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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旷的院子中，有一棵常青树，枝叶繁茂，涨满了生命的活力以及对生命的反讽。种树的人走了，留下幼小的儿子，孤零零地与那树一起成长。
“爸爸是在2000年死的，因为吸毒。他们说是艾滋病。”愿意以萧茂的名字在媒体出现的这个12岁的孩子，说到死亡时，神态和口气之平静，令人惊讶。
悲剧在西南边陲这个名叫岗勐的傣族乡村发生的时候，萧茂还在熟睡。他说，“那天早上二爸把我喊醒，告诉我，‘你爸爸没有了。不要哭。’但是我哭了。二爸没让我看，怕我难过。我知道爸爸埋在哪里，放牛时我看过他的坟。”
二爸是萧茂父亲的弟弟，萧茂现在和二爸二妈一家生活。“他爸爸吃‘四号’——当地人管海洛因叫‘四号’，染上了病。他妈妈害怕，跑了。没有回来过。萧茂变成了孤儿。”二妈孔咩兰爱怜地看着在猪圈边喂猪的萧茂说。
数字触目惊心
离云南省会昆明864公里的德宏州盈江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14.6公里，没有天然屏障且不设防的自然通道达33条之多，一直延伸到金三角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德宏地区贩毒屡打不尽，吸毒形势相当严峻。
盈江县人口只有26.45万，却有80个像萧茂这样失去了双亲或单亲的艾滋孤儿。他们最小的才5岁，最大也不过16岁。云南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李建民副主任说，“这些孤儿的父母大都是因为静脉吸毒染上了这个疾病。”
这些生活在偏僻寨子里的傣族孩子对海洛因已是司空见惯。不少儿童都目睹过父母、亲戚和邻居吸毒。15岁的瑜思记得他6岁那年，“不只一次看见父亲坐在地上吸毒，是用针往胳膊上注射。一年后，就是1997年，他得艾滋病死了。才23岁。”瑜思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吸毒，喝农药自杀了。
事实上，静脉吸服海洛因一直是德宏州乃至云南全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自1989年云南在德宏州发现首例感染者以来，艾滋病已经在这个彩云之南的边境省迅速蔓延。
云南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云生说，“艾滋病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的平均流行率从1993年的5.3％上升到了2003年的21.2％，局部地区流行率高达60％-70％。”今年全省新发现的2485例感染中，共用注射器吸毒传播占42.4％。截止到今年9月，全省累计感染者17390例，艾滋病人1118例，其中665人已经死亡。
“这些数字意味着相当多的孩子将成为无人依靠、居无定所的艾滋病遗孤，”王担心地说，“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亲戚不收养、社会不接纳他们，这些遗孤可能滋长对社会的仇恨，变成具有破坏性倾向的人。”
中国处在艾滋病大爆发边缘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目前有7.8万个孩子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了双亲或单亲。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中国有84万人成了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正处在艾滋病大爆发边缘，如果现在不严肃对待，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000万。
中国政府正全力以赴地防治艾滋病，并力图全面消除对感染者的歧视。2004年初，中央政府决定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亲属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匿名自愿检测；免费对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实行母婴阻断；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抗病毒治疗；免费对艾滋病遗孤实行9年义务教育；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救助范围。
就教育而言，盈江县所有的学龄遗孤全部进入了当地学校。县妇联副主席徐绍梅说，“家境稍好的，免了部分学杂费。实在困难的，学杂费全免。学校的同学和老师对他们是接受的。”
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张成仁说，“孤儿就是孤儿。他们为何失去了父母，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知道，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萧茂就在这里就学。
不过，55岁的张校长说，学校还是为萧茂保守了秘密。“除了老师，同学们都不知道他是艾滋病遗孤。我们要保护他，不希望他遭到不必要的歧视。”
10岁的马景是萧茂的好朋友。他天真地说，他最喜欢萧茂的是，“他数学好，音乐好。他的美术不好。他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我应该帮助他。”
有一件事，马景对萧茂有意见。“他从北京回来后，就骄傲了。”
2003年12月，萧茂和当地另外两个艾滋病遗孤被邀请去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的“关怀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座谈会”。有意思的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的萧茂，却不喜欢首都，因为“北京太旷，不能种庄稼，不能种树”。
萧茂说，如果再去北京，他要在天安门广场种一棵和自家院子里一样的常青树。“我想让北京的小朋友知道，这个树子是我们家乡来的，是我种的。我没有爸爸妈妈了，但是我还是很幸福，因为我还有树。”
“钱不多，但是很管用”
2003年，云南省政府率先在盈江县启动了“艾滋病遗孤社区寄养与关怀项目”，旨在对当地的政府官员、卫生、教育领导进行有关培训并帮助孤儿融入到社区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此给予了47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到目前为止，盈江县的80名艾滋病遗孤已经全部受益。项目负责人王云生说，“他们都在亲戚家或爷爷奶奶家寄养。项目按一个孤儿每月100元的标准，给寄养家庭一些补助。
“钱不多，但很管用。”线玉宝说。这个傣族老太太已经78岁，却不能安度晚年。她的小儿子吸毒染上艾滋病，2000年撇下两个子女去世了。为了孙女和孙子能生活好一些，老太太利用补助，养了两头猪和几十只鸡鸭，一年能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
“没有政府，我不知道怎么办啊!”线老太太捧着已故儿了照片，号啕大哭起来。照片上的儿子高大英俊，怀抱着自己的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照片上写着两行字：爱的港湾和一生一世的守候。他原本是要守护爱女的，可是却在33岁的时候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死亡对风烛残年的线老太太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说，“我死了，两个孙子怎么办。我活不了几天了。”
面对这种困境的不只是线老人太一个人。著名预防艾滋病活动家高耀洁大夫注意到，许多艾滋病遗孤是靠家中的老人照顾。“这些老人很难有看着他们长大的那一天。而除非他们父母双亡，孤儿院又小能接受这些遗孤。”
“爸爸是在2000年死的，因为吸毒。他们说是艾滋病。”愿意以萧茂的名字在媒体出现的这个12岁的孩子，说到死亡时，神态和口气之平静，令人惊讶。
悲剧在西南边陲这个名叫岗勐的傣族乡村发生的时候，萧茂还在熟睡。他说，“那天早上二爸把我喊醒，告诉我，‘你爸爸没有了。不要哭。’但是我哭了。二爸没让我看，怕我难过。我知道爸爸埋在哪里，放牛时我看过他的坟。”
二爸是萧茂父亲的弟弟，萧茂现在和二爸二妈一家生活。“他爸爸吃‘四号’——当地人管海洛因叫‘四号’，染上了病。他妈妈害怕，跑了。没有回来过。萧茂变成了孤儿。”二妈孔咩兰爱怜地看着在猪圈边喂猪的萧茂说。
数字触目惊心
离云南省会昆明864公里的德宏州盈江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14.6公里，没有天然屏障且不设防的自然通道达33条之多，一直延伸到金三角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德宏地区贩毒屡打不尽，吸毒形势相当严峻。
盈江县人口只有26.45万，却有80个像萧茂这样失去了双亲或单亲的艾滋孤儿。他们最小的才5岁，最大也不过16岁。云南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李建民副主任说，“这些孤儿的父母大都是因为静脉吸毒染上了这个疾病。”
这些生活在偏僻寨子里的傣族孩子对海洛因已是司空见惯。不少儿童都目睹过父母、亲戚和邻居吸毒。15岁的瑜思记得他6岁那年，“不只一次看见父亲坐在地上吸毒，是用针往胳膊上注射。一年后，就是1997年，他得艾滋病死了。才23岁。”瑜思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吸毒，喝农药自杀了。
事实上，静脉吸服海洛因一直是德宏州乃至云南全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自1989年云南在德宏州发现首例感染者以来，艾滋病已经在这个彩云之南的边境省迅速蔓延。
云南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云生说，“艾滋病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的平均流行率从1993年的5.3％上升到了2003年的21.2％，局部地区流行率高达60％-70％。”今年全省新发现的2485例感染中，共用注射器吸毒传播占42.4％。截止到今年9月，全省累计感染者17390例，艾滋病人1118例，其中665人已经死亡。
“这些数字意味着相当多的孩子将成为无人依靠、居无定所的艾滋病遗孤，”王担心地说，“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亲戚不收养、社会不接纳他们，这些遗孤可能滋长对社会的仇恨，变成具有破坏性倾向的人。”
中国处在艾滋病大爆发边缘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目前有7.8万个孩子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了双亲或单亲。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中国有84万人成了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正处在艾滋病大爆发边缘，如果现在不严肃对待，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000万。
中国政府正全力以赴地防治艾滋病，并力图全面消除对感染者的歧视。2004年初，中央政府决定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亲属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匿名自愿检测；免费对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实行母婴阻断；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抗病毒治疗；免费对艾滋病遗孤实行9年义务教育；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救助范围。
就教育而言，盈江县所有的学龄遗孤全部进入了当地学校。县妇联副主席徐绍梅说，“家境稍好的，免了部分学杂费。实在困难的，学杂费全免。学校的同学和老师对他们是接受的。”
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张成仁说，“孤儿就是孤儿。他们为何失去了父母，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知道，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萧茂就在这里就学。
不过，55岁的张校长说，学校还是为萧茂保守了秘密。“除了老师，同学们都不知道他是艾滋病遗孤。我们要保护他，不希望他遭到不必要的歧视。”
10岁的马景是萧茂的好朋友。他天真地说，他最喜欢萧茂的是，“他数学好，音乐好。他的美术不好。他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我应该帮助他。”
有一件事，马景对萧茂有意见。“他从北京回来后，就骄傲了。”
2003年12月，萧茂和当地另外两个艾滋病遗孤被邀请去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的“关怀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座谈会”。有意思的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的萧茂，却不喜欢首都，因为“北京太旷，不能种庄稼，不能种树”。
萧茂说，如果再去北京，他要在天安门广场种一棵和自家院子里一样的常青树。“我想让北京的小朋友知道，这个树子是我们家乡来的，是我种的。我没有爸爸妈妈了，但是我还是很幸福，因为我还有树。”
“钱不多，但是很管用”
2003年，云南省政府率先在盈江县启动了“艾滋病遗孤社区寄养与关怀项目”，旨在对当地的政府官员、卫生、教育领导进行有关培训并帮助孤儿融入到社区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此给予了47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到目前为止，盈江县的80名艾滋病遗孤已经全部受益。项目负责人王云生说，“他们都在亲戚家或爷爷奶奶家寄养。项目按一个孤儿每月100元的标准，给寄养家庭一些补助。
“钱不多，但很管用。”线玉宝说。这个傣族老太太已经78岁，却不能安度晚年。她的小儿子吸毒染上艾滋病，2000年撇下两个子女去世了。为了孙女和孙子能生活好一些，老太太利用补助，养了两头猪和几十只鸡鸭，一年能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
“没有政府，我不知道怎么办啊!”线老太太捧着已故儿了照片，号啕大哭起来。照片上的儿子高大英俊，怀抱着自己的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照片上写着两行字：爱的港湾和一生一世的守候。他原本是要守护爱女的，可是却在33岁的时候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死亡对风烛残年的线老太太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说，“我死了，两个孙子怎么办。我活不了几天了。”
面对这种困境的不只是线老人太一个人。著名预防艾滋病活动家高耀洁大夫注意到，许多艾滋病遗孤是靠家中的老人照顾。“这些老人很难有看着他们长大的那一天。而除非他们父母双亡，孤儿院又小能接受这些遗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