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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份商业道德摆在我们面前，而现在的我们似乎没有珍惜。当失去它的同时，也失去了市场的时候，才感到某种程度的追悔莫及。
商业道德在这几年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倒不是说商业道德本身具有什么新闻价值，而是失去商业道德总是具有新闻价值。
最近的一次成为热门话题，自然是众所周知的毒奶粉事件。在这个事件里，中国乳品行业几乎全军覆没。乳品行业虽然遭此打击，但由于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具有某种无可替代的本地性，所以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恢复元气，但商业道德还是有一次被提到了桌面上进行了讨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在上世纪初期，中国生产的茶叶曾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90%之多。由于某些茶叶商人贪图暴利，利用硫磺熏制加工某种茶叶被发觉，在短时间内，中国茶叶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到不足20%。本来印度、越南的茶叶一直被中国茶叶所压制，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茶叶的替代品。从此之后，中国茶叶再没有能够重新占领那么大的市场份额。
上世纪初期已经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开端，瞬息间丧失的市场正好说明了商业道德是如何的重要。但商业道德是如何建立与如何产生约束力的？中国商人的商业道德为何得不到信任？商业道德是如何失去的？这些都值得探究。
曾经有过一份商业道德摆在我们面前
其实说起来商业道德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中是从来不缺乏的。读过梁实秋散文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餐馆吃饭是不用现付的，只要不是过境的旅客，尤其是大主顾都是年底再结帐。北京城当年年底各个商家上门请结账的伙计，手提小灯笼、身背褡裢的景象，是京城的一景。
我们可以把这种“零吃整算”看作是一种商业的合约，甚至可以当作是一种信用体系。这种双方都认可的方式，盛行于很多的文明中。说到底，这是一个流动性比较低、社会稳定程度高农业社会中，比较合适的交易方式。流动性低，现金的流转率就低，而信用本身就是一种替代现金的方式。
而且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的范本，其道德约束与面子的约束，在这种双方的信用价值估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问题是这种商业道德的基础碰到没有面子约束与超出熟人社会的范畴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挑战。茶叶事件就是这种挑战之一。
即使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商人大部分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商业道德。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约束商业道德的条件：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观念。中国传统道德上，对于商业虽然有轻视的倾向，但“不欺”作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还是对于商业活动有很大的影响。《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回忆当年民国时期的老上海时，曾经说到当时的商铺与钱庄的经营模式，那种信用体系与商业氛围，以及商业上的道德观念，甚至在现代商业中也堪称楷模。
说起来，确实曾经有一份商业道德摆在我们面前，而现在的我们似乎没有珍惜。当失去它的同时，也失去了市场的时候，才感到某种程度的追悔莫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迎风一刀斩
1949年以后，在前30年里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得到什么暂且不谈，失去的东西最重要的有两个：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自由市场的观念。
当时，国力疲弱而百废待兴，对于一定程度的国家对于商业的主导以及国有化政策来说，应该不能算是坏事。不过，由于政治的需要而解构了传统道德体系，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来重建一种社会道德标准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而同样出于政治需要、在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被证明完全是一种错误。商业本身成为了一种国家行政的另类模式，商业道德被替换成为政府负责背书的流通模式，整体商业结构其实是不复存在了。
当30年之后觉得这么不行、需要回到市场化的时候，猛然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了。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我们常说30年是一世，这30年的计划经济以后，整整一世的人没有了，商业精神没有继承下来。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如果中间隔了一代人之久，很多东西就会失传。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一方面是低价的计划内物资，一方面是市场所决定的定价。之间的差价就是利润，而官商与官倒是那时候最流行的词汇。在这种利用权力与关系才能成功的所谓商业氛围、市场氛围中，如何可能产生良好的商业道德？
企图建立的东西没有建立起来，而原来的东西被一刀斩断的时候，等于是我们的市场建设本身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又表现在对于市场本身的不信任，导致谨小慎微的摸着石头过河，用价格双轨制来进行过渡。半吊子的市场所能产生的，肯定是权力经济与权力资本，自发市场所能够形成的约束是没有可能扎根的。
尤其是在后期的立法方面。我国法律从古到今就有重刑轻民的传统，在开放的同时，法治的建设没有跟上不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毒犹在，在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里，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这种罪名存在着。这等于是从官方意识形态里，依然在否认商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种潜意识的语境下，说建立商业道德未免有些缘木求鱼了。
毁灭与重建
商业道德的败坏，是否可以重建？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借鉴。《美国人三部曲》中可以看出来，在最初的时候，清教徒的道德自律是很严格的。西部大开发之后，美国主要的肉类提供者——牛——被大量的运到东部，双方的交易很简单，就是凭借都是清教徒这一点，就可以经手成千上万的美金。
而当这种个人信用体系也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状态时，原有商业的道德也受到了挑战。不但是信用体系，对于公众的商业行为也有问题。用食品举例的话，那时候不法肉制品商把各种烂肉以及变质的肉做成香肠之类的出售，在忍无可忍之下，一位记者写书披露了这一切。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正在吃香肠，看到这里愤然把香肠从窗口扔了出去。这件事也直接促成了美国关于食品安全的立法。
所以，对于一个日益商业化、流动性加强的社会来说，只有两种被证明是有效的方式来重建商业道德。首先一个是立法。
立法之所以重要，除了其本身的意义外，在我国更重要的是破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某些国企，在政府监督方面所享有的特权。同时破除因为过于急切的招商引资而给与的外资企业或者异地投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这种优惠条件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国企免于政府监督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就是舆论监督一定要跟上。本次毒奶粉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全国报道此事件的报纸中，只有上海的《东方早报》直接点出“三鹿奶粉”名字。这种监督而自我审查、自我谨慎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有问题的。出于某种目的而对舆论的监督进行控制固然是对于舆论监督的伤害，这种伤害久了的话，就成为了一种媒体自我限制的条件反射，反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重建商业道德其实不算是难事，只要按照上述两条老生常谈即可很快收效。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里，道德的建立往往不是先有先验的指标，然后才去建立起一套道德体系。而是根据实际所建立的相应的法律与监督机制，促成了道德最后的形成。这种因果关系，是与古代社会不同的。
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世风不古、世道浇漓，放弃或者不重视上面两点的建设，转移了公众对于商业道德本身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完全成为了一种道德评判的方式的话，那么，我们的商业道德才是真正失去了，而且可能永不回来。（作者系知名评论人）
商业道德在这几年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倒不是说商业道德本身具有什么新闻价值，而是失去商业道德总是具有新闻价值。
最近的一次成为热门话题，自然是众所周知的毒奶粉事件。在这个事件里，中国乳品行业几乎全军覆没。乳品行业虽然遭此打击，但由于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具有某种无可替代的本地性，所以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恢复元气，但商业道德还是有一次被提到了桌面上进行了讨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在上世纪初期，中国生产的茶叶曾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90%之多。由于某些茶叶商人贪图暴利，利用硫磺熏制加工某种茶叶被发觉，在短时间内，中国茶叶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到不足20%。本来印度、越南的茶叶一直被中国茶叶所压制，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茶叶的替代品。从此之后，中国茶叶再没有能够重新占领那么大的市场份额。
上世纪初期已经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开端，瞬息间丧失的市场正好说明了商业道德是如何的重要。但商业道德是如何建立与如何产生约束力的？中国商人的商业道德为何得不到信任？商业道德是如何失去的？这些都值得探究。
曾经有过一份商业道德摆在我们面前
其实说起来商业道德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中是从来不缺乏的。读过梁实秋散文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餐馆吃饭是不用现付的，只要不是过境的旅客，尤其是大主顾都是年底再结帐。北京城当年年底各个商家上门请结账的伙计，手提小灯笼、身背褡裢的景象，是京城的一景。
我们可以把这种“零吃整算”看作是一种商业的合约，甚至可以当作是一种信用体系。这种双方都认可的方式，盛行于很多的文明中。说到底，这是一个流动性比较低、社会稳定程度高农业社会中，比较合适的交易方式。流动性低，现金的流转率就低，而信用本身就是一种替代现金的方式。
而且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的范本，其道德约束与面子的约束，在这种双方的信用价值估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问题是这种商业道德的基础碰到没有面子约束与超出熟人社会的范畴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挑战。茶叶事件就是这种挑战之一。
即使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商人大部分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商业道德。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约束商业道德的条件：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观念。中国传统道德上，对于商业虽然有轻视的倾向，但“不欺”作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还是对于商业活动有很大的影响。《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回忆当年民国时期的老上海时，曾经说到当时的商铺与钱庄的经营模式，那种信用体系与商业氛围，以及商业上的道德观念，甚至在现代商业中也堪称楷模。
说起来，确实曾经有一份商业道德摆在我们面前，而现在的我们似乎没有珍惜。当失去它的同时，也失去了市场的时候，才感到某种程度的追悔莫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迎风一刀斩
1949年以后，在前30年里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得到什么暂且不谈，失去的东西最重要的有两个：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自由市场的观念。
当时，国力疲弱而百废待兴，对于一定程度的国家对于商业的主导以及国有化政策来说，应该不能算是坏事。不过，由于政治的需要而解构了传统道德体系，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来重建一种社会道德标准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而同样出于政治需要、在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被证明完全是一种错误。商业本身成为了一种国家行政的另类模式，商业道德被替换成为政府负责背书的流通模式，整体商业结构其实是不复存在了。
当30年之后觉得这么不行、需要回到市场化的时候，猛然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了。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我们常说30年是一世，这30年的计划经济以后，整整一世的人没有了，商业精神没有继承下来。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如果中间隔了一代人之久，很多东西就会失传。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一方面是低价的计划内物资，一方面是市场所决定的定价。之间的差价就是利润，而官商与官倒是那时候最流行的词汇。在这种利用权力与关系才能成功的所谓商业氛围、市场氛围中，如何可能产生良好的商业道德？
企图建立的东西没有建立起来，而原来的东西被一刀斩断的时候，等于是我们的市场建设本身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又表现在对于市场本身的不信任，导致谨小慎微的摸着石头过河，用价格双轨制来进行过渡。半吊子的市场所能产生的，肯定是权力经济与权力资本，自发市场所能够形成的约束是没有可能扎根的。
尤其是在后期的立法方面。我国法律从古到今就有重刑轻民的传统，在开放的同时，法治的建设没有跟上不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毒犹在，在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里，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这种罪名存在着。这等于是从官方意识形态里，依然在否认商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种潜意识的语境下，说建立商业道德未免有些缘木求鱼了。
毁灭与重建
商业道德的败坏，是否可以重建？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借鉴。《美国人三部曲》中可以看出来，在最初的时候，清教徒的道德自律是很严格的。西部大开发之后，美国主要的肉类提供者——牛——被大量的运到东部，双方的交易很简单，就是凭借都是清教徒这一点，就可以经手成千上万的美金。
而当这种个人信用体系也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状态时，原有商业的道德也受到了挑战。不但是信用体系，对于公众的商业行为也有问题。用食品举例的话，那时候不法肉制品商把各种烂肉以及变质的肉做成香肠之类的出售，在忍无可忍之下，一位记者写书披露了这一切。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正在吃香肠，看到这里愤然把香肠从窗口扔了出去。这件事也直接促成了美国关于食品安全的立法。
所以，对于一个日益商业化、流动性加强的社会来说，只有两种被证明是有效的方式来重建商业道德。首先一个是立法。
立法之所以重要，除了其本身的意义外，在我国更重要的是破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某些国企，在政府监督方面所享有的特权。同时破除因为过于急切的招商引资而给与的外资企业或者异地投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这种优惠条件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国企免于政府监督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就是舆论监督一定要跟上。本次毒奶粉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全国报道此事件的报纸中，只有上海的《东方早报》直接点出“三鹿奶粉”名字。这种监督而自我审查、自我谨慎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有问题的。出于某种目的而对舆论的监督进行控制固然是对于舆论监督的伤害，这种伤害久了的话，就成为了一种媒体自我限制的条件反射，反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重建商业道德其实不算是难事，只要按照上述两条老生常谈即可很快收效。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里，道德的建立往往不是先有先验的指标，然后才去建立起一套道德体系。而是根据实际所建立的相应的法律与监督机制，促成了道德最后的形成。这种因果关系，是与古代社会不同的。
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世风不古、世道浇漓，放弃或者不重视上面两点的建设，转移了公众对于商业道德本身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完全成为了一种道德评判的方式的话，那么，我们的商业道德才是真正失去了，而且可能永不回来。（作者系知名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