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无法得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捕事件背后的全部真相。不过所有迹象都显示，我们面对的是一起相当复杂的、涉嫌新闻寻租的严重事件。
　　陈永洲被拘的消息于10月22日传出，当晚《新快报》在微博支持记者，并在此后连续两天以罕见的头版特大字号刊文，发出“请放人”和“再请放人”的呼吁。《新快报》的官方背景，加上北京一些官方机构的表态，更使人以为陈被拘很可能是一起即将纠偏的重大错误。
　　然而三天后，陈永洲在央视新闻中现身，承认自己受人指使、拿人钱财、行事不端。虽然央视在报道公安机关审讯结果时，缺乏辩护人的意见相平衡，处理有失粗糙，但陈永洲承认收受逾50万元“费用”的供词仍使人震惊。
　　有一些论者指出，湖南警方的行为仍有诸般可质疑之处，例如，乘相关企业的车辆办案，有违避免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在拘捕陈永洲之后，也未及时有效保障当事人聘请律师等权利；陈被指控的“损害商业信誉罪”弹性较大，向来容易被滥用；陈永洲涉案行为涉及其职务行为，目前的调查仅仅指向记者个人等等。
　　但央视经过精心剪裁的镜头显示，陈永洲之“受人指使”，至少与一位曾在其他媒体供职的前记者相关，整个过程显然是一个涉入业内的交织链条。在《新快报》，很难想象一个普通记者能够连续十数次发表对同一企业的重磅批评性报道，而没有编辑部的支持、指导与协助。
　　和转型期的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媒体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媒体很可能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套利”。在一部分媒体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的拉广告不成，便以揭露真相为名，做选择性负面报道；有的自觉充当公关工具，深深卷入利益输送。此类以“新闻寻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不仅不是秘密，还常常成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资本。
　　如果放任这种寻租行为蔓延发展，则无法期待中国新闻业的健康成长，还会给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市场体制建设和商业文化培育，带来极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