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铁路司法回归地方终于有了时间表——无论是来自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信息，还是来自地方检法系统的反馈，2011年6月底前，铁路检法将全部完成移交。
　　在3月12日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披露中央已批准铁路运输检察院划归地方，“目前正在部署落实”。虽然最高法院未明确表态，但《财经》记者从部分省市高级法院获知，铁路法院的移交也已经确定。
　　在此之前，铁路公安已启动改制步伐。到2010年上半年，经过一年时间，合乎条件的铁路公安在编人员在统一考试后完成公务员备案登记，铁路公安的铁路职工身份转制为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目前，铁路公安局在业务上受铁道部公安局和当地公安厅双重领导，属副厅级单位。
　　面对改革，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均低调应对。最高法院相关人士介绍，由于铁路检法此前面临巨大争议，虽然目前基本方案已定，但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如果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争议之声再起，则恐影响改革步伐。”
　　最高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原厅长陈振东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铁路司法系统存废的最大问题是其人、财、物不独立，并由此引发社会对其司法不公的广泛质疑。”（参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7期“铁路司法手术中”）
　　此番铁路检法的回归路径，从业务上基本遵循了“整建制”保留的原则，而人、财、物均与铁路系统脱钩，回归地方。人员任用、工资福利与办公装备等的资金来源，一旦与铁路系统脱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的“父子关系”，也摆脱了所谓“儿子审老子”的局面。
　　至于铁路检法的法律地位，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没有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的明确规定，改制之后，如何修法，则是迈出目前关键一步之后的问题。
　　
　　业务路径
　　铁路检法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延宕至今，皆因事涉多方：铁路管理部门、省级检法、省级财政、地方人事编制部门，此外，因为其保留下来的线性管理模式而涉及其原上级部门。
　　审判、检察的业务路径选择，基本遵循了“整建制”保留。以北京铁路运输中院为例，该院原下辖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基层铁路运输法院。改革之后，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将在其原有管辖范围内，继续承接一审案件，上诉或者抗诉案件，仍依照原有的线性模式，归口北京铁路运输中院。即，北京市铁路运输中院是其上级业务指导和监督的法院之一。
　　一年前，北京法院系统内传出消息，北京铁路运输中院将与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并列称为第三中院。
　　北京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考虑到三家中级法院的建制与整体平衡，有可能从日前的的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划拔到新成立的第三中院，以扩充、丰富其相对单一的职能。改革后上述称谓是否落地，尚未明确。据《财经》记者了解，盖因据有关精神，可能仍需保留“铁路运输”的字样。
　　北京铁路运输中院的上级业务指导监督法院则为北京市高级法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在石家庄的属于铁路法院管辖的经济纠纷案件，则由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一审，二审为北京市铁路运输中院管辖。一旦该案件需要提审或者由中院的上级法院再审，按照目前的体制改革方案，管辖权已经明确为属地管辖，即由北京市高级法院管辖。
　　河北省高级法院一位内部人士介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的业务同时会受河北省高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不过，这种指导和监督也仅仅是形式上的。”
　　与铁路运输法院相比，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属地管理之后，还面临多头管理的现实问题。
　　仍以北京为例，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下辖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家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属地管理之后，上述三家铁路运输检察院将分别交给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检察院领导和管理。而同时，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对该三家铁路运输检察院也负有领导职责。
　　两种“领导”的区别在于，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侧重于检察业务方面的领导，而因为人财物的管理和分配都在地方，实际上，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属地上级检察院的领导管理将更为重视。
　　在广东，改革模式类似：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原属的广州、肇庆、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中，广州、肇庆铁路运输检察院归广东省检察院领导，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归入湖南省检察院领导。广东省检察院和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同时领导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的检察业务工作。
　　天津市铁路运输检察院一位内部人士认为：“虽然目前的改革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从业务上讲，无论铁路运输检察院还是法院，其真正的转变是回归国家司法体系，所办理的案件虽然还可能要向原属铁路局汇报和交流，但已经彻底摆脱了企业管司法、企业办司法的局面，原属铁路局在实际上失去了对案件的决定权。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的铁路司法人员来讲，至少在观念上，把自己视为司法人员，而不再是铁路职工。”
　　其同时透露，改革前天津铁路检法管理区域南到山东的德州，西到河北的三河，东到河北的山海关。但改革之后，他们的管辖范围将缩至天津市辖区之内，“山东的给山东，河北的给河北。”
　　此外，在与铁道部和铁路局的关系上，根据2010年12月中旬，中编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铁道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改制之后，各地方铁路运输法院和检察院依然与他们保持业务上的指导关系。
　　据了解，这一指导关系盖因铁路运输的“特殊性”，将用三年完成过渡。
　　
　　核心转变
　　距离上一次铁路检法的调整已过去24年。1987年4月15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撤销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和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监督；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的工作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管辖、办理的一审案件的上诉、抗诉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受理。”
　　1987年的调整也被视为铁路司法回归国家司法体系的表现之一。但因为没有真正实现人、财、物与铁路系统脱钩，从而导致所谓“回归”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此次铁路检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正是落脚在人、财、物上。按照改革方案的精神，铁路检法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将由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列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回归地方后不同地区的铁路检法人员收入也将相应浮动，此方案在各地一度反响不一。
　　以安徽蚌埠铁路运输法院为例，因为蚌埠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工资待遇方面，地方要差于铁路系统，改制之后，铁路运输法院工作人员工资水平势必有所下降。因此，部分检法工作人员对改革动力不足，并出现年轻司法人员跳槽的现象。而同属上海铁路局的杭州、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铁路司法机构对脱钩改革反响积极，根本原因在于归属地方后待遇会提升。
　　因为改革时间表在2011年6月，此前各省省级财政预算并未列入铁路司法人员支出，2011年下半年将作为过渡期。上述河北省高级法院人士表示，根据协调方案，铁路系统将这半年内列支上述人员的工资和其他开支。
　　在“物”方面亦存在不少难题。部分地方的铁路检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装备上亦相对落后于地方检法。据《财经》记者了解，铁路系统和地方财政的协调方案目前尚未落地，预期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而在人员交接上，对目前各地改革的观察表明，主要路线与铁路公安的回归方式类似：先定编，然后进行考核或考试。不少地方比如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已定下具体的编制人数。
　　在全国铁路检察院改制中，关于考核还是考试，统一的政策是：2009年7月8日（含）在职在编的干部，其中，符合公务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规定条件的检察官、已授警衔的司法警察、检察辅助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已通过司法考试或省级公务员考试的司法行政人员，担任副科级以上领导职务、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干部，将实行考核过渡。其他不属于上述范围的人员，则一律实行考试过渡。经考核、考试合格的，使用政法专项编制进行身份转换，享受公务员待遇。而此前尚未通过司法考试的一线司法人员，则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方可继续从事原检察工作。考试、考核不合格的或者是原离退休人员，均由铁路系统解决。
　　铁路运输法院的改制也将遵循类似模式。
　　改制之后，铁路检法的人员任免，目前比较普遍的路径选择是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如山西省，其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检察员的任免，均由山西省人大常委决定通过。其中一个变化是，改制前由铁路系统建议或者提名，改制后则由省级检法机关提名或建议。
　　在现行司法体制下，铁路检法机构中，党委领导的归口转换，是铁路检法脱离铁路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志。与业务的领导或指导不同，黨委的归口，在此次改制中比较统一：铁路检法的党委工作均由原所属的铁路局党委，归至地方党委领导。
　　至此，铁路检法的回归路径已明。除了从形式上还要在业务方面接受铁道部或者铁路局的指导，党委工作、人事关系、工资待遇等均已回归地方。而在司法业务上，也完成向国家司法体系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