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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发起者和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通过对胡适一生有关五四言论的分析可以看出，胡适经历了由“五四”的辩护者到“五四”历史意义的阐释者，再到反思者的转化过程，这其中的原因颇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运动；“五四”观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30-03
胡适晚年在台湾谈到当时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时说：“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绝没有客观的判断。”[1]那时，大陆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采用的是标准的革命话语，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为准绳。而在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密切，五四运动则成为一个敏感的禁区，人们只能在私下里谈论。通过上面的话语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情况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那么，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胡适心目中的五四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广义的“五四”还是狭义的“五四”
对于“五四”的理解大致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北京的青年学生所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运动，时间限制在1919年。广义的“五四”则包括此前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的思想解放和国民革命。在周策纵所著的权威著作《五四运动》一书中，作者采用的是折中方式，把五四运动的时间限制在1917年至1921年。
通过研究胡适有关五四的言论可以发现，他大体上是支持对“五四”作广狭二义的理解的。比如，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广播电台的邀请，就五四运动发表谈话，他特别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2]在这里，胡适显然把五四运动当做狭义来理解，试图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隔离开来，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干扰和偏离。而在1935年5月12日所发表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胡适谈及当时的一个学者张熙若对五四的看法时说：“他（指张熙若——笔者）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3]这是胡适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所做的明确赞同。
不过，严格说来，胡适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均是狭义的“五四”，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是多次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和偏离。
二、由辉煌到暗淡的“五四”形象
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恰巧在中国讲学，胡适当时则在上海做杜威的翻译，自然不能参加五四运动。不过，胡适的两位得意门生罗家伦和傅斯年却积极参加了五四游行，而且还是游行队伍的组织者。不过，很快胡适就返回了北京。5月4日游行以后，学生们组织了露天演讲队，宣传抵制日货，全国学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提出几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决定镇压。这样在6月3日，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被抓，由于被捕的学生很多，监狱容纳不下，很多人都被关押在北大的法学院内。当天，胡适就受学校的委托去看望被捕的学生，胡适出来后，“请大学里一般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4]以免学生挨饿。到了6月4日，北京政府继续抓捕学生。但抓捕学生的举动引起了全国的愤怒。连上海的商人也宣布罢市三天，军阀内部也有人发表通电批评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次日，北京政府被迫将所有被捕的学生释放。不久，被学生骂作卖国贼的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被罢免，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拒绝在凡尔赛对德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五四运动轰动全国，不仅使白话文迅速普及，成为青年交流的工具，而且解放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开始积极探索救国的方式。一时间，各种思潮在中国涌现。胡适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发自内心的赞成。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中赞许说：“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5]
这个时候，胡适对五四运动一方面承担的是指导者的角色，一方面承担的是辩护者的角色。指导者的角色是针对学生运动而言的。1919年6月8日，五四运动还没有成功，胡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针对有些学生把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指出：“这（绝食——笔者）是对人道的政府说的，我们对于段芝贵一流人可不能如此做。”[6]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胡适又与蒋梦麟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指出“单靠用罢课做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7]这样会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逃学的恶习惯”和“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因此就要改变活动的方向，“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才是最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辩护者的角色则是针对反对学生运动的军阀和旧官僚等人而言的。胡适认为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8]在五四事件二周年的时候，胡适又发表了《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运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论证学生干预政治的正当性，肯定学生运动的价值。
转眼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过去了。1927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党专制。五四运动渐渐成为历史，五四时期所宣扬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观念也受到国民政府的压制，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历史真相，甚至文化保守主义者还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便开始挖掘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自觉地成为一名五四运动的阐释者。在胡适看来，五四运动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和陈独秀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一战后人们对民主的胜利和公理战胜强权的期望，认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绝不会有‘五四运动’。”[9]并暗示人们当时依然有思想解放的必要。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同时，胡适还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很壮烈的爱国运动，但是“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0]借此告诫人们不要盲目排外，更不要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陷阱中去。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从此，五四运动在大陆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时成为普遍的历史定论，五四运动蒙上了一层革命色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胡适带着批评的口气道：“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绝没有客观的判断。”这时胡适则承担了五四运动的反思者的角色。在1950年代，接受唐德刚做口述史时，胡适明确地说：“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1]他特意强调自己提出的二十年不干预政治的主张，以及把新文化运动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不是导致了革命的启蒙运动。还指出五四运动使得当时的政党注意到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开始积极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致使人人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结果削弱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三、胡适“五四”观形成变化的机制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胡适的“五四”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由“五四”的辩护者到“五四”历史意义的阐释者，再到反思者的历史过程。那么，胡适“五四”观形成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呢？
胡适“五四”观的形成变化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启蒙者和教育者的角色调适和冲突所导致的。作为一个启蒙者，面对学生爱国运动这一自己所进行启蒙的结果，胡适自然是支持的、赞同的。因此，对于在学生爱国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答和指导便成为胡适在五四运动初期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教育者，胡适又认为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因干预政治而影响学习是最不经济的事情。因此，对学生一再用罢课的手段抗议政府，胡适是不赞成的。1919年8月，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主张学生不要再用罢课的手段对抗政府，而是要抓紧时间把耽误的期末考试补上来。但是群情激奋的学生却拒绝了胡适的要求，胡适最终只好辞去了教务长的职务。在1935年致好友汤尔和的信中，胡适依然对学生的这一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说：“八年底罢课之事……不幸我们自己毁自己，不惜先后罢课至近三年之久，就使北京教育界纪纲荡然，名誉扫地。”[12]
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胡适成为一个启蒙者，因此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敬仰和喜爱，但是作为一个教师，胡适又必须让学生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以培养能够为社会所用的人才。胡适希望自己能够同时承担起启蒙者和教育者这两种角色，但这两种角色却并非可以并行不悖。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略带尴尬的地位恰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其次，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是影响胡适“五四”观形成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胡适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主张个性解放，维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反对政府专制，提倡宪政和民主，反对激进的革命，赞赏渐进主义。面对五四运动中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思想解放潮流，胡适自然表示极大的欢迎，并积极为学生的行为做辩护，而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渐加强专制统治，建立自己的一党专制；另一方面，施政的指导思想日益右倾保守，靠向文化保守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自由主义的胡适开始从积极的方面阐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此使五四运动成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历史资源。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的良苦用心。
但是，到了1949年后，随着政局的变化，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成为主导话语，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主张也受到猛烈的批评。这时，五四运动在胡适脑中留下的激进形象开始放大，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胡适开始了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和批评。为了批评五四运动的消极性，胡适采取了单纯的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五四”的做法，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严格剥离开来，认为“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只是一场“爱国运动”。[13]从而完成了对五四运动的重新界定，为自己的批评打下了基础。
总之，胡适的“五四”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胡适对五四运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胡适“五四”观的变化历程告诉我们，历史事件是复杂的，是多面相的，我们应该鼓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
注释：
[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200.
[2][13]《胡适的声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
[3][5][9][10]《胡适文集》第1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5，797,580，587.
[4][6]《胡适研究第三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33.
[7][8]《胡适文集》第3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
[11]《胡适文集》第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2.
[12]《胡适书信集》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76.
（责任编校：韩慧玲）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运动；“五四”观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30-03
胡适晚年在台湾谈到当时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时说：“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绝没有客观的判断。”[1]那时，大陆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采用的是标准的革命话语，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为准绳。而在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密切，五四运动则成为一个敏感的禁区，人们只能在私下里谈论。通过上面的话语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情况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那么，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胡适心目中的五四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广义的“五四”还是狭义的“五四”
对于“五四”的理解大致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北京的青年学生所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运动，时间限制在1919年。广义的“五四”则包括此前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的思想解放和国民革命。在周策纵所著的权威著作《五四运动》一书中，作者采用的是折中方式，把五四运动的时间限制在1917年至1921年。
通过研究胡适有关五四的言论可以发现，他大体上是支持对“五四”作广狭二义的理解的。比如，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广播电台的邀请，就五四运动发表谈话，他特别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2]在这里，胡适显然把五四运动当做狭义来理解，试图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隔离开来，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干扰和偏离。而在1935年5月12日所发表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胡适谈及当时的一个学者张熙若对五四的看法时说：“他（指张熙若——笔者）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3]这是胡适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所做的明确赞同。
不过，严格说来，胡适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均是狭义的“五四”，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是多次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和偏离。
二、由辉煌到暗淡的“五四”形象
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恰巧在中国讲学，胡适当时则在上海做杜威的翻译，自然不能参加五四运动。不过，胡适的两位得意门生罗家伦和傅斯年却积极参加了五四游行，而且还是游行队伍的组织者。不过，很快胡适就返回了北京。5月4日游行以后，学生们组织了露天演讲队，宣传抵制日货，全国学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提出几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决定镇压。这样在6月3日，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被抓，由于被捕的学生很多，监狱容纳不下，很多人都被关押在北大的法学院内。当天，胡适就受学校的委托去看望被捕的学生，胡适出来后，“请大学里一般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4]以免学生挨饿。到了6月4日，北京政府继续抓捕学生。但抓捕学生的举动引起了全国的愤怒。连上海的商人也宣布罢市三天，军阀内部也有人发表通电批评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次日，北京政府被迫将所有被捕的学生释放。不久，被学生骂作卖国贼的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被罢免，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拒绝在凡尔赛对德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五四运动轰动全国，不仅使白话文迅速普及，成为青年交流的工具，而且解放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开始积极探索救国的方式。一时间，各种思潮在中国涌现。胡适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发自内心的赞成。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中赞许说：“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5]
这个时候，胡适对五四运动一方面承担的是指导者的角色，一方面承担的是辩护者的角色。指导者的角色是针对学生运动而言的。1919年6月8日，五四运动还没有成功，胡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针对有些学生把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指出：“这（绝食——笔者）是对人道的政府说的，我们对于段芝贵一流人可不能如此做。”[6]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胡适又与蒋梦麟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指出“单靠用罢课做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7]这样会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逃学的恶习惯”和“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因此就要改变活动的方向，“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才是最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辩护者的角色则是针对反对学生运动的军阀和旧官僚等人而言的。胡适认为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8]在五四事件二周年的时候，胡适又发表了《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运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论证学生干预政治的正当性，肯定学生运动的价值。
转眼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过去了。1927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党专制。五四运动渐渐成为历史，五四时期所宣扬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观念也受到国民政府的压制，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历史真相，甚至文化保守主义者还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便开始挖掘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自觉地成为一名五四运动的阐释者。在胡适看来，五四运动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和陈独秀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一战后人们对民主的胜利和公理战胜强权的期望，认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绝不会有‘五四运动’。”[9]并暗示人们当时依然有思想解放的必要。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同时，胡适还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很壮烈的爱国运动，但是“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0]借此告诫人们不要盲目排外，更不要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陷阱中去。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从此，五四运动在大陆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时成为普遍的历史定论，五四运动蒙上了一层革命色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胡适带着批评的口气道：“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绝没有客观的判断。”这时胡适则承担了五四运动的反思者的角色。在1950年代，接受唐德刚做口述史时，胡适明确地说：“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1]他特意强调自己提出的二十年不干预政治的主张，以及把新文化运动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不是导致了革命的启蒙运动。还指出五四运动使得当时的政党注意到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开始积极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致使人人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结果削弱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三、胡适“五四”观形成变化的机制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胡适的“五四”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由“五四”的辩护者到“五四”历史意义的阐释者，再到反思者的历史过程。那么，胡适“五四”观形成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呢？
胡适“五四”观的形成变化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启蒙者和教育者的角色调适和冲突所导致的。作为一个启蒙者，面对学生爱国运动这一自己所进行启蒙的结果，胡适自然是支持的、赞同的。因此，对于在学生爱国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答和指导便成为胡适在五四运动初期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教育者，胡适又认为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因干预政治而影响学习是最不经济的事情。因此，对学生一再用罢课的手段抗议政府，胡适是不赞成的。1919年8月，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主张学生不要再用罢课的手段对抗政府，而是要抓紧时间把耽误的期末考试补上来。但是群情激奋的学生却拒绝了胡适的要求，胡适最终只好辞去了教务长的职务。在1935年致好友汤尔和的信中，胡适依然对学生的这一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说：“八年底罢课之事……不幸我们自己毁自己，不惜先后罢课至近三年之久，就使北京教育界纪纲荡然，名誉扫地。”[12]
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胡适成为一个启蒙者，因此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敬仰和喜爱，但是作为一个教师，胡适又必须让学生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以培养能够为社会所用的人才。胡适希望自己能够同时承担起启蒙者和教育者这两种角色，但这两种角色却并非可以并行不悖。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略带尴尬的地位恰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其次，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是影响胡适“五四”观形成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胡适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主张个性解放，维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反对政府专制，提倡宪政和民主，反对激进的革命，赞赏渐进主义。面对五四运动中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思想解放潮流，胡适自然表示极大的欢迎，并积极为学生的行为做辩护，而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渐加强专制统治，建立自己的一党专制；另一方面，施政的指导思想日益右倾保守，靠向文化保守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自由主义的胡适开始从积极的方面阐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此使五四运动成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历史资源。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的良苦用心。
但是，到了1949年后，随着政局的变化，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成为主导话语，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主张也受到猛烈的批评。这时，五四运动在胡适脑中留下的激进形象开始放大，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胡适开始了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和批评。为了批评五四运动的消极性，胡适采取了单纯的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五四”的做法，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严格剥离开来，认为“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只是一场“爱国运动”。[13]从而完成了对五四运动的重新界定，为自己的批评打下了基础。
总之，胡适的“五四”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胡适对五四运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胡适“五四”观的变化历程告诉我们，历史事件是复杂的，是多面相的，我们应该鼓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
注释：
[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200.
[2][13]《胡适的声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
[3][5][9][10]《胡适文集》第1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5，797,580，587.
[4][6]《胡适研究第三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33.
[7][8]《胡适文集》第3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
[11]《胡适文集》第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2.
[12]《胡适书信集》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76.
（责任编校：韩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