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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文字而言，影像所记录的历史更为形象和直观，除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外，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还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
吴印咸是中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他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的深渊走向民族解放继而走向民族发展的时代。他的摄影艺术作品，以现实主义为表现方式，体现着不同时代的精神印记。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吴印咸远赴延安，拍摄了大量反映延安党、政、军、民不同战线火热生活的摄影作品。
吴印咸其人
1900年9月21日，吴印咸出生于江苏省沐阳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兄弟五人，自幼“性格温和，不善言谈交际，尤其喜欢美术手工”。19岁时，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从青少年起，吴印咸就习惯用艺术的眼光去探索美好的画面，搜集生活中美的素材，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吴印咸的一生。一天，他在一个旧货行里看到一台美国产的“勃朗尼”方匣式照相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摄影术已经不是新鲜事物，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乃至记录社会的手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吴印咸曾经见过美专的同学摆弄相机，那时候他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直觉，吴印咸觉得摄影比绘画更“接近自然”，更“变幻无穷”。这台照相机的标价是三块大洋（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对于家境贫寒的吴印咸来说，这是笔不小的开支。吴印咸在旧货行里徘徊良久，最终下决心买下了这台旧相机。正是这个选择，开始了他日后75年在摄影艺术领域的艰苦跋涉，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在艰苦的条件下，吴印咸开始一步步接触摄影，并渐渐爱上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吴印咸的早期作品中，在上海美专接受的基础绘画训练对其摄影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吴印咸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到家乡从事美术教育，业余时间继续摄影创作。
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战争的浪潮伴随着北伐军北上的步伐冲击到苏北。吴印咸在父亲和进步势力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到沭阳反对旧势力的斗争中。1927年沭阳发生“一·六事件”，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军阀武装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吴印咸在打击追捕名单之列，无奈之下，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现实中苦难的中国和底层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在吴印咸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尝试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劳动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境遇，表达自己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
走进延安
“淞沪抗战”爆发后，吴印咸和好友在上海开办的红灯照相馆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吴印咸再次失业了。在好友许幸之的帮助下，吴印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接触电影，却被电影这种新颖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所深深吸引。1933年3月，夏衍等人成立了地下电影小组，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随后，夏衍找到吴印咸和他的好友许幸之，希望他们拍摄由田汉编剧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吴印咸欣然接受。在《风云儿女》制作完成后，吴印咸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都市风光》、《生死同心》以及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马路天使》，这些作品都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光辉篇章。
为了发展党的电影事业，1938年，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邀请吴印咸（同袁牧之一起）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记录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抗日战场的纪录片。就这样，吴印咸来到了延安。从此，吴印咸的摄影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吴印咸这样描述他在延安的生活：他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彷佛换了人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他当时的心情正如他到延安后给老友许幸之的信中所述：“这里实在值得人们兴奋，到处充溢着新气象……”
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吴印咸任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很快，吴印咸在延安这片热土上看到了革命的理想和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乐观精神鼓舞着他，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英勇斗争激励着他……这一切引起了吴印咸深深的思考：一个摄影家，离开了火热的战斗生活，离开人民大众，到哪里去寻找创作源泉、到哪里去发挥艺术才能？吴印咸决定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留下来在延安继续从事党的摄影工作。而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从1938年来到延安到1945年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团结束历史使命，吴印咸在延安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八年时光。在这八年里，吴印咸完成了他创作生涯的蜕变，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拍摄电影和纪录片的同时，吴印咸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延安的山水风貌：宝塔山、延河水、驼队穿过古城门……拍下了延河边聚集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以及他们所开创、领导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拍下了八路军火热的战斗生活：打仗、训练、生产、学习，拍下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延安的军事活动、政治活动、外事活动……吴印咸的这些作品成为延安精神的再现。他也从一个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左翼文艺青年，成长为一名决心为党的摄影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吴印咸庆幸自己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里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引以为荣的岁月，他的身心完全融入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
定格经典
1938年3月，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来。为了记录白求恩的事迹，吴印咸跟随白求恩的医疗队进行拍摄。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调集重兵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进攻。吴印咸跟随医疗队跑了70多里山路，来到摩天岭前线。当天的战斗非常激烈，战地手术室安置在离前线只有七里地的涞源县孙家庄外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身着白色围裙，穿着草鞋，高卷着袖子，弯着腰，站在用硬板搭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着。吴印咸目睹了这一切，被白求恩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用相机拍下了著名的照片《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精益求精的医术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在这张照片里得到了最为完美的阐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土坡上给120师干部作报告，他身着粗布灰制服，裤子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脚上穿着土布鞋，前面放着一个简陋的小方凳，凳上摆着一杯白开水。吴印咸见到这种场景，心怀感慨：毛主席裤子上的两块大补丁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于是拍下了一张《艰苦朴素》。在这张照片里，毛泽东身体稍向前倾，目光诚挚地注视着广大干部，双手细数着所讲的内容。虽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物形象，却使人觉得广大干部就在眼前，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透过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了吴印咸所体会的延安精神——一种艰苦朴素、乐观豁达、相信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精神。
《白求恩大夫》和《艰苦朴素》这两张摄影作品一直挂在吴印咸的书房里，吴印咸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吴印咸作为延安电影团的负责人兼摄影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吴印咸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深受鼓舞，希望能为这次会议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会议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礼堂召开，会场面积不大、人多、光线很暗，没法拍摄成片。为了留下这珍贵的一刻，吴印咸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毛泽东，提出到室外拍合影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散会后，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吴印咸的相机小，他就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又从正面依次拍了三张接片，最后连接起来。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
1939年11月7日，吴印咸所著的《摄影常识》出版，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的沙飞为其作序。沙飞在序言中写道：“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同时又是科学的产物……没有艺术修养，一张照片的画面必然会平淡无力和缺乏美而不易使人感动。没有科学的知识，则即使拍得了一张很好的照片，亦会因冲洗、印晒、放大等必经之手续中某些缺陷而失去了成功的保证。”《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和组照《组织起来》的成功拍摄，说明了吴印咸不仅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十余年如一日的刻苦专研也使他掌握了娴熟的冲洗技术。也正因此，才会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珍贵的一幅画面。直至今天，提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吴印咸的这幅合照都是必不可少的表现素材之一。
火热激情
1943年以后，由于摄影器材和胶片的来源断绝，延安电影团基本停止了影片的拍摄活动，更多地用照相机拍摄根据地的重要活动。吴印咸在拍摄延安发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外，也拍下了延安军民火热的生活，记录下了边区群众乐观、坚韧和积极奋斗的民族性格。《红缨林立》、《拓垦》、《晓行》、《兄妹开荒》、《扬场》……就是这方面作品的典型代表。
同时，他也拍下了延安古城的风貌，宝塔山、延河水、穿过古城门的驼队……这些在吴印咸的眼中不单单是风景，这里是八路军生活、战斗的地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延安军民的革命理想和斗争实践，承载着吴印咸对这片热土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些具有革命纪实性质的摄影作品清晰而完整地记录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记录了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军队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将抗日坚持下去，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吴印咸的很多摄影作品表现的都是边区军民热烈生产的场面。《拓垦》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张作品里，吴印咸采用逆光拍摄，照片里的人物呈半剪影状态，人物在亮调天空的映衬下清晰可见，地平面向上倾斜，开荒的人与地面保持一致的方向，渲染了画面的生动感。整个画面明暗相互映衬，虚实结合，浑然一体，将解放区军民奋发向上、生气勃勃的生产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这一时期，吴印咸还拍摄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的肖像照片。正当盛年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得到了神形兼备的记录，这些性格鲜明、惟妙惟肖的肖像作品，反映了整整一代革命精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魅力。
歌颂新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印咸随同延安电影团到东北开创党的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5年，吴印咸调到北京参加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从此，吴印咸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教育事业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优秀人才，吴印咸以自己在影坛教育的辛勤劳作迎来桃李满天下。
在此期间，吴印咸也从未停止过摄影作品的创作，新中国的成立使吴印咸欢欣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的摄影创作之中。吴印咸把镜头对准了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者，拍摄了《麦浪泛舟》、《闻鸡起舞》、《夜战北大荒》、《钢花飞溅》、《草原牧场》、《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作家巴金》、《电影演员田华》、《画家吴作人》、《医学家吴桓兴》等作品。同时，吴印咸把镜头对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山水立传，拍摄了《瓯江帆影》、《云雾山中》等作品。
吴印咸一生的摄影艺术，始终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摄影创作中，现实主义是最基本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吴印咸开始了摄影创作，一生拍摄的照片数以万计，创作题材广泛多样，但总体上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之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印咸的作品揭露了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到了延安时期，吴印咸密切融入到延安火热的斗争生活。在这里，他拍摄了抗日战场的烽火燎烟、拍摄了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拍摄了延安古城的风土人情。“摄影艺术是时代生活最真实的记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最忠实的形象见证”—正如吴印咸自己所言，他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延安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这些记录也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敌后抗日的真实画面。
吴印咸是中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他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的深渊走向民族解放继而走向民族发展的时代。他的摄影艺术作品，以现实主义为表现方式，体现着不同时代的精神印记。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吴印咸远赴延安，拍摄了大量反映延安党、政、军、民不同战线火热生活的摄影作品。
吴印咸其人
1900年9月21日，吴印咸出生于江苏省沐阳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兄弟五人，自幼“性格温和，不善言谈交际，尤其喜欢美术手工”。19岁时，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从青少年起，吴印咸就习惯用艺术的眼光去探索美好的画面，搜集生活中美的素材，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吴印咸的一生。一天，他在一个旧货行里看到一台美国产的“勃朗尼”方匣式照相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摄影术已经不是新鲜事物，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乃至记录社会的手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吴印咸曾经见过美专的同学摆弄相机，那时候他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直觉，吴印咸觉得摄影比绘画更“接近自然”，更“变幻无穷”。这台照相机的标价是三块大洋（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对于家境贫寒的吴印咸来说，这是笔不小的开支。吴印咸在旧货行里徘徊良久，最终下决心买下了这台旧相机。正是这个选择，开始了他日后75年在摄影艺术领域的艰苦跋涉，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在艰苦的条件下，吴印咸开始一步步接触摄影，并渐渐爱上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吴印咸的早期作品中，在上海美专接受的基础绘画训练对其摄影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吴印咸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到家乡从事美术教育，业余时间继续摄影创作。
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战争的浪潮伴随着北伐军北上的步伐冲击到苏北。吴印咸在父亲和进步势力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到沭阳反对旧势力的斗争中。1927年沭阳发生“一·六事件”，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军阀武装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吴印咸在打击追捕名单之列，无奈之下，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现实中苦难的中国和底层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在吴印咸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尝试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劳动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境遇，表达自己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
走进延安
“淞沪抗战”爆发后，吴印咸和好友在上海开办的红灯照相馆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吴印咸再次失业了。在好友许幸之的帮助下，吴印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接触电影，却被电影这种新颖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所深深吸引。1933年3月，夏衍等人成立了地下电影小组，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随后，夏衍找到吴印咸和他的好友许幸之，希望他们拍摄由田汉编剧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吴印咸欣然接受。在《风云儿女》制作完成后，吴印咸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都市风光》、《生死同心》以及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马路天使》，这些作品都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光辉篇章。
为了发展党的电影事业，1938年，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邀请吴印咸（同袁牧之一起）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记录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抗日战场的纪录片。就这样，吴印咸来到了延安。从此，吴印咸的摄影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吴印咸这样描述他在延安的生活：他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彷佛换了人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他当时的心情正如他到延安后给老友许幸之的信中所述：“这里实在值得人们兴奋，到处充溢着新气象……”
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吴印咸任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很快，吴印咸在延安这片热土上看到了革命的理想和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乐观精神鼓舞着他，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英勇斗争激励着他……这一切引起了吴印咸深深的思考：一个摄影家，离开了火热的战斗生活，离开人民大众，到哪里去寻找创作源泉、到哪里去发挥艺术才能？吴印咸决定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留下来在延安继续从事党的摄影工作。而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从1938年来到延安到1945年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团结束历史使命，吴印咸在延安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八年时光。在这八年里，吴印咸完成了他创作生涯的蜕变，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拍摄电影和纪录片的同时，吴印咸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延安的山水风貌：宝塔山、延河水、驼队穿过古城门……拍下了延河边聚集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以及他们所开创、领导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拍下了八路军火热的战斗生活：打仗、训练、生产、学习，拍下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延安的军事活动、政治活动、外事活动……吴印咸的这些作品成为延安精神的再现。他也从一个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左翼文艺青年，成长为一名决心为党的摄影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吴印咸庆幸自己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里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引以为荣的岁月，他的身心完全融入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
定格经典
1938年3月，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来。为了记录白求恩的事迹，吴印咸跟随白求恩的医疗队进行拍摄。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调集重兵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进攻。吴印咸跟随医疗队跑了70多里山路，来到摩天岭前线。当天的战斗非常激烈，战地手术室安置在离前线只有七里地的涞源县孙家庄外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身着白色围裙，穿着草鞋，高卷着袖子，弯着腰，站在用硬板搭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着。吴印咸目睹了这一切，被白求恩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用相机拍下了著名的照片《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精益求精的医术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在这张照片里得到了最为完美的阐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土坡上给120师干部作报告，他身着粗布灰制服，裤子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脚上穿着土布鞋，前面放着一个简陋的小方凳，凳上摆着一杯白开水。吴印咸见到这种场景，心怀感慨：毛主席裤子上的两块大补丁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于是拍下了一张《艰苦朴素》。在这张照片里，毛泽东身体稍向前倾，目光诚挚地注视着广大干部，双手细数着所讲的内容。虽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物形象，却使人觉得广大干部就在眼前，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透过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了吴印咸所体会的延安精神——一种艰苦朴素、乐观豁达、相信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精神。
《白求恩大夫》和《艰苦朴素》这两张摄影作品一直挂在吴印咸的书房里，吴印咸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吴印咸作为延安电影团的负责人兼摄影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吴印咸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深受鼓舞，希望能为这次会议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会议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礼堂召开，会场面积不大、人多、光线很暗，没法拍摄成片。为了留下这珍贵的一刻，吴印咸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毛泽东，提出到室外拍合影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散会后，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吴印咸的相机小，他就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又从正面依次拍了三张接片，最后连接起来。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
1939年11月7日，吴印咸所著的《摄影常识》出版，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的沙飞为其作序。沙飞在序言中写道：“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同时又是科学的产物……没有艺术修养，一张照片的画面必然会平淡无力和缺乏美而不易使人感动。没有科学的知识，则即使拍得了一张很好的照片，亦会因冲洗、印晒、放大等必经之手续中某些缺陷而失去了成功的保证。”《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和组照《组织起来》的成功拍摄，说明了吴印咸不仅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十余年如一日的刻苦专研也使他掌握了娴熟的冲洗技术。也正因此，才会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珍贵的一幅画面。直至今天，提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吴印咸的这幅合照都是必不可少的表现素材之一。
火热激情
1943年以后，由于摄影器材和胶片的来源断绝，延安电影团基本停止了影片的拍摄活动，更多地用照相机拍摄根据地的重要活动。吴印咸在拍摄延安发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外，也拍下了延安军民火热的生活，记录下了边区群众乐观、坚韧和积极奋斗的民族性格。《红缨林立》、《拓垦》、《晓行》、《兄妹开荒》、《扬场》……就是这方面作品的典型代表。
同时，他也拍下了延安古城的风貌，宝塔山、延河水、穿过古城门的驼队……这些在吴印咸的眼中不单单是风景，这里是八路军生活、战斗的地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延安军民的革命理想和斗争实践，承载着吴印咸对这片热土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些具有革命纪实性质的摄影作品清晰而完整地记录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记录了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军队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将抗日坚持下去，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吴印咸的很多摄影作品表现的都是边区军民热烈生产的场面。《拓垦》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张作品里，吴印咸采用逆光拍摄，照片里的人物呈半剪影状态，人物在亮调天空的映衬下清晰可见，地平面向上倾斜，开荒的人与地面保持一致的方向，渲染了画面的生动感。整个画面明暗相互映衬，虚实结合，浑然一体，将解放区军民奋发向上、生气勃勃的生产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这一时期，吴印咸还拍摄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的肖像照片。正当盛年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得到了神形兼备的记录，这些性格鲜明、惟妙惟肖的肖像作品，反映了整整一代革命精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魅力。
歌颂新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印咸随同延安电影团到东北开创党的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5年，吴印咸调到北京参加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从此，吴印咸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教育事业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优秀人才，吴印咸以自己在影坛教育的辛勤劳作迎来桃李满天下。
在此期间，吴印咸也从未停止过摄影作品的创作，新中国的成立使吴印咸欢欣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的摄影创作之中。吴印咸把镜头对准了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者，拍摄了《麦浪泛舟》、《闻鸡起舞》、《夜战北大荒》、《钢花飞溅》、《草原牧场》、《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作家巴金》、《电影演员田华》、《画家吴作人》、《医学家吴桓兴》等作品。同时，吴印咸把镜头对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山水立传，拍摄了《瓯江帆影》、《云雾山中》等作品。
吴印咸一生的摄影艺术，始终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摄影创作中，现实主义是最基本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吴印咸开始了摄影创作，一生拍摄的照片数以万计，创作题材广泛多样，但总体上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之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印咸的作品揭露了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到了延安时期，吴印咸密切融入到延安火热的斗争生活。在这里，他拍摄了抗日战场的烽火燎烟、拍摄了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拍摄了延安古城的风土人情。“摄影艺术是时代生活最真实的记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最忠实的形象见证”—正如吴印咸自己所言，他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延安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这些记录也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敌后抗日的真实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