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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衡阳抗战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渊源深厚，充分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抗战文化、湖湘文化的精华，在衡阳保卫战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因为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兼具衡阳本土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怕死的蛮劲、狠劲。衡阳军民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时，不畏强敌、不惧牺牲与日军鏖战四十七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并导致东条英机内阁垮台，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的战争神话。虽然战争已经过去76年，但那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也是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和艰苦斗争中凝聚起来的，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扬和传承，铭记历史、警钟长鸣。
【关键词】 文化;抗战文化;抗战精神;衡阳保卫战;湖湘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59-03
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磨灭的记忆。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给人们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所到之处尽是荒凉凄惨的景象，烧、杀、抢、掠无所不用极致，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中华大地狼烟四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儿女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结成最广泛的爱国抗战同盟，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死战到底，谱写出一曲极其悲壮而惨烈的赞歌。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斗争史，改写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蹂躏的屈辱历史，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捍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仍然要铭记这段痛苦的记忆，感知中华民族的今天来之不易，珍惜当前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继续弘扬抗战精神、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抗战文化的相关理论阐述
（一）文化的理论阐述
文化的含义很多很广，内涵十分丰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目前中外学者对它的解析和定义有多达300多种，尚无统一的定义，普通人对“文化”的理解为通过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而对天下民众实施教育感化的一种方法。寓意社会状态、风土民情、人伦规范、社会关系等。文与化两字合用最早追溯到汉朝，在西汉刘向的《说宛·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1]其寓意就指古代君王圣人对国家的治理，首先是依靠文化和道德使民众臣服归顺，不服者，然后才通过武力给予镇压来臣服。这不难看出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工具或者方法。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中最早出现文化一词的出处。在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体现在“文治教化”的层面，其中的精神内涵远远大于物质内涵。中国现代意义上有关“文化”的概念，出现在清末明初时期，从日本流传回来，经过日文而翻译成汉语“文化”，大学者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早使用文化一词的学者之一，其在1901年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与中国说》一文中就两次提到了文化一词，如“当往昔文化未开之代，争城争地……风教之盛，文化之隆”。文化的定义在1996版辞海里对文化的解释，广义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解释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并传承的，并有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在与自然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不断地融合形成特有的生产生活形态、风俗习惯、行为思想、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既有物质方面也有精神方面，还有意识形态等方面，其内涵、外延丰富多样。
（二）抗战文化的理论阐述
抗战文化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全民族面临空前危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而产生的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文化。“它以民族大义为前提，以多元政治为基础，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既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所经历的生死浩劫，也熔铸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2] 通过文学、戏曲、新闻、电影、音乐、美术等等各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的历史洪流之中，唤醒人民群众的觉醒，为积极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它具有特定的时代性、阶层性、地域性、党派性等特性。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能够突破地域、民族、党派、国界的间隙与隔阂，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期，发出时代最强音，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凝心聚力，团结起国内外一切中华儿女以及支持和拥护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它具有强心针和助推剂的功效，对全社会抗战氛围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
（三）衡阳抗战文化的理论阐述
衡阳抗战文化产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衡阳保卫战前后，一切为抗日或者有利于抗日的文化，是文化领域开展抗战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衡阳保卫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我军力对比十分悬殊的背景下，能够坚守47日之久，难能可贵，守城时长在中国抗战史上仅次于淞沪会战的92天，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力和战力是惊人的，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步伐，死死拖住日军主力，为大后方组织备战和进行战略大转移赢得宝贵时间，同时也为太平洋上的盟军对日作战赢得最佳战役期，不仅在中国抗战史上有惊天的影响力，放在整个二战期间也有重要的影响力，有利地推动了中国抗战的胜利。衡阳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存在，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抗击日本侵略的迫切愿望，主要表现为新闻、理论宣传、文艺作品、戏曲、电文、电报、通讯稿、舞蹈、演讲、游行等多种形式，坚持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团结衡阳人民一致抗日，掀起了一股文化抗战的新浪潮，极大地鼓舞了衡阳广大人民踊跃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洪流中，将衡阳人民面对强敌时共赴国难，面对灾难时同舟共济的霸蛮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衡阳抗战文化孕育着衡阳抗战精神，为衡阳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抗战后成为衡阳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建设文化强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历史意义。[3]衡阳抗战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而来的，充分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基因，[4]同时也吸收了湖湘文化的精华，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期的不断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衡阳抗战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动力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衡阳抗战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团结爱国、和平友爱、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等文化标识。特别是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遭受到无数次外来侵略，中华大地遭遇到空前灾难，在挫折和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团结。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践踏中华大地，草菅人命、无恶不作，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同时也唤醒了沉睡的雄狮。一批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深深地刺痛了中华儿女的敏感神经，唤起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列强的痛恨，列强的每次瓜分，都让大家不断成长和团结。在灾难降临时，中华民族不再沉默，用自己的呐喊和行动唤醒无知和愚昧。经过历史的锤炼，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品格之一，衡阳抗战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和纽带。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没有断流和消失，这与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存在一定的关系。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有合有分，但终究归于一统。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推动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代代延续。面对强敌入侵，人们奋不顾身、踊跃参战，给敌寇沉重地打击。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冯子材、关天培、左宗棠等。他们的英雄壮举激发了中华儿女反抗强敌入侵的斗志，推动了爱国主义运动的高涨，这也是衡阳抗战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和来源。
（二）思想基础：中国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大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遇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战略步伐，并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妄图三个月消灭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一大批城市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烟，在事件发生的次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和危机感得到了极大的唤醒，全国性的抗战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形成广泛的共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战进入新时期，形成了全体中华儿女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奋勇杀敌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工、农、商、学各界纷纷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等活动，号召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各族人民。衡阳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相继成立衡山、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和衡阳人民敢死挺进队、湘南赤色游击队，为支持抗战兴建湘桂铁路，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开设“读者书店”（后改为“湘江书店”），一大批报纸来衡阳出版，如《正中日报》《大刚报》《新阶段旬刊》《狮子吼》《开明日报》《力报》《青年界》等，极大地宣传了抗日主张，激发了衡阳人民的抗战热情，为衡阳抗战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个性特质：湖湘文化的熏陶
衡阳地处衡山之南，谓之阳，故称衡阳，位于湘江中游，湘江、耒水、蒸水合流处，故有“三道水口锁大江”的美誉。衡阳是湖湘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2000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湖湘文化是源自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南下经过激励的碰撞、交融、吸收而形成的。由于湖湘大地处在群山怀抱之中，交通闭塞，本土的苗蛮、荆楚文化铸就了湖湘人的民风、民俗、心理个性， 其特殊封闭的地理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忠直、倔强、刚烈、偏执的湖湘民性。这种民性与湖湘封闭、保守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性与非理性的生存特征。在宋代以前湖湘大地没有正统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学派，这与中原思想文化的思想学派形成巨大的反差，湖湘文化只能以较低端的民俗文化形态存在。[5]到宋代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以后，中原文化南下湖湘大地，自宋代周敦颐提出湖湘理学概念以来，胡国安胡宏父子在南岳创立了湖湘学派，并迅速成为主流统治性文化广泛传播，经过程氏二兄弟（程颢、程頤）、朱熹、张栻、王船山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承，形成了完整的湖湘文化理论体系。
湖湘文化既融合了中原文化，也突出了楚文化底色，楚文化是一种重情感、重想象、重浪漫理想的文化，比较重视家乡情节，恋乡、恋家情节较浓重，更多地表现为崇祖、忠君、爱国的文化特质。屈原在《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豪迈的诗句一直流淌在湖湘人的血脉里，代代传承，激励一代代湖湘人忠君爱国、誓死护国的霸蛮血性，塑造了湖湘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霸蛮个性。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楚国的南公的一句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真实地反映出楚人无比坚强的抗敌意志。乃至近代湘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惊世绝句，劲敌当前湖湘人以命相搏、誓死抗争的意识极为强大。湖湘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和敢想敢干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行，戊戌变法后，谭嗣同拒绝逃脱劝告，决心一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就是湖湘文化的特有基因“犟”劲和血性，认死理，一条道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心忧天下、舍我其谁、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让人血脉偾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每当中华民族面对空前危机时，湖湘人胸怀天下、心忧民众、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的秉性，刚强与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衡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也称之为衡湘文化，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所有特点，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既具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共性特点，也有自身文气重、霸气足、蛮气足、骨气强等个性特质。并且拥有浓烈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特质比较强烈。涌现了一大批为民族、国家勇于牺牲的英雄事迹，1276年衡阳人李芾（任潭州知州）誓死抵抗元军对潭州城的进攻，率三千残兵弱将坚守三个月，在最后时刻，全家33口人主动殉国，自己也自焚身亡， 忠烈敢死的性格，最终感动元军将领阿里海牙免予屠城。这些为国为民的英雄壮举在衡阳大地上随处可见，夏明翰、唐群英、罗荣桓等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激励着衡阳人民世世代代沿着救国爱民、胸怀天下的湖湘文化精神一直走下去。
四、结语
衡阳保卫战已经距今76年了，它给衡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衡阳城变成一片废墟，全城只剩下几栋完整的房子，到处是荒凉衰败的景象，灾情全国第一。它给人们带来的伤痛记忆至今也无法抹去，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不断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挨打，不被欺凌，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依然十分艰巨，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反华遏华势力从未停止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回望历史，不惧怕威胁，展望未来，有信心和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自己的战略发展布局，必然能战胜各种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向.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范松.论抗战文化遗产的定义分析及其他[J]，贵州社会科学，2010，（8）：135.
[3]羅娟.衡阳抗战文化研究[D]，南华大学，2017：13.
[4]张文.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山东大学，2018：31.
[5]罗宏，许顺富.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彭志刚（1985-），男，湖南祁东人，中共衡阳市委党校、衡阳市社会主义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抗战文化。
【关键词】 文化;抗战文化;抗战精神;衡阳保卫战;湖湘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59-03
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磨灭的记忆。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给人们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所到之处尽是荒凉凄惨的景象，烧、杀、抢、掠无所不用极致，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中华大地狼烟四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儿女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结成最广泛的爱国抗战同盟，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死战到底，谱写出一曲极其悲壮而惨烈的赞歌。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斗争史，改写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蹂躏的屈辱历史，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捍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仍然要铭记这段痛苦的记忆，感知中华民族的今天来之不易，珍惜当前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继续弘扬抗战精神、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抗战文化的相关理论阐述
（一）文化的理论阐述
文化的含义很多很广，内涵十分丰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目前中外学者对它的解析和定义有多达300多种，尚无统一的定义，普通人对“文化”的理解为通过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而对天下民众实施教育感化的一种方法。寓意社会状态、风土民情、人伦规范、社会关系等。文与化两字合用最早追溯到汉朝，在西汉刘向的《说宛·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1]其寓意就指古代君王圣人对国家的治理，首先是依靠文化和道德使民众臣服归顺，不服者，然后才通过武力给予镇压来臣服。这不难看出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工具或者方法。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中最早出现文化一词的出处。在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体现在“文治教化”的层面，其中的精神内涵远远大于物质内涵。中国现代意义上有关“文化”的概念，出现在清末明初时期，从日本流传回来，经过日文而翻译成汉语“文化”，大学者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早使用文化一词的学者之一，其在1901年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与中国说》一文中就两次提到了文化一词，如“当往昔文化未开之代，争城争地……风教之盛，文化之隆”。文化的定义在1996版辞海里对文化的解释，广义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解释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并传承的，并有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在与自然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不断地融合形成特有的生产生活形态、风俗习惯、行为思想、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既有物质方面也有精神方面，还有意识形态等方面，其内涵、外延丰富多样。
（二）抗战文化的理论阐述
抗战文化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全民族面临空前危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而产生的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文化。“它以民族大义为前提，以多元政治为基础，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既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所经历的生死浩劫，也熔铸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2] 通过文学、戏曲、新闻、电影、音乐、美术等等各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的历史洪流之中，唤醒人民群众的觉醒，为积极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它具有特定的时代性、阶层性、地域性、党派性等特性。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能够突破地域、民族、党派、国界的间隙与隔阂，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期，发出时代最强音，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凝心聚力，团结起国内外一切中华儿女以及支持和拥护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它具有强心针和助推剂的功效，对全社会抗战氛围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
（三）衡阳抗战文化的理论阐述
衡阳抗战文化产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衡阳保卫战前后，一切为抗日或者有利于抗日的文化，是文化领域开展抗战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衡阳保卫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我军力对比十分悬殊的背景下，能够坚守47日之久，难能可贵，守城时长在中国抗战史上仅次于淞沪会战的92天，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力和战力是惊人的，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步伐，死死拖住日军主力，为大后方组织备战和进行战略大转移赢得宝贵时间，同时也为太平洋上的盟军对日作战赢得最佳战役期，不仅在中国抗战史上有惊天的影响力，放在整个二战期间也有重要的影响力，有利地推动了中国抗战的胜利。衡阳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存在，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抗击日本侵略的迫切愿望，主要表现为新闻、理论宣传、文艺作品、戏曲、电文、电报、通讯稿、舞蹈、演讲、游行等多种形式，坚持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团结衡阳人民一致抗日，掀起了一股文化抗战的新浪潮，极大地鼓舞了衡阳广大人民踊跃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洪流中，将衡阳人民面对强敌时共赴国难，面对灾难时同舟共济的霸蛮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衡阳抗战文化孕育着衡阳抗战精神，为衡阳抗战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抗战后成为衡阳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建设文化强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历史意义。[3]衡阳抗战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而来的，充分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基因，[4]同时也吸收了湖湘文化的精华，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期的不断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衡阳抗战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动力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衡阳抗战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团结爱国、和平友爱、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等文化标识。特别是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遭受到无数次外来侵略，中华大地遭遇到空前灾难，在挫折和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团结。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践踏中华大地，草菅人命、无恶不作，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同时也唤醒了沉睡的雄狮。一批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深深地刺痛了中华儿女的敏感神经，唤起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列强的痛恨，列强的每次瓜分，都让大家不断成长和团结。在灾难降临时，中华民族不再沉默，用自己的呐喊和行动唤醒无知和愚昧。经过历史的锤炼，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品格之一，衡阳抗战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和纽带。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没有断流和消失，这与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存在一定的关系。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有合有分，但终究归于一统。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推动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代代延续。面对强敌入侵，人们奋不顾身、踊跃参战，给敌寇沉重地打击。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冯子材、关天培、左宗棠等。他们的英雄壮举激发了中华儿女反抗强敌入侵的斗志，推动了爱国主义运动的高涨，这也是衡阳抗战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和来源。
（二）思想基础：中国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大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遇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战略步伐，并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妄图三个月消灭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一大批城市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烟，在事件发生的次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和危机感得到了极大的唤醒，全国性的抗战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形成广泛的共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战进入新时期，形成了全体中华儿女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奋勇杀敌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工、农、商、学各界纷纷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等活动，号召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各族人民。衡阳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相继成立衡山、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和衡阳人民敢死挺进队、湘南赤色游击队，为支持抗战兴建湘桂铁路，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开设“读者书店”（后改为“湘江书店”），一大批报纸来衡阳出版，如《正中日报》《大刚报》《新阶段旬刊》《狮子吼》《开明日报》《力报》《青年界》等，极大地宣传了抗日主张，激发了衡阳人民的抗战热情，为衡阳抗战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个性特质：湖湘文化的熏陶
衡阳地处衡山之南，谓之阳，故称衡阳，位于湘江中游，湘江、耒水、蒸水合流处，故有“三道水口锁大江”的美誉。衡阳是湖湘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2000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湖湘文化是源自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南下经过激励的碰撞、交融、吸收而形成的。由于湖湘大地处在群山怀抱之中，交通闭塞，本土的苗蛮、荆楚文化铸就了湖湘人的民风、民俗、心理个性， 其特殊封闭的地理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忠直、倔强、刚烈、偏执的湖湘民性。这种民性与湖湘封闭、保守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性与非理性的生存特征。在宋代以前湖湘大地没有正统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学派，这与中原思想文化的思想学派形成巨大的反差，湖湘文化只能以较低端的民俗文化形态存在。[5]到宋代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以后，中原文化南下湖湘大地，自宋代周敦颐提出湖湘理学概念以来，胡国安胡宏父子在南岳创立了湖湘学派，并迅速成为主流统治性文化广泛传播，经过程氏二兄弟（程颢、程頤）、朱熹、张栻、王船山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承，形成了完整的湖湘文化理论体系。
湖湘文化既融合了中原文化，也突出了楚文化底色，楚文化是一种重情感、重想象、重浪漫理想的文化，比较重视家乡情节，恋乡、恋家情节较浓重，更多地表现为崇祖、忠君、爱国的文化特质。屈原在《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豪迈的诗句一直流淌在湖湘人的血脉里，代代传承，激励一代代湖湘人忠君爱国、誓死护国的霸蛮血性，塑造了湖湘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霸蛮个性。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楚国的南公的一句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真实地反映出楚人无比坚强的抗敌意志。乃至近代湘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惊世绝句，劲敌当前湖湘人以命相搏、誓死抗争的意识极为强大。湖湘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和敢想敢干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行，戊戌变法后，谭嗣同拒绝逃脱劝告，决心一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就是湖湘文化的特有基因“犟”劲和血性，认死理，一条道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心忧天下、舍我其谁、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让人血脉偾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每当中华民族面对空前危机时，湖湘人胸怀天下、心忧民众、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的秉性，刚强与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衡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也称之为衡湘文化，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所有特点，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既具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共性特点，也有自身文气重、霸气足、蛮气足、骨气强等个性特质。并且拥有浓烈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特质比较强烈。涌现了一大批为民族、国家勇于牺牲的英雄事迹，1276年衡阳人李芾（任潭州知州）誓死抵抗元军对潭州城的进攻，率三千残兵弱将坚守三个月，在最后时刻，全家33口人主动殉国，自己也自焚身亡， 忠烈敢死的性格，最终感动元军将领阿里海牙免予屠城。这些为国为民的英雄壮举在衡阳大地上随处可见，夏明翰、唐群英、罗荣桓等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激励着衡阳人民世世代代沿着救国爱民、胸怀天下的湖湘文化精神一直走下去。
四、结语
衡阳保卫战已经距今76年了，它给衡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衡阳城变成一片废墟，全城只剩下几栋完整的房子，到处是荒凉衰败的景象，灾情全国第一。它给人们带来的伤痛记忆至今也无法抹去，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不断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挨打，不被欺凌，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依然十分艰巨，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反华遏华势力从未停止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回望历史，不惧怕威胁，展望未来，有信心和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自己的战略发展布局，必然能战胜各种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向.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范松.论抗战文化遗产的定义分析及其他[J]，贵州社会科学，2010，（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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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文.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山东大学，2018：31.
[5]罗宏，许顺富.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彭志刚（1985-），男，湖南祁东人，中共衡阳市委党校、衡阳市社会主义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抗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