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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采写艺术
民国初年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向壁虚构、捕风捉影的恶习,甚至生造事实党同伐异。这一弊病,既有政治的原因,有辛亥政论之风对新闻文风的影响,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现代意义转变时期的必然。而邵飘萍自觉承担了改革中国新闻事业的使命。他认为我国今日尚在幼稚时代之新闻纸,却以新闻材料缺乏及所载消息不确为两种极大祸根。为了激励报社同仁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曾在创建《京报》之初,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然而用这四个字来概括邵飘萍的采写艺术难免偏颇,依照邵飘萍《实际新闻应用学》所涉内容可将其扩展为以下二十个字:耳听八方、贵在无畏、攻心为上、连载成势、善抢独家。
耳听八方。邵飘萍曾说过,记者应该是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动。邵飘萍的一些重要稿件很多是“听”来的。当然,这里的“听”并不是指道听途说、杜撰新闻,而是指凭自己的新闻敏感,从听到的东西里挖掘新闻线索。他的新闻触角伸进了各个角落,即使上层社会,他也无孔不入,办法是广交友。他认为记者在采访活动中,不应以阶级、敌友、道德等为交际的标准,而唯视对方与新闻是否有关,这不妨碍记者保持自己的思想、观点等方面的独立性。在交往中,他又因人而施,把握分寸,“谦恭不流于谄媚,庄严不流于傲慢”。他是个时刻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在任何场合都不忘记自己记者的身份和职责。 1917 年3 月的一天,邵飘萍在当时的国务院某秘书室中,听到隔壁国务总理的办公室里有人打电话给美国公使,说“今日下午三时,段总理赴美国使馆访晤公使”,邵飘萍立刻意识到其中必定有大文章。他随即赴美国使馆向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内容,令参赞猝不及防,吐露机要,之后,又亲见段总理。就这样,他获取了一条中德断交的重大新闻。
贵在无畏。在谈到邵飘萍采访技巧时,不能不提到他“视死其若休”的勇敢无畏精神。他认为记者应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对受访者而言,记者只问其新闻价值,不问其本人功罪善恶。即使此人十恶不赦、凶残阴险,也要千方百计与其见面,这就是新闻采访中最重要无畏精神。黎段府院之争正烈时,段祺瑞奏凯返京。当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邵飘萍闻讯后,先是赶往车站,扑了个空,又换乘汽车,直奔段宅。当时大门已闭,他便让车夫急鸣警笛,门卫以为一定是某政府大员要急见总理,便开启大门让他进去。段氏寝室侍员称总理已经休息,邵飘萍便说自己有要事相见。恰巧段方胜黎,满腔得意,愿对他谈。这一谈便是两个半小时,段祺瑞更是几乎全盘托出事情整个始末发展情况。邵飘萍事后回忆,如果当时稍无勇气便错过时机,也不会有如此成功的一次采访。而正是这次采访,奠定了邵飘萍在当时新闻界无人望其项背的地位。
攻心为上。“攻心术”应该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亮点。新闻采访能否成功,其关键取决于访问对象是否乐意向记者提供真实且富有新闻价值的材料。因此,掌握受访者的心理格外重要。邵飘萍非常善于对采访对象使用“攻心术”,他常常在采访中围绕特定的采访任务、目标,有意识地“改变条件”,顺应受访者的心理变化,进而达到采访目的。但让受访者畅所欲言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邵飘萍提出记者应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使他们较好地配合采访。在采访中要做到:不表采访之意,对事不持己见,争取对方议论,对其表示高尚的敬意。
连载成势。邵飘萍新闻采访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连续性。1917年2月9日至3月底,邵飘萍撰写了22篇评述性通讯《我国与世界战局》,平均一天多完成一篇。这组通讯报道评述了欧战发生后我国与日、德、美等国间的微妙关系。一个总题之下,每篇通讯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回答了总的题目,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甚至前景作了系列报道。每篇文章都在披露事实、评述分析的同时,设置新的疑问,成为下篇的铺垫。事件本身险象丛生,通讯亦是悬念迭起,于是,分析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渐次提示过程及本质。
善抢独家。邵飘萍的新闻采写之所以享誉一时,是因为他不仅特别重视亲自获取第一手新闻材料,还注重时效与内容的新颖独到、特别注重在独家新闻上下功夫。他知识广,经历丰富,信息灵通,与各层著名人物交游多,且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较高的修养。他常因独特的见解和精到的论述而语惊四座,使人刮目相视。这是他作为记者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也赋予他笔下的新闻以独特风格和独立的个性。他采写的新闻紧贴时代的脉搏,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以连续报道形式,迅速翔实地反映事件的全过程。虽是第三者客观角度,却在中立的叙述中,或是简短二三句的评介中显示了鲜明的倾向与见解。所作之文,多是内容新鲜,角度独特的独家新闻。邵飘萍能集新闻采访技巧与丰富的写作方法手段于一身,在当时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也正是邵飘萍新闻采写的魅力所在。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邵飘萍的新闻实践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民国初年的言论自由时期;袁世凯专权,把持舆论实施言禁时期;北洋各系军阅轮流执政,禁锢言论的时期。十几年的新闻生涯中,邵飘萍曾屡遭政府及军阀的迫害。他三次入狱,两次因报纸被封被迫流亡日本,数次受到警厅的警告威胁。为此,他与政府借用警厅无理干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新闻法学的先驱者。新闻言论的极端不自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弊病之一。因此,要求政治上民主的斗争又是与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斗争紧密相联的。邵飘萍与反动的新闻政策及压迫言论的刑法、出版法做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自己的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总论》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新闻法,他的观点既包含着新闻法所应有的民主与法制色彩,也表现出在专制环境中持有的反抗精神。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新闻事业传递消息要面向全社会,“对于人类间相互传达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报业,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同时,新闻舆论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邵飘萍对新闻法职能的一个重要见解,就是依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程度,就是依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程度,维护言论机关突破上层秘密,实行自由报道,使国民增长政治知识,以及舆论监督的权力和义务。
邵飘萍在新闻法的论述和研究上,尽管尚嫌浅显,但同样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他首次在新闻学著作中系统刊载了日本现行《新闻纸法》译文全文、袁世凯两次《报纸条例》全文、1908年颁布的《大清报律》及当时欧洲各国的新闻法规。为中国新闻法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作为较早地对各国新闻法规进行了比较性研究的新闻人,他所表述的新闻法思想,尽管还不完备,但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和科学价值仍值得后人肯定。
品性第一的新闻伦理思想。邵飘萍的新闻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1923年出版的《实际新闻应用学》一书中。虽然在邵飘萍之前或同时代,已有许多报人和学者论述过记者的品德修养对报纸的重大影响,从梁启超到徐宝璜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记者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但是,明确提出“品性为第一要素”的道德命题,并将记者的地位资格等伦理问题列为著作的开篇,邵飘萍是第一人。邵飘萍经常以“铁肩辣手”自励,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经费困难,他有时也接受一些人的资助,但从不为反动军阀所左右。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十四年当中,始终不改新闻救国的初衷,1926年终因秉笔直言,被军阀残酷杀害。他用自己的行为和鲜血实践了自己提倡的新闻记者伦理精神。
关于记者的责任,邵飘萍认为,人类社会文化愈进步,则报纸之需要与责任愈增加,记者作为社会、国家、世界的耳目,与国家社会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记者在伦理修养方面,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而记者的责任心归根结底是追求事实的真实性,以赢得社会的信赖。记者在其业务活动中,既要维护报纸的利益,又要维护他人的利益,绝不可顾此失彼。邵飘萍特别强调了对于新闻之来源,宜始终绝对秘密和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做新闻材料。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保密,都要用对社会、国家、事业是否有益来衡量。
以独立报格为核心的新闻改革。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邵飘萍指出,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呢?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邵飘萍确立了以独立报格为核心的新闻改革方针。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邵飘萍办报旨在反对军阀政府、派系以及反动党团操纵报纸;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报纸争得权利和地位;旨在团结教育更多的报界同仁扫除新闻界沉迷现象,振作起来,使社会得新闻事业之助以促其改进。邵飘萍还赋予报纸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左右,敢于独树一帜,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同时积极主张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打造现代意义的新闻纸。
邵飘萍进行新闻改革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实现新闻业的现代化的转变,他的新闻学著作,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在呼唤这一时期的到来,为它的到来做理论的解释和人才的培养。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先后执教于北大、平民大学。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所编写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教材。在他指导下出版的新闻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新闻周刊》,是当时“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报纸”。可以说,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新闻改革方面积累下来的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
当然,邵飘萍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存在不少局限性,这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但是,总而言之,邵飘萍不愧为我国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曾赞扬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他的那种“铁肩辣手”的无畏精神,永远值得新闻界学习。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国初年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向壁虚构、捕风捉影的恶习,甚至生造事实党同伐异。这一弊病,既有政治的原因,有辛亥政论之风对新闻文风的影响,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现代意义转变时期的必然。而邵飘萍自觉承担了改革中国新闻事业的使命。他认为我国今日尚在幼稚时代之新闻纸,却以新闻材料缺乏及所载消息不确为两种极大祸根。为了激励报社同仁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曾在创建《京报》之初,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然而用这四个字来概括邵飘萍的采写艺术难免偏颇,依照邵飘萍《实际新闻应用学》所涉内容可将其扩展为以下二十个字:耳听八方、贵在无畏、攻心为上、连载成势、善抢独家。
耳听八方。邵飘萍曾说过,记者应该是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动。邵飘萍的一些重要稿件很多是“听”来的。当然,这里的“听”并不是指道听途说、杜撰新闻,而是指凭自己的新闻敏感,从听到的东西里挖掘新闻线索。他的新闻触角伸进了各个角落,即使上层社会,他也无孔不入,办法是广交友。他认为记者在采访活动中,不应以阶级、敌友、道德等为交际的标准,而唯视对方与新闻是否有关,这不妨碍记者保持自己的思想、观点等方面的独立性。在交往中,他又因人而施,把握分寸,“谦恭不流于谄媚,庄严不流于傲慢”。他是个时刻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在任何场合都不忘记自己记者的身份和职责。 1917 年3 月的一天,邵飘萍在当时的国务院某秘书室中,听到隔壁国务总理的办公室里有人打电话给美国公使,说“今日下午三时,段总理赴美国使馆访晤公使”,邵飘萍立刻意识到其中必定有大文章。他随即赴美国使馆向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内容,令参赞猝不及防,吐露机要,之后,又亲见段总理。就这样,他获取了一条中德断交的重大新闻。
贵在无畏。在谈到邵飘萍采访技巧时,不能不提到他“视死其若休”的勇敢无畏精神。他认为记者应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对受访者而言,记者只问其新闻价值,不问其本人功罪善恶。即使此人十恶不赦、凶残阴险,也要千方百计与其见面,这就是新闻采访中最重要无畏精神。黎段府院之争正烈时,段祺瑞奏凯返京。当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邵飘萍闻讯后,先是赶往车站,扑了个空,又换乘汽车,直奔段宅。当时大门已闭,他便让车夫急鸣警笛,门卫以为一定是某政府大员要急见总理,便开启大门让他进去。段氏寝室侍员称总理已经休息,邵飘萍便说自己有要事相见。恰巧段方胜黎,满腔得意,愿对他谈。这一谈便是两个半小时,段祺瑞更是几乎全盘托出事情整个始末发展情况。邵飘萍事后回忆,如果当时稍无勇气便错过时机,也不会有如此成功的一次采访。而正是这次采访,奠定了邵飘萍在当时新闻界无人望其项背的地位。
攻心为上。“攻心术”应该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亮点。新闻采访能否成功,其关键取决于访问对象是否乐意向记者提供真实且富有新闻价值的材料。因此,掌握受访者的心理格外重要。邵飘萍非常善于对采访对象使用“攻心术”,他常常在采访中围绕特定的采访任务、目标,有意识地“改变条件”,顺应受访者的心理变化,进而达到采访目的。但让受访者畅所欲言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邵飘萍提出记者应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使他们较好地配合采访。在采访中要做到:不表采访之意,对事不持己见,争取对方议论,对其表示高尚的敬意。
连载成势。邵飘萍新闻采访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连续性。1917年2月9日至3月底,邵飘萍撰写了22篇评述性通讯《我国与世界战局》,平均一天多完成一篇。这组通讯报道评述了欧战发生后我国与日、德、美等国间的微妙关系。一个总题之下,每篇通讯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回答了总的题目,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甚至前景作了系列报道。每篇文章都在披露事实、评述分析的同时,设置新的疑问,成为下篇的铺垫。事件本身险象丛生,通讯亦是悬念迭起,于是,分析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渐次提示过程及本质。
善抢独家。邵飘萍的新闻采写之所以享誉一时,是因为他不仅特别重视亲自获取第一手新闻材料,还注重时效与内容的新颖独到、特别注重在独家新闻上下功夫。他知识广,经历丰富,信息灵通,与各层著名人物交游多,且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较高的修养。他常因独特的见解和精到的论述而语惊四座,使人刮目相视。这是他作为记者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也赋予他笔下的新闻以独特风格和独立的个性。他采写的新闻紧贴时代的脉搏,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以连续报道形式,迅速翔实地反映事件的全过程。虽是第三者客观角度,却在中立的叙述中,或是简短二三句的评介中显示了鲜明的倾向与见解。所作之文,多是内容新鲜,角度独特的独家新闻。邵飘萍能集新闻采访技巧与丰富的写作方法手段于一身,在当时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也正是邵飘萍新闻采写的魅力所在。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邵飘萍的新闻实践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民国初年的言论自由时期;袁世凯专权,把持舆论实施言禁时期;北洋各系军阅轮流执政,禁锢言论的时期。十几年的新闻生涯中,邵飘萍曾屡遭政府及军阀的迫害。他三次入狱,两次因报纸被封被迫流亡日本,数次受到警厅的警告威胁。为此,他与政府借用警厅无理干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新闻法学的先驱者。新闻言论的极端不自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弊病之一。因此,要求政治上民主的斗争又是与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斗争紧密相联的。邵飘萍与反动的新闻政策及压迫言论的刑法、出版法做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自己的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总论》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新闻法,他的观点既包含着新闻法所应有的民主与法制色彩,也表现出在专制环境中持有的反抗精神。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新闻事业传递消息要面向全社会,“对于人类间相互传达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报业,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同时,新闻舆论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邵飘萍对新闻法职能的一个重要见解,就是依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程度,就是依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程度,维护言论机关突破上层秘密,实行自由报道,使国民增长政治知识,以及舆论监督的权力和义务。
邵飘萍在新闻法的论述和研究上,尽管尚嫌浅显,但同样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他首次在新闻学著作中系统刊载了日本现行《新闻纸法》译文全文、袁世凯两次《报纸条例》全文、1908年颁布的《大清报律》及当时欧洲各国的新闻法规。为中国新闻法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作为较早地对各国新闻法规进行了比较性研究的新闻人,他所表述的新闻法思想,尽管还不完备,但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和科学价值仍值得后人肯定。
品性第一的新闻伦理思想。邵飘萍的新闻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1923年出版的《实际新闻应用学》一书中。虽然在邵飘萍之前或同时代,已有许多报人和学者论述过记者的品德修养对报纸的重大影响,从梁启超到徐宝璜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记者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但是,明确提出“品性为第一要素”的道德命题,并将记者的地位资格等伦理问题列为著作的开篇,邵飘萍是第一人。邵飘萍经常以“铁肩辣手”自励,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经费困难,他有时也接受一些人的资助,但从不为反动军阀所左右。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十四年当中,始终不改新闻救国的初衷,1926年终因秉笔直言,被军阀残酷杀害。他用自己的行为和鲜血实践了自己提倡的新闻记者伦理精神。
关于记者的责任,邵飘萍认为,人类社会文化愈进步,则报纸之需要与责任愈增加,记者作为社会、国家、世界的耳目,与国家社会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记者在伦理修养方面,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而记者的责任心归根结底是追求事实的真实性,以赢得社会的信赖。记者在其业务活动中,既要维护报纸的利益,又要维护他人的利益,绝不可顾此失彼。邵飘萍特别强调了对于新闻之来源,宜始终绝对秘密和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做新闻材料。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保密,都要用对社会、国家、事业是否有益来衡量。
以独立报格为核心的新闻改革。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邵飘萍指出,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呢?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邵飘萍确立了以独立报格为核心的新闻改革方针。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邵飘萍办报旨在反对军阀政府、派系以及反动党团操纵报纸;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报纸争得权利和地位;旨在团结教育更多的报界同仁扫除新闻界沉迷现象,振作起来,使社会得新闻事业之助以促其改进。邵飘萍还赋予报纸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左右,敢于独树一帜,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同时积极主张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打造现代意义的新闻纸。
邵飘萍进行新闻改革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实现新闻业的现代化的转变,他的新闻学著作,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在呼唤这一时期的到来,为它的到来做理论的解释和人才的培养。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先后执教于北大、平民大学。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所编写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教材。在他指导下出版的新闻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新闻周刊》,是当时“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报纸”。可以说,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新闻改革方面积累下来的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
当然,邵飘萍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存在不少局限性,这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但是,总而言之,邵飘萍不愧为我国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曾赞扬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他的那种“铁肩辣手”的无畏精神,永远值得新闻界学习。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