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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UFO，不但让公众感到新奇，新闻界也热闹了起来。
媒体展开辩护
“究竟飞盘是怎样一种东西呢?”署名海风的评论《飞盘的真相》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篇刊登在1947年7月13日《申报》“自由谈”专栏上的文章，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UFO的四种观点：
1、曾主持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的海军上将布兰蒂等人，都不相信有飞碟。
2、发明飞机的莱特说：“此事仅系一种宣传，以支持国务院之前之运动……欲使吾人卷入另一战涡之中，使人民自相惊扰，以为外国对吾人有所行动。”
3、雪梨大学物理学教授柯登认为，UFO是一种光学幻觉。
4、科学家爱因斯坦对此更为冷淡，他仅称：“绝无意见发表。”
我要说的是，这几种观点中虽然其他人的观点无法核实，但爱因斯坦对UFO的态度似乎另有一说。
据资料记载，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就UFO事件请教声名显赫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回答说：“UFO显然是来自地球以外的物体，它们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但从可以进行宇宙飞行来看，它们肯定是具有比我们杰出得多的文明的智慧生命体。”他还告诫人们：“在研究自然时，我们所要探求的是无限和永恒的真理。一个人如果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抱着老实认真的态度，他就会被真理抛弃掉。”
第二天，7月14日的《申报》“自由谈”专栏又发表了郁影的评论《飞盘的谜底》，提出了悬而未决的UFO的唯一结论：
所谓飞盘，经过无数人的观察，又经过好多次飞机的追逐，最后才证明它只是一种高空气候测量器之一，结构脆薄，殆如纸鹞，而其原料显系某种锡箔。据得克萨斯州第八航空队司令雷梅少将说：“看来并无奇特之处。”
于是。以前盛传的种种推测，譬如外国设计的秘密细菌武器、新式陆军火箭、空间飞船之类的传说。也都变成了“自我讽刺”的笑话了。
上海在争论，香港也有好戏上演。读者郭定陶1947年7月13日致信《华商报》询问：“这个所谓的飞盘到底是什么东西?”信中还发问：“为什么在美国未曾发现之前，各国都没有听说‘有’，而一旦美国发现了这种东西，便跟着又发现于巴拿马、古巴、伊朗、阿富汗，今天的晚报又说沈阳也发现了，而且‘来自北方’?”
《华商报》反应迅速，在次日的“时事问答”专栏即发表《飞盘是什么东西?》的答复：
飞盘之说是1947年6月25日从美国首先传出的，开始宣传的是飞盘的神秘，后来又进一步进行军事调查，更传说这是与火箭相同的东西。直到杜鲁门总统表示不信了，才不再发自美国。
有趣的是，自美国发现了飞盘后，中国、伊朗等国也发现了飞盘。更妙的是，飞盘到底是什么东西，从来就没有证据。
与《申报》评论的着眼点是援引专家意见，从科技方面予以分析不同的是，《华商报》把UFO与政治挂上了钩，现在看来，既敏感过度，又贻笑大方了：
我们觉得，这个消息倒很像1946年在北欧上空发现“神秘火箭”的消息，当时也是绘声绘形、煞有介事的。但事后知道了，原来这只是某些通讯社造的谣言，借此来达到通讯社老板们的政治目的。
至此，《华商报》对UFO论战只字不提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不愿帮助造谣，所以将那些消息弃置了。”
但是主事者似乎忘记了，鸵鸟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尤其是在UFO这类神秘莫测的现象上。
不过，在当时辩论中，最牛的莫过于《大公报》了，竟然在1947年7月17日刊登了一篇社评——《飞碟之恐慌》。文中说：
飞碟踪迹的真实与否是很难判断的，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象征的当前若干国家人民的心理。任何严肃的世界公民，莫不认为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已够大、够真实了，然而喜好刺激的人却唯恐世界不够混乱，还要利用这个人人自危的现状，制造出莫须有的恐怖。
飞碟所引起的下意识的联想，无疑是苏联征美的可能性，从而使一个复原后安定下来的社会，突然哗然起来。现在，群众显然是无助地被世界野心家左右。 很明显，这篇文章所持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至于是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只好留待历史去评判了。
专家直抒己见
媒体的辩论很是热闹，但公众最关注的是科学家的意见。幸运的是，根据搜集到的资料看，当时至少有三位科学家对UFO现象发表了独家观点。有趣的是，他们分别是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物理学家。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真知灼见吧——
戴文赛：天文学家。21岁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29岁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致力于太阳系演化学的研究。
1947年7月17日的《大公报》报道了戴文赛进行科学演讲的新闻，题目是《从原子能谈到飞碟之谜，盼我国科学家努力研究》。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戴文赛先生关于飞碟提出了五种可能：或全属虚构；或属于人的幻觉；或是某一国家利用惧战心理的宣传工具；或为无声翼状飞机，其形状似圆形；或为另一星球投射之物。
戴文赛先生对飞碟的分析，与现在UFO界认定的幻觉、自然现象、人造物体和太空船的四种推测几乎一致。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戴文赛先生明确提出飞碟的其中一种可能是另一星球投射之物，即可能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宇宙飞船，不由让人佩服其大胆、开拓的思路。
王华文：气象学家。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1945年9月25日～1957年3月31日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现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原为1898年3月1日创建的青岛气象天测所，在UFO大闹的1947年期间，该台仪器中有无线电探空仪三部，是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设备，所以观测和科研能力比较强。
面对层出不穷的UFO报告，王华文先生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说明飞碟之谜”。而“所谓科学方法，即是重证据、重分析”。
根据王华文先生的分析，他认为到处发现的所谓飞碟，虽然不是全部，但也多数是探空气球的误认。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实在还没有完全取得真正有关飞碟的确切证据。王华文先生还剖析了UFO消息传播很广、很迅速的原因：“此事一传十，十传百，经报纸登载，遂哄传世界。也如闻所谓‘曾子杀人’的故事，即使不信也得相信了，而事实上却全无此事。”而他本人坚持认为，UFO“完全是气球的误认，我认为实在是太可能的”。
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的效应以及光学仪器研制等方面成就卓著。
他认为，飞碟之所以出现，根源是人类恐惧心理的不自觉显露。自原子弹发明以来，人类无不自危，于是杯弓蛇影，飞碟也就满天飞了。至于陨石、航空器等说法，他认为“实不足重视”，只有从中反映出的人类恐惧的心理，是最重大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严济慈先生并未从物理学的视角来分析飞碟现象，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述，所以UFO是陨石、航空器的可能性“实不足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尽管1947年的UFO纷争如今天一样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各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还是值得当今UFO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这也是笔者埋首于故纸堆中去芜存菁，并撰写本专题的最大收获。
媒体展开辩护
“究竟飞盘是怎样一种东西呢?”署名海风的评论《飞盘的真相》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篇刊登在1947年7月13日《申报》“自由谈”专栏上的文章，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UFO的四种观点：
1、曾主持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的海军上将布兰蒂等人，都不相信有飞碟。
2、发明飞机的莱特说：“此事仅系一种宣传，以支持国务院之前之运动……欲使吾人卷入另一战涡之中，使人民自相惊扰，以为外国对吾人有所行动。”
3、雪梨大学物理学教授柯登认为，UFO是一种光学幻觉。
4、科学家爱因斯坦对此更为冷淡，他仅称：“绝无意见发表。”
我要说的是，这几种观点中虽然其他人的观点无法核实，但爱因斯坦对UFO的态度似乎另有一说。
据资料记载，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就UFO事件请教声名显赫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回答说：“UFO显然是来自地球以外的物体，它们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但从可以进行宇宙飞行来看，它们肯定是具有比我们杰出得多的文明的智慧生命体。”他还告诫人们：“在研究自然时，我们所要探求的是无限和永恒的真理。一个人如果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抱着老实认真的态度，他就会被真理抛弃掉。”
第二天，7月14日的《申报》“自由谈”专栏又发表了郁影的评论《飞盘的谜底》，提出了悬而未决的UFO的唯一结论：
所谓飞盘，经过无数人的观察，又经过好多次飞机的追逐，最后才证明它只是一种高空气候测量器之一，结构脆薄，殆如纸鹞，而其原料显系某种锡箔。据得克萨斯州第八航空队司令雷梅少将说：“看来并无奇特之处。”
于是。以前盛传的种种推测，譬如外国设计的秘密细菌武器、新式陆军火箭、空间飞船之类的传说。也都变成了“自我讽刺”的笑话了。
上海在争论，香港也有好戏上演。读者郭定陶1947年7月13日致信《华商报》询问：“这个所谓的飞盘到底是什么东西?”信中还发问：“为什么在美国未曾发现之前，各国都没有听说‘有’，而一旦美国发现了这种东西，便跟着又发现于巴拿马、古巴、伊朗、阿富汗，今天的晚报又说沈阳也发现了，而且‘来自北方’?”
《华商报》反应迅速，在次日的“时事问答”专栏即发表《飞盘是什么东西?》的答复：
飞盘之说是1947年6月25日从美国首先传出的，开始宣传的是飞盘的神秘，后来又进一步进行军事调查，更传说这是与火箭相同的东西。直到杜鲁门总统表示不信了，才不再发自美国。
有趣的是，自美国发现了飞盘后，中国、伊朗等国也发现了飞盘。更妙的是，飞盘到底是什么东西，从来就没有证据。
与《申报》评论的着眼点是援引专家意见，从科技方面予以分析不同的是，《华商报》把UFO与政治挂上了钩，现在看来，既敏感过度，又贻笑大方了：
我们觉得，这个消息倒很像1946年在北欧上空发现“神秘火箭”的消息，当时也是绘声绘形、煞有介事的。但事后知道了，原来这只是某些通讯社造的谣言，借此来达到通讯社老板们的政治目的。
至此，《华商报》对UFO论战只字不提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不愿帮助造谣，所以将那些消息弃置了。”
但是主事者似乎忘记了，鸵鸟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尤其是在UFO这类神秘莫测的现象上。
不过，在当时辩论中，最牛的莫过于《大公报》了，竟然在1947年7月17日刊登了一篇社评——《飞碟之恐慌》。文中说：
飞碟踪迹的真实与否是很难判断的，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象征的当前若干国家人民的心理。任何严肃的世界公民，莫不认为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已够大、够真实了，然而喜好刺激的人却唯恐世界不够混乱，还要利用这个人人自危的现状，制造出莫须有的恐怖。
飞碟所引起的下意识的联想，无疑是苏联征美的可能性，从而使一个复原后安定下来的社会，突然哗然起来。现在，群众显然是无助地被世界野心家左右。 很明显，这篇文章所持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至于是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只好留待历史去评判了。
专家直抒己见
媒体的辩论很是热闹，但公众最关注的是科学家的意见。幸运的是，根据搜集到的资料看，当时至少有三位科学家对UFO现象发表了独家观点。有趣的是，他们分别是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物理学家。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真知灼见吧——
戴文赛：天文学家。21岁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29岁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致力于太阳系演化学的研究。
1947年7月17日的《大公报》报道了戴文赛进行科学演讲的新闻，题目是《从原子能谈到飞碟之谜，盼我国科学家努力研究》。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戴文赛先生关于飞碟提出了五种可能：或全属虚构；或属于人的幻觉；或是某一国家利用惧战心理的宣传工具；或为无声翼状飞机，其形状似圆形；或为另一星球投射之物。
戴文赛先生对飞碟的分析，与现在UFO界认定的幻觉、自然现象、人造物体和太空船的四种推测几乎一致。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戴文赛先生明确提出飞碟的其中一种可能是另一星球投射之物，即可能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宇宙飞船，不由让人佩服其大胆、开拓的思路。
王华文：气象学家。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1945年9月25日～1957年3月31日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现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原为1898年3月1日创建的青岛气象天测所，在UFO大闹的1947年期间，该台仪器中有无线电探空仪三部，是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设备，所以观测和科研能力比较强。
面对层出不穷的UFO报告，王华文先生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说明飞碟之谜”。而“所谓科学方法，即是重证据、重分析”。
根据王华文先生的分析，他认为到处发现的所谓飞碟，虽然不是全部，但也多数是探空气球的误认。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实在还没有完全取得真正有关飞碟的确切证据。王华文先生还剖析了UFO消息传播很广、很迅速的原因：“此事一传十，十传百，经报纸登载，遂哄传世界。也如闻所谓‘曾子杀人’的故事，即使不信也得相信了，而事实上却全无此事。”而他本人坚持认为，UFO“完全是气球的误认，我认为实在是太可能的”。
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的效应以及光学仪器研制等方面成就卓著。
他认为，飞碟之所以出现，根源是人类恐惧心理的不自觉显露。自原子弹发明以来，人类无不自危，于是杯弓蛇影，飞碟也就满天飞了。至于陨石、航空器等说法，他认为“实不足重视”，只有从中反映出的人类恐惧的心理，是最重大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严济慈先生并未从物理学的视角来分析飞碟现象，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述，所以UFO是陨石、航空器的可能性“实不足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尽管1947年的UFO纷争如今天一样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各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还是值得当今UFO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这也是笔者埋首于故纸堆中去芜存菁，并撰写本专题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