电影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主流，其中尤以小津安二郎导演的影片为代表。小津的电影娓娓道来地描写着伤感的爱和母性之光，在最负盛名的作品《东京物语》中，原节子扮演了一位善解人意、坚贞隐忍的“未亡人”，在丈夫战死后寡居多年未曾改嫁，无怨无悔地给予公婆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一坚守家庭观念的女性形象，成为日本传统女性美的典范，原节子因而赢得“永远的贞女”之名。
　　如果说小津安二郎的伤感是克制的，那么木下惠介的《二十四只限睛》、成濑巳喜男的《浮云》、今井正的《待到重逢日》等就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苦情戏了。据说《二十四只眼睛》当时的成功是以被眼泪沾湿的手帕数量来衡量的，有影评家甚至称其为“日本电影史上一部使观众哭得最多、哭得最深的影片”。在当年日本《电影旬报》佳片评选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二十四只眼睛》都接连击败黑泽明的《七武士》勇夺桂冠，叫好又叫座。片中高峰秀子饰演的“大石老师”则成为教师中的楷模。上映后，不少教师都写信给高峰秀子，表示要以“大石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工作。
　　心灵疗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放大痛苦从而释放压力，一种是转移注意力以便忘却痛苦。如果苦情戏是前者，那么战后出现的社会情感剧就属于后者。这类面向女性观众的情感电影，以其平民化的人情味路线在50年代获得巨大商业成功。当时最轰动的是由岸惠子主演的爱情电影“请问芳名”三部曲，影片描写了一对恋人在战争末期遭受苦难的故事，1953年首次公映便大获成功。当时的票价约为每张60日元，而3部影片总收入高达10亿日元，创下日本影史票房纪录。该片的外景地成了旅游胜地，岸惠子在片中披的长围巾风靡一时，片中男女主角“春树”与“真知子”成为1953～1954年日本父母给孩子取名的首选，岸惠子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巨星。
　　原节子、岸惠子、高峰秀子……这些风华绝代的女明星们以其丰沛的表演才华成为许多电影大师最钟爱的搭档，共同书写了整个50年代日本电影的传奇。银幕上那些外柔内刚的女性形象，也成了战后疗伤期的人们心中最温柔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