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构建民族精神审美与国家记忆史诗图像的艺术类别，主题性美术创作已成为新中国美术的重要篇章。对此，范迪安曾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广大美术家积极投身现实、关注现实、反映现实，以艺术的方式彰显社会责任、描绘重大的现实事件，刻画典型形象、彰显时代精神，在艺术作品中实现爱国主义情怀与艺术创造热情的高度统一。”近年来，各类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活动方兴未艾，主题性美术以更加广博的视野和态势，步入了多元的发展路径。“英雄礼赞”系列肖像作品是潘皓历时三年寻访写生老红军的艺术行动的成果。他以百幅大尺寸（200cm×180cm）的红军肖像画谱写了一曲雄浑而庄严的英雄交响曲，通过对肖像艺术与现实语境的不断探索和发掘，为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贡献了一份独特的样本。他以人性关怀切入主题，将家国情怀、民族精神与人性光芒渗透在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中，通过聚焦并传递老红军生动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完成了见微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认知过程，呈现出宏大而深邃的时代精神。

家国情怀的呼唤与彰显

　　“英雄礼赞”艺术创作项目起源于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一次延安采风之行。看似简单的写生活动，却体现着学院学术传统脉络的传承和演进。1950年，在新中国表彰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召开之际，徐悲鸿号召并带头为参会代表画像。他以油画和素描的形式绘制了《骑兵英雄邰喜德》《郭俊卿像》《李长林像》等以英雄模范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肖像画，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吴作人在写生活动中创作的油画《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重要馆藏作品，并屡次在近年的大型展览中展出。显然，图绘与讴歌英雄是中央美术学院“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的真实写照，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指引下的具体践行。因此，潘皓的艺术行动既有一脉相承的信念支点，又散发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光彩，彰显了朴质而真切的家国情怀。
　　潘皓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位有情怀、有追求的艺术家。长久深入的思考与情感认同是他启动并完成这项浩大艺术行动的内驱力。潘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创作时的种种联想：在画第一张画时，面对百岁老红军谢友贵，他瞬间产生了《鸡毛信》原型的联想；画106岁的老将军张力雄时，他又在这位老兵身上看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政委的影子；面对冷静而严肃的牛如虎老人，他从其紧抿的嘴唇和警觉的眼神中窥见了电影《铁道卫士》中铁路公安的神韵……这些图像的联想和交叠是充满时代感的，红色经典的浸润已经转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深层记忆，并在艺术创作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3年间，潘皓出行了8次，采访了125位老红军，完成了100位老红军的现场写生。他以一种敬仰的心情与近似抢救的姿态，在寻找与探索中完成了这项艺术壮举。

　　相较于建立在宏大叙事之上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传统，潘皓在关注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十分强调自我体验的彰显和传达。在“英雄礼赞”系列作品中，他采用无情节、无叙事的表达方式与迥异于传统肖像画尺寸的画幅，专注于揭示人的价值和生命力，以充满视觉张力和形式意味的形象方阵，凸显自己的家国情怀。他笔端的主人公是处于人生暮年、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老人，他们饱经时事的沧桑巨变，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功勋。而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些负载着丰富信息的历史见证人，正在日渐远离公众的视野。潘皓把握了这个不期而至的机缘，以秉笔写史的勇气和豪情，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创作中，在唤醒神圣的记忆的同时，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方式熔铸了历史。

民族精神的抒写与弘扬

　　“英雄礼赞”系列作品的精神指向是鲜明宏阔的，潘皓以独树一帜的维度抒写并弘扬了民族精神。从红军与英雄的对应，到红军与长征的关联，乃至“再长征”的提升与定位，贯穿其中的精神线索十分清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当下的传达与彰显。对于潘皓而言，作为当代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与价值判断去再现中国革命的“活化石”——老红军，在个性表达中折射出共性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传递精神的洗礼与心灵的共鸣，是他思考最勤、用功最深之处。
　　潘皓先后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日本多摩美术大学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部首届博士油画班，师从王肇民、田中稔之、詹建俊等艺术前辈。优越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艺术见闻，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写实功力，并在审美取向和创作风格上融汇了立体主义的表现风格，艺术语言擁有独特的趣味性。潘皓从表现日常生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到行万里路、寻访描绘老红军，这其中的变化是显著的，这既是他在创作题材方面的调整和拓展，更是意识上的探寻与突破。他从这些和平年代归于平静的老者身上，窥见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每一次创作前，他都会通过案头工作或采访，尽可能详尽地了解刻画对象的成长史，并且在开笔前根据人物和环境的状况，特意挑选相应的音乐，如《延安颂》《英雄儿女》等来营造情境。潘皓认为，形象最终要表现的是艺术家对人物的瞬间感觉，越直接生动越好。在那些皱纹密布、疲态频现的面孔上，一个眼神或一个表情都会唤醒精神的底色、情感的迸发和心灵的碰撞，使他的画笔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纵横捭阖，产生令人期待的艺术效果和不可抑制的精神力量。
　　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真实的人物塑造是潘皓“英雄礼赞”系列肖像作品的总体特征。导师詹建俊在指导他创作时，不仅与他分享了理解和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形象的经验体会，还对其强调了准确把握形式与内容的重要性。詹建俊早年进入董希文主持的“第三工作室”，董希文注意个性表现和油画表现力并提倡油画民族化等学术主张，对他影响很大。詹建俊1959年创作的名作《狼牙山五壮士》，通过人与山的比拟造型，在意象感和象征性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在主题性创作领域开启了形式探索的先河。在潘皓的身上，我们能够显著地感受到这种传承下来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潘皓通过老红军肖像系列的寻访创作来抒写与弘扬民族精神，既是一次自觉自信的文化行为，也是一次充满挑战的艺术探险。时代性的审美表达对艺术本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必须与经典保持距离，精神的延续深化与面貌的推陈出新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次，个性语言的建构与时代特征的吻合，集体观照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平衡和交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潘皓以他的真诚、执着和勤奋，在上下求索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以浓墨重彩擦去了历史的灰尘，使沧桑的容颜焕发出时代的光彩，通过画笔抵达了民族精神的内核。

人性的发掘与雕铸

　　“英雄礼赞”系列作品将老红军的形象定义为英雄是无可厚非的。但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英雄？这是潘皓在项目实施的创作过程中常常思考的问题。在隐去作品信息之时，这百名老人的肖像与英雄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内在关系？潘皓应该是在不断的自问与质疑中构成了对英雄的理解。细览这些作品后不难发现，他为这些形象给出的次序首先是人，然后是老人，最后才是具有不凡经历并建立过不朽功勋的英雄。这个排列逻辑反映了他坚定的人性关怀维度，为家国情怀的抒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点，为民族精神的发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不忘初心的主旨和爱好和平的愿景在画面中交相辉映，折射出具有永恒魅力的人性光芒。
　　潘皓与老红军的交流经常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这对他的创作十分有益。比如97岁的女红军张瑞荣，14岁那年因为喜欢上“扩红”队伍里的红军小伙子，毅然离家从军，与相爱的人一同踏上征途；99岁的李培英老人，在与画家握手话别时还庄重地表达自己可以重返战场杀敌的决心……这些情境和细节为他探寻对象的本质提供了精准的进入通道。在项目实施的创作过程中，面对“你们为什么才来”的诘问以及所画对象仙逝的消息，潘皓的心里沉甸甸的。这些情感波动也驱使他以更加虔诚与严谨的态度对待创作，将最好的状态留在写生现场。

　　在藝术风格上，潘皓始终不忘保持个人表达的观念和立场，虽然他在内心深处对这个特殊群体怀着深切的尊重和敬仰，但却对刻意的拔高与美化保持着警惕。他以平视的眼光来观照这些老人，不动声色地提取他们脸上蕴含的丰富信息，将即时的感悟和激情原生态地呈现在画布上，使得画面有了强烈的现场感和代入感，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潘皓对物我两忘的大格局绘画状态十分痴迷，而他“寓抽象于具象”并具有立体主义倾向的风格特征，在“英雄礼赞”的实践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并产生了许多令人叹服的亮点。在人性深度的发掘与雕铸方面，潘皓的作品不仅传达出个人经验带来的审美感悟，也契合了集体经验的审美需求。

　　铭刻历史，熔铸精神。潘皓通过为百位老红军画像凝聚而成的“英雄礼赞”系列作品，在肖像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作品精神力度的发扬方面，都达到了令人欣喜的深度和高度。当那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脸庞扑面而来时，一股暖流从心底油然而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许向群/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