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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自己的写作原本就极其艰巨,我倒想从同代友人闲聊的瞬间去捞取他们对我诗歌的看法。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说我“精于修辞”。这个断语从其所处的实地语境中传递出批驳或警示性的声音,但我更倾向于视之为褒奖——稍微中性一点,是“肯定”,首肯了我的愿景和期许。我私下确实将诗的修辞技艺置于高位,就像友人评价的那样;毕竟写作这事,无论怎样去申说都取消不掉感性、心智灌注于其中并交相投射的化合作用,此类常识就不用多谈。面对写诗这项劳作,作者可关切者繁多,但把握住手艺有无精进、是否圆熟这一条纲领即殊为不易,到底,化经验、情绪、领悟入诗只能靠法度(诗的科学)加持。我寄希望于这样的关乎“工作伦理”的观点: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流露”出来的。
这当然不意味着诗歌失掉更高的或更低的旨归、兴趣乃至癖好,干脆这么说吧,哪里是“高”或“低”的界碑呢?很疑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凸显上述的意识,我只想澄清一件事:诗的意义无法脱离修辞而诞生。反躬自问,我大体仍信赖语言造型对世界图景加以重新叙述——但难讲是重新“结构”——并对事项、情态、心象详加感知和反馈的能效以及潜力。在语言上求索于“新异”就是为(人的)感受力和领悟力更新换代,这般贡献不可谓不大,虽然进化论的狂想也得稍稍警惕。诗歌强调其修辞并无什么过错,可惜的是此观念恰恰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贬抑,弄得大家一讨论修辞就感到羞赧,生怕丢范儿;只是,不恰当的或者拙劣的修辞理应接受指摘——要是做出的活儿不纯熟精湛,那纯靠诗人自己巧舌辩解也回天无力,倒引人见恶。所谓“做出的活”就是文本实效或陈超意义上的“修辞可信感”,旁的东西用不着、也没依据去白白受道德审判。更激进点儿,从外界判断的角度,诗是修辞的自圆其说或圆环游戏,诗的效果的深度乃是诗的全部的深度——假若“深度”这个词还能被权宜性地使用的话。
不少朋友还提到,惊诧于(大概略微“不适”?)我2015年初《窄巷诗》开始的诗歌意识和语言风貌上的“断层”,其文本凭证大概也涵盖我同年的《晚来凤》《过龙女湖心洲》《入梅及其他》之类。他们约摸着要替我“分期”了。我很感激如此的好意和机敏眼光,却又遗憾于它的不甚精确,毕竟我不至懒惰到将自己拘留在一个声道上,“狡兔三窟”也算“越轨锻炼”(蒋浩诗句),迄今我沉迷于杂烩路数。很惭愧,我起步略晚,从2012年到2014年埋头只顾写学生腔的诗,自以为干净、精巧,略带风度,实则臃肿肥腻,挪不开步伐,勉强算得上“笨重的优雅”“琐碎的深度”已是谢天谢地,这中间包括师友们频繁提及的《晚餐》《雨后致友人》《在六点钟那边》等篇目。关键是,那时自己跟操持的语言之间够不上亲熟(现在也未必就行),换句话说,手艺笨拙(而主要不是其他)让情感和认知的传导大受阻滞。就效果言之,因为缺乏一个向外引渡的通路,它们最终变得耽于“自省式”而使强力回旋终于震成内伤,“嗡嗡”回声缥缈萦绕至于我的嗓音徒遭淹没。若是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揭破,大概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私密的感受者太在意和外物保持安全距离了,束手束脚误会了节制的美德。
没错,近两年我更着力于肉身在场的实践,弃置精雅整齐的“远距离修辞”(敬文东语)而更直截了当、敢作敢为,视凝固的“安全阈值”、虚幻的“政治正确”为无物。明确说吧,我不再斤斤计较于一种因循下来的守旧美感和“正确的诗意”,与其等它无形中拖垮我,不如我先下手替它脱冕,挑明它的局促。要说我现在还沉溺于一些什么的话,那顶多就是对离心力的倾注、对例外状态的吸纳——想起萧开愚说过“好诗人”的要件之一:“看见但并不使用那些通道”——甚或,我也敢卸掉忸怩的身姿与温和的妆面,穿戴诗的戏服对社会情态横加评说和漫画了。我愿借“硬译”的构词法改装出“硬诗”的说法,意在偏执于“不纯”,褪去语言的洁癖而不畏惧“粗制滥造”——当然这是指一种意识和态度,其写作学的前提就像我反复申明的,技艺须过关。我渴念和语言贴身起居,手眼并举,诗的书写和发现的运动缝合为一,但杜绝于修剪盆景和发明精雅的幻境,而是体察语言、现实、语言—现实中粗粝的杂质和“诗外之诗”,如“实”记载。
所谓“实”,至少——并且在可勘测的限度上,最多——指的是臧棣所谓“生活的表面”。表面即未被美化造作的原生深度,这种“不纯”倒因其保障活力而达成诗的健康指标。缺少润滑工序的语言或许枯涩干燥,“无不可入诗”的私人规矩也将短时间地造成不适与尴尬,但它让你我震惊于所谓轻盈、节制、优雅的信条也并非不言自明。对此,即便我出面道歉也于事无补,致晕阈值的作怪肇始于读者作为语言受体的免疫体质。当然,我这里没什么指责或教唆的意图,其主旨毋宁是抚慰人心:“别太紧张。”我倒想把《雨后致友人》定音的末句改作“凡轻盈倒立之处,必有黑暗”:戳不破的晦暗往往刺痛你的盲点,你永远无法依确切的路线去采摘既定的果实,不如说,你的历险早已为你收获的愉悦标了高价。甚至,终点也不用作者去揪心摸索,相信语言的聪明自会替你适时地刹闸。语言作为感官,其直觉主权和即兴功能自然有可能将放纵、出轨发展成肇事,但语言的事故现场也未必不是“诗”的,说不准,词的意外撞坏能机遇性地将秘密的纤维一并暴露,意义的断续不料实现了饥饿营销,语言感觉的运动曲线让我们在势能落差中体验“逾越”的“愉悦”。
马骥文兄曾如是演绎我的写作:“深谙炼字要义,并在诗句的凝造中复活了词语之间既古老又亲切的引动,使得语言本身的某种活力被释放出来。”我大费周章地找来这句话,主要为了借它督促我反省和确认自己近年的写作方法。他所谓“词语的宴饮”云云,大概暗指我从古典散文的样式中借取了一种调试节奏、语态和顿挫的技艺,语言的流速借助词的聚合、离散而张弛相间,像埋伏暗桩,考验世界“表面”在诗的限制时间内“自行展现”的能量边界,以语言杂质裹挟進局部的历史意识以克服或纠偏某种浮华蛀空的玄学冲动。华兹华斯《序曲》里说“这个世界宜于被传播”,但,“世界”而非狭义的“现实”在诗的场所中传播得还不够。我也尝试将源头驳杂甚至出身不详的跨语体因素统统拽进诗里,一个例证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语汇和表达式也披挂了诗的外套,而且挺合身的。这是我理想的诗:“它们(词语)的斗篷紧裹世界的身躯,/却容许光渗进来”,昨天刚从博纳富瓦的集子里读到这句。我想勾画的重点是前后顺序问题:先“裹紧”再考虑“容许”吧。
据2017年4月桃花潭国际诗歌节的即席发言回忆、整理,2017年7月29日增订。
这当然不意味着诗歌失掉更高的或更低的旨归、兴趣乃至癖好,干脆这么说吧,哪里是“高”或“低”的界碑呢?很疑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凸显上述的意识,我只想澄清一件事:诗的意义无法脱离修辞而诞生。反躬自问,我大体仍信赖语言造型对世界图景加以重新叙述——但难讲是重新“结构”——并对事项、情态、心象详加感知和反馈的能效以及潜力。在语言上求索于“新异”就是为(人的)感受力和领悟力更新换代,这般贡献不可谓不大,虽然进化论的狂想也得稍稍警惕。诗歌强调其修辞并无什么过错,可惜的是此观念恰恰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贬抑,弄得大家一讨论修辞就感到羞赧,生怕丢范儿;只是,不恰当的或者拙劣的修辞理应接受指摘——要是做出的活儿不纯熟精湛,那纯靠诗人自己巧舌辩解也回天无力,倒引人见恶。所谓“做出的活”就是文本实效或陈超意义上的“修辞可信感”,旁的东西用不着、也没依据去白白受道德审判。更激进点儿,从外界判断的角度,诗是修辞的自圆其说或圆环游戏,诗的效果的深度乃是诗的全部的深度——假若“深度”这个词还能被权宜性地使用的话。
不少朋友还提到,惊诧于(大概略微“不适”?)我2015年初《窄巷诗》开始的诗歌意识和语言风貌上的“断层”,其文本凭证大概也涵盖我同年的《晚来凤》《过龙女湖心洲》《入梅及其他》之类。他们约摸着要替我“分期”了。我很感激如此的好意和机敏眼光,却又遗憾于它的不甚精确,毕竟我不至懒惰到将自己拘留在一个声道上,“狡兔三窟”也算“越轨锻炼”(蒋浩诗句),迄今我沉迷于杂烩路数。很惭愧,我起步略晚,从2012年到2014年埋头只顾写学生腔的诗,自以为干净、精巧,略带风度,实则臃肿肥腻,挪不开步伐,勉强算得上“笨重的优雅”“琐碎的深度”已是谢天谢地,这中间包括师友们频繁提及的《晚餐》《雨后致友人》《在六点钟那边》等篇目。关键是,那时自己跟操持的语言之间够不上亲熟(现在也未必就行),换句话说,手艺笨拙(而主要不是其他)让情感和认知的传导大受阻滞。就效果言之,因为缺乏一个向外引渡的通路,它们最终变得耽于“自省式”而使强力回旋终于震成内伤,“嗡嗡”回声缥缈萦绕至于我的嗓音徒遭淹没。若是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揭破,大概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私密的感受者太在意和外物保持安全距离了,束手束脚误会了节制的美德。
没错,近两年我更着力于肉身在场的实践,弃置精雅整齐的“远距离修辞”(敬文东语)而更直截了当、敢作敢为,视凝固的“安全阈值”、虚幻的“政治正确”为无物。明确说吧,我不再斤斤计较于一种因循下来的守旧美感和“正确的诗意”,与其等它无形中拖垮我,不如我先下手替它脱冕,挑明它的局促。要说我现在还沉溺于一些什么的话,那顶多就是对离心力的倾注、对例外状态的吸纳——想起萧开愚说过“好诗人”的要件之一:“看见但并不使用那些通道”——甚或,我也敢卸掉忸怩的身姿与温和的妆面,穿戴诗的戏服对社会情态横加评说和漫画了。我愿借“硬译”的构词法改装出“硬诗”的说法,意在偏执于“不纯”,褪去语言的洁癖而不畏惧“粗制滥造”——当然这是指一种意识和态度,其写作学的前提就像我反复申明的,技艺须过关。我渴念和语言贴身起居,手眼并举,诗的书写和发现的运动缝合为一,但杜绝于修剪盆景和发明精雅的幻境,而是体察语言、现实、语言—现实中粗粝的杂质和“诗外之诗”,如“实”记载。
所谓“实”,至少——并且在可勘测的限度上,最多——指的是臧棣所谓“生活的表面”。表面即未被美化造作的原生深度,这种“不纯”倒因其保障活力而达成诗的健康指标。缺少润滑工序的语言或许枯涩干燥,“无不可入诗”的私人规矩也将短时间地造成不适与尴尬,但它让你我震惊于所谓轻盈、节制、优雅的信条也并非不言自明。对此,即便我出面道歉也于事无补,致晕阈值的作怪肇始于读者作为语言受体的免疫体质。当然,我这里没什么指责或教唆的意图,其主旨毋宁是抚慰人心:“别太紧张。”我倒想把《雨后致友人》定音的末句改作“凡轻盈倒立之处,必有黑暗”:戳不破的晦暗往往刺痛你的盲点,你永远无法依确切的路线去采摘既定的果实,不如说,你的历险早已为你收获的愉悦标了高价。甚至,终点也不用作者去揪心摸索,相信语言的聪明自会替你适时地刹闸。语言作为感官,其直觉主权和即兴功能自然有可能将放纵、出轨发展成肇事,但语言的事故现场也未必不是“诗”的,说不准,词的意外撞坏能机遇性地将秘密的纤维一并暴露,意义的断续不料实现了饥饿营销,语言感觉的运动曲线让我们在势能落差中体验“逾越”的“愉悦”。
马骥文兄曾如是演绎我的写作:“深谙炼字要义,并在诗句的凝造中复活了词语之间既古老又亲切的引动,使得语言本身的某种活力被释放出来。”我大费周章地找来这句话,主要为了借它督促我反省和确认自己近年的写作方法。他所谓“词语的宴饮”云云,大概暗指我从古典散文的样式中借取了一种调试节奏、语态和顿挫的技艺,语言的流速借助词的聚合、离散而张弛相间,像埋伏暗桩,考验世界“表面”在诗的限制时间内“自行展现”的能量边界,以语言杂质裹挟進局部的历史意识以克服或纠偏某种浮华蛀空的玄学冲动。华兹华斯《序曲》里说“这个世界宜于被传播”,但,“世界”而非狭义的“现实”在诗的场所中传播得还不够。我也尝试将源头驳杂甚至出身不详的跨语体因素统统拽进诗里,一个例证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语汇和表达式也披挂了诗的外套,而且挺合身的。这是我理想的诗:“它们(词语)的斗篷紧裹世界的身躯,/却容许光渗进来”,昨天刚从博纳富瓦的集子里读到这句。我想勾画的重点是前后顺序问题:先“裹紧”再考虑“容许”吧。
据2017年4月桃花潭国际诗歌节的即席发言回忆、整理,2017年7月29日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