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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我亲身体验过对疾病的无知、无助与无奈。我想，我的经历或许能给一些病友以启迪，让大家以我为鉴，走出误区，走上正确的“抗糖”之路。
贪吃酒肉，惹病上身
1997年我47岁时，身高1．68米，体重57公斤，显得身体有些单薄，就巴不得自己能变得丰满一点儿。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的公事应酬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后来几乎是餐餐进饭店，顿顿是鸡鸭鱼肉、美酒佳肴。同时，坐小汽车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久，我终于实现了丰满的愿望，体重一下子窜到了79公斤，也挺起了“将军肚”，额头上也开始放光。我就这样沉浸在一种满足感中，过了3年“贵族”式的生活。
2001年8月中旬，单位组织体检，我的血液生化报告单上，标示着多个向上的小箭头，其中有一项是血糖6．8mmol／L。医生在诊断结论栏目提示：肝功能轻度受损、高甘油三酯血症等。不过门诊医生说，血糖没有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 7．8mmol／L(后来才知道，这是两年前已被废止的标准，新诊断标准应是 7．0mmol／L)，因此，缺乏相关知识的我，自然对此毫无戒备。只记得自那以后我的胃口越来越好，以早餐为例，一般是4两馒头、两个鸡蛋。
因为存在“肝功能受损”的问题，医生给我开了一些保肝药，吃了一段时间后，我想看看恢复得怎样了，就又做了一次生化检查。2001年 12月19日，一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当我拿到第二张生化报告单时，发现肝功能倒是恢复了，但空腹血糖却上升到了12．7mmol／L，我大吃一惊，医生叫我快去做个尿检，结果显示尿糖“++++”。医生说：“你得糖尿病了。”听到这个结论，我的第一反应是：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此生休矣!
确诊糖尿病后的我，怀着求生的一线希望，求诊于某二甲医院糖尿病专科，医生跟我讲的话不多，却给我开了400多元钱的药，其中有30多元钱一盒的“消渴安胶囊”和“银杏叶片”各6盒，而糖尿病的常规用药却一点儿也没有。这些药都吃完了，血糖、尿糖也未见多少改善。
从学习入手，走出无知
患糖尿病后，我一度产生过怨天尤人的情绪，但很快就认识到，更应该痛心的是自己的无知。自己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几个年，几乎天天在学习，学政治、学经济、学科技、学法律，为什么就没学一点基本的健康知识?健康和生命本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怎能完全依赖别人?为什么不能学做自己的保健医生呢?
决心下定，立即行动。我马上去书店选购有关糖尿病的科普书籍，当时这方面的书并不多，一共找到3本，我全买下了，其中有一本令我爱不释手，那就是由袁申元教授主编的《名医名家谈糖尿病》，可以说是权威读本，我从头到尾精读了一遍，有些章节再反复读。我又陆续从邮局订阅了《健康指南》、《中老年保健》、《糖尿病之友》、《辽宁实用糖尿病杂志》等期刊杂志。特别是《糖尿病之友》，让我简直如获至宝，每接到一期都要如饥似渴地精读、细读，经常是一气读到深夜。对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播出的各种健康讲座，我更是不肯错过，聚精会神地听讲，惟恐漏听一句话，错听一个字。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洪昭光教授的健康理念，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一些健康格言也成了我的座右铭。这样，通过学习，自己的糖尿病知识及相关健康知识就逐渐多起来了。
从减肥突破，全面达标
不少人认为，糖尿病就是血糖高，把血糖降下来就能达到目的。我也曾经是这样认识的，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
我的治疗自然也是从降糖开始。保健科医生叫我选用消渴丸，日服3次，每次5粒不行，10粒还不行。我没有接受增至15粒的建议，而是根据我所学到的用药知识，在日服30粒的基础上，加服了6片(分3次)二甲双胍，这样靠较大剂量的药物，终于把空腹血糖控制到了6．4mmol／L以内。当时我松了一口气，甚至认为糖尿病已经被我制服了。然而血糖下来之后怎么办?一段时间内我并不清楚。这期间我一边阅读有关书刊，一边反思我是因为什么得上糖尿病的。《糖尿病之友》2003年第一期上的有关论述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这一期中，史轶蘩、李光伟、邹大进教授都把糖尿病的“罪魁祸首”指向肥胖，提出了从减肥开始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严肃课题。想起自己快速变胖的经历，我猛然醒悟：我的“病根”不就在这儿吗?为什么不能把增加的体重再减下来?血糖降下来是初步的，体重降下来才是“根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我开始了同肥胖的艰苦抗争。
要减肥，必须少吃多动。在饮食方面，我把每日的主食量严格限制在 5两以内：在运动方面，我每天早晚运动两次，早上练1小时太极拳或剑道，晚上步行1小时。但一段时间过后，效果却不甚理想，我曾两度把体重减下4公斤左右，但随之又出现反弹，任凭我每天晚上走5—6公里路，减重就是突破不了5公斤这道坎。由于饮食控制严格，运动量也较大，常有轻度低血糖的感觉，为了应对低血糖，不得已还必须加餐，在饥饿状态中加餐又很容易造成吃得过多，吃得多又影响了减肥效果，使体重上升，形成了恶性循环。
减肥受挫，我没有气馁。于是，我开始审视服用的降糖药，我想，经常出现低血糖可能是消渴丸中所含的优降糖所致，会不会是优降糖起了阻碍体重下降的作用?二甲双胍虽然不刺激胰岛细胞，但有减轻体重的作用，我能不能试着停掉消渴丸，只服二甲双胍?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的调整是正确的，停服消渴丸后，血糖虽有轻微上升，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低血糖，这就使我可以放心地控制饮食和增加运动量了，体重也开始了平稳下降。我也克服了原来急于求成的心理，把运动量调为适中，即每天早晚运动两次，每次40分钟，主要是步行。为了配合减肥，从饮食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早餐的主食调整为一两燕麦粥，加一碗凉拌萝卜条，平时坚持喝绿茶等。
一年以后，大见成效，体重降为 63公斤，足足减掉了16公斤，已经达到了我的标准体重，原来隆起的“将军肚”彻底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监测指标的全面达标，空腹血糖基本稳定在4．3—6．1mmol／L，餐后血糖维持在4．4—7．9mmol／L，血脂4项指标全部在正常范围内，血压为 120／85毫米汞柱，整个人也变得精神多了。我服用的二甲双胍，也减到了每日3片。其实，我做过尝试，不服药血糖也能维持正常，但考虑到糖尿病患者的胰岛功能总体上是进行性下降，而胰岛素抵抗又贯穿糖尿病始终，尽管我的胰岛功能有了很大恢复，但少量服一点药，无疑是给“疲惫”的胰岛以支援，有助于延缓残存的胰岛细胞衰退。通过对药物、饮食、运动、心情等的不断调整，现在我每天的用药支出仅为0．15元，可以说既省了钱，又“找回”了健康。
我的经历说明，控制糖尿病从减肥入手，就是抓住了根本。早期2型糖尿病病友，减轻体重更有利于良好地控制血糖，有利于代谢综合征的全面改善，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我把控制血糖作为中心，靠大剂量药物维持血糖达标，让肥胖继续存在，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理想的成果。
贪吃酒肉，惹病上身
1997年我47岁时，身高1．68米，体重57公斤，显得身体有些单薄，就巴不得自己能变得丰满一点儿。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的公事应酬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后来几乎是餐餐进饭店，顿顿是鸡鸭鱼肉、美酒佳肴。同时，坐小汽车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久，我终于实现了丰满的愿望，体重一下子窜到了79公斤，也挺起了“将军肚”，额头上也开始放光。我就这样沉浸在一种满足感中，过了3年“贵族”式的生活。
2001年8月中旬，单位组织体检，我的血液生化报告单上，标示着多个向上的小箭头，其中有一项是血糖6．8mmol／L。医生在诊断结论栏目提示：肝功能轻度受损、高甘油三酯血症等。不过门诊医生说，血糖没有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 7．8mmol／L(后来才知道，这是两年前已被废止的标准，新诊断标准应是 7．0mmol／L)，因此，缺乏相关知识的我，自然对此毫无戒备。只记得自那以后我的胃口越来越好，以早餐为例，一般是4两馒头、两个鸡蛋。
因为存在“肝功能受损”的问题，医生给我开了一些保肝药，吃了一段时间后，我想看看恢复得怎样了，就又做了一次生化检查。2001年 12月19日，一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当我拿到第二张生化报告单时，发现肝功能倒是恢复了，但空腹血糖却上升到了12．7mmol／L，我大吃一惊，医生叫我快去做个尿检，结果显示尿糖“++++”。医生说：“你得糖尿病了。”听到这个结论，我的第一反应是：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此生休矣!
确诊糖尿病后的我，怀着求生的一线希望，求诊于某二甲医院糖尿病专科，医生跟我讲的话不多，却给我开了400多元钱的药，其中有30多元钱一盒的“消渴安胶囊”和“银杏叶片”各6盒，而糖尿病的常规用药却一点儿也没有。这些药都吃完了，血糖、尿糖也未见多少改善。
从学习入手，走出无知
患糖尿病后，我一度产生过怨天尤人的情绪，但很快就认识到，更应该痛心的是自己的无知。自己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几个年，几乎天天在学习，学政治、学经济、学科技、学法律，为什么就没学一点基本的健康知识?健康和生命本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怎能完全依赖别人?为什么不能学做自己的保健医生呢?
决心下定，立即行动。我马上去书店选购有关糖尿病的科普书籍，当时这方面的书并不多，一共找到3本，我全买下了，其中有一本令我爱不释手，那就是由袁申元教授主编的《名医名家谈糖尿病》，可以说是权威读本，我从头到尾精读了一遍，有些章节再反复读。我又陆续从邮局订阅了《健康指南》、《中老年保健》、《糖尿病之友》、《辽宁实用糖尿病杂志》等期刊杂志。特别是《糖尿病之友》，让我简直如获至宝，每接到一期都要如饥似渴地精读、细读，经常是一气读到深夜。对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播出的各种健康讲座，我更是不肯错过，聚精会神地听讲，惟恐漏听一句话，错听一个字。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洪昭光教授的健康理念，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一些健康格言也成了我的座右铭。这样，通过学习，自己的糖尿病知识及相关健康知识就逐渐多起来了。
从减肥突破，全面达标
不少人认为，糖尿病就是血糖高，把血糖降下来就能达到目的。我也曾经是这样认识的，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
我的治疗自然也是从降糖开始。保健科医生叫我选用消渴丸，日服3次，每次5粒不行，10粒还不行。我没有接受增至15粒的建议，而是根据我所学到的用药知识，在日服30粒的基础上，加服了6片(分3次)二甲双胍，这样靠较大剂量的药物，终于把空腹血糖控制到了6．4mmol／L以内。当时我松了一口气，甚至认为糖尿病已经被我制服了。然而血糖下来之后怎么办?一段时间内我并不清楚。这期间我一边阅读有关书刊，一边反思我是因为什么得上糖尿病的。《糖尿病之友》2003年第一期上的有关论述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这一期中，史轶蘩、李光伟、邹大进教授都把糖尿病的“罪魁祸首”指向肥胖，提出了从减肥开始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严肃课题。想起自己快速变胖的经历，我猛然醒悟：我的“病根”不就在这儿吗?为什么不能把增加的体重再减下来?血糖降下来是初步的，体重降下来才是“根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我开始了同肥胖的艰苦抗争。
要减肥，必须少吃多动。在饮食方面，我把每日的主食量严格限制在 5两以内：在运动方面，我每天早晚运动两次，早上练1小时太极拳或剑道，晚上步行1小时。但一段时间过后，效果却不甚理想，我曾两度把体重减下4公斤左右，但随之又出现反弹，任凭我每天晚上走5—6公里路，减重就是突破不了5公斤这道坎。由于饮食控制严格，运动量也较大，常有轻度低血糖的感觉，为了应对低血糖，不得已还必须加餐，在饥饿状态中加餐又很容易造成吃得过多，吃得多又影响了减肥效果，使体重上升，形成了恶性循环。
减肥受挫，我没有气馁。于是，我开始审视服用的降糖药，我想，经常出现低血糖可能是消渴丸中所含的优降糖所致，会不会是优降糖起了阻碍体重下降的作用?二甲双胍虽然不刺激胰岛细胞，但有减轻体重的作用，我能不能试着停掉消渴丸，只服二甲双胍?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的调整是正确的，停服消渴丸后，血糖虽有轻微上升，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低血糖，这就使我可以放心地控制饮食和增加运动量了，体重也开始了平稳下降。我也克服了原来急于求成的心理，把运动量调为适中，即每天早晚运动两次，每次40分钟，主要是步行。为了配合减肥，从饮食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早餐的主食调整为一两燕麦粥，加一碗凉拌萝卜条，平时坚持喝绿茶等。
一年以后，大见成效，体重降为 63公斤，足足减掉了16公斤，已经达到了我的标准体重，原来隆起的“将军肚”彻底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监测指标的全面达标，空腹血糖基本稳定在4．3—6．1mmol／L，餐后血糖维持在4．4—7．9mmol／L，血脂4项指标全部在正常范围内，血压为 120／85毫米汞柱，整个人也变得精神多了。我服用的二甲双胍，也减到了每日3片。其实，我做过尝试，不服药血糖也能维持正常，但考虑到糖尿病患者的胰岛功能总体上是进行性下降，而胰岛素抵抗又贯穿糖尿病始终，尽管我的胰岛功能有了很大恢复，但少量服一点药，无疑是给“疲惫”的胰岛以支援，有助于延缓残存的胰岛细胞衰退。通过对药物、饮食、运动、心情等的不断调整，现在我每天的用药支出仅为0．15元，可以说既省了钱，又“找回”了健康。
我的经历说明，控制糖尿病从减肥入手，就是抓住了根本。早期2型糖尿病病友，减轻体重更有利于良好地控制血糖，有利于代谢综合征的全面改善，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我把控制血糖作为中心，靠大剂量药物维持血糖达标，让肥胖继续存在，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理想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