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王选这位５０岁的中国女人像堂·吉诃德一样向日本的“风车”拼博，日本法庭就断然不会受理起诉他们在侵华期间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假如没有王选带领一批七八十岁的当年受细菌武器戕害的中国老人不辞辛劳往返跋涉于日本、中国打官司，世界就不会知道日本人在侵华时用１２０００中国平民做细菌战的活人解剖和活人试验；假如没有王选锲而不舍地用五年时间向顽固的日本人亮出桩桩铁证，日本法庭就不会承认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了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
　　
　　 又是一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又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在缅怀抗战英雄、悼念在抗战中遇害的同胞时，我们也不由得想起那个能让日本沉默的女人——王选。虽然在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王选和她带领的180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中国原告败诉，驳回道歉和赔偿的请求。但他们却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掩盖了60年的黑幕，世界因为这场诉讼知道了细菌战。
　　
　　沉痛的儿时记忆
　　
　　 王选1952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建政前，父亲担任上海市的司法委员，中共建政后，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然而在五六十年代期间她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王选告诉多维时报记者说，她没有幸福的童年，母亲是回族人，能歌善舞，非常美丽，然而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王选的脑海中浮现的童年画面只是母亲趴在床上哭泣。
　　 王选说，父亲对共产党的理念绝对忠诚，坚信有些事情二十年以后才能澄清。“右派”摘帽后，父亲被派到中学教书，但仍然担任上海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后来因患癌症去世时，王选觉得她父辈的不幸，对她有很大影响。她也始终坚信历史总有还原它本来面目的一天。
　　 大学毕业后，王选去了日本留学，研究语言学、教育心理学，获得全A的成绩，深受日本教授的赏识。然而她投入日本侵华细菌战索赔运动，却是在1994年回到崇山家乡探亲后，那时见到当地百姓要求对日索赔，并且成立索赔调查委员会。王选表示，她的家乡曾经深受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民间要求索赔的呼声很高。她深受感染，也投入了这一事业。
　　王选在华盛顿从事研究时，每天在国会图书馆钻研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资料，同样从事这项研究的还有不少同行，来自日本的有五、六个小组、十几个人，来自韩国的也有两、三个小组，他们都是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资助。而来自中国的，竟然只有她一个人。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啊！
　　 1995年，黑龙江召开首届细菌战研讨会，有三个浙江义乌受害人代表全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而背后是日本市民团体(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出资援助在中国进行调查。
　　 是义乌！是自己的家乡！细菌战、鼠疫、父亲、叔叔……“历史一下子回到了我眼前，有时候历史真的伸手就可以摸到的。”王选看到了这条消息，童年的记忆一下子激活了。
　　 “我知道叔叔死于日本人在义乌放的鼠疫。”
　　 “日本人放了鼠疫，烧了大半个村子。人还没死就把他们的肢体内脏掏了去，从肿大的淋巴里获得更强大的鼠疫细菌。”
　　


　　 “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里，一个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扔在饲堂里，13岁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
　　 “有一天叔叔嚎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号。”
　　 “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据后来村里的人说，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
　　 “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叔叔姑姑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摸，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他们。”
　　 “姑姑说，叔叔死的时候凄厉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家族里有8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中国除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外都受过日本细菌战的多次扫荡和攻击。
　　 王选设法联系到了报纸上提到的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打电话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
　　 在这一刹那，王选觉得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她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自己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最简单的一点，只有我能够把难懂的义乌方言翻译成日语。”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让世界知道了细菌战
　　
　　 1996年调查仍在继续，诉讼就要开始。但一开记者招待会，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这是中国人的诉讼，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给我一个位置。”王选提出了她的要求。
　　 “我是一根红线，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也只有我才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他们，我懂得日本语言、法律，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我经济独立，自己的一切往来费用全部自己承担，又不取一分钱的报酬。”
　　 王选以当仁不让的姿态促使原告团产生，并“抓权”当了团长。王选以个人魅力号召起了180名原告。
　　 1998年日本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王选以原告总代表的身份在法庭上作陈述。
　　 我们为什么要告？我们为什么要赔偿？我们为什么要日本人谢罪？王选思索万千。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中惟一使用生化、细菌武器的国家，而这一事实竟被整整掩盖了6O年。日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计划。
　　 细菌战、活体试验是曾经发生的罪恶，而迄今为止的隐瞒、不认账是一桩正在发生的罪恶。
　　 如果这么大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大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施恶者得不到惩罚，那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王选想到了那些至今还烂着脚的穷苦的中国农民(炭疽病菌受害者)；想起了那些苦度残疾晚年的幸存者，他们的生命里更多的不是恨而是宽恕。
　　 王先想起了那个看管6个“试验材料”的细菌部队士兵松本博，在挺身为中国原告团作证时，老人也亮出了内心柔软的部分——善良。
　　 他一回到家就告诉了母亲他在中国做了什么，他的母亲说，你是个罪犯。他在结婚之前，告诉他的未婚妻自己是一个罪犯，让她做出选择。
　　 极大的恶与至纯的善，像冰与火一样淬激着王选，使她面对过多的恶而不至于陷于泥淖。“在这么强大的恶面前，善也悄悄潜伏着，再暴虐的恶也无法把它泯灭。而消解恶的途径不是回避，而是善。”
　　 “我明白了我们揭露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并不是了为了恨。我知道站在法庭上发言时，王选这个名字已经没有意义，我也不仅仅是一个原告，我代表的是屈死的灵魂。”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王选和她带领的180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中国原告败诉，驳回道歉和赔偿的请求。
　　 “我们赢了，我们揭开了一个掩盖了60年的黑幕，世界因为这场诉讼知道了细菌战，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王选心里激动得流下了欣喜的泪水。
　　


　　
　　我不会半途而废
　　
　　 王选在接受采访时几次提到她与原告团起诉日本政府的行为与个人感情无关，是在对历史和战争受害者尽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她本人就是细菌战受害者的家属，但她说自己不憎恨日本人民，她和原告团对日本政府的起诉不是攻击性的，而是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一被长期隐藏的历史的真实，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些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
　　 王选这几年一直把对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地调查活动和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当作了自己的事业。
　　王选说，根据他们地调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除西藏和新疆等少数几个地区外的几乎所有省份都犯下使用细菌战、化学战的暴行，死亡人数至今无法准确统计。但据保守的估计，起码有100万人死于日本的细菌战、化学战，而且幸存者至今仍受到病痛地折磨。现在幸存者正逐渐减少(去世)，必须进行抢救性地调查、取证。
　　从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下达后，王选回到国内再次开始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取证。一项范围更广、参与人员更多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工作在全国许多地方展开。
　　 2002年，王选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成为十位当选人物之一。但她不希望外界都把成绩归功于其个人。王选感叹道：“一个人的精力太有限，我只能说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放弃这个事业。但我最大的希望是，越来越多的人士加入到这个正义的事业中来。”
　　王选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她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嘹亮的号角。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正像她丈夫表达的那样：“我对我妻子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