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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减负”再出重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10多年来,教育部门多次发布“减负”政策,但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不轻,还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
在答记者问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是学生作业负担仍然较重,作业管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资本过度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此次发布的意见被称为“双減”,即要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其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政策堪称“史上最严”。
学校教育需提质增效
“孩子写作业到深夜”“家长陪写作业抓狂”……近年,关于中小学生作业负担重的话题引发持续关注。作业太多、太难等经常被家长吐槽,“博士家长做不出小学生数学题”。
意见将“校内减负”具体到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事实上,作业负担重是中小学教育的一大顽疾。在多年的减负工作中,作业负担一直很难减下来,往往是语文老师觉得作业少,数学老师也觉得作业少,但加起来就多了。学习好的学生觉得作业少,但学习差的学生觉得作业太多,难写完。
“别人家的孩子60分钟就完成了,我家孩子要120分钟,怎么办?”面对作业时间的规定,一些家长仍有担忧。意见也提出,“个别学生经努力仍完不成书面作业的,也应按时就寝。”但学生是不是敢“欠作业”,还得看各学校落实情况。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发现,现在中小学用的教材普遍知识面比较宽,这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但是各地学校、教师在使用教材的时候很难把握深度,有时候拓展得过深,造成学习难度加大,作业难度也相应加大。
她建议,教育部门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的深度,尤其是在相应的考试中控制题目难度,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减轻学校课业负担的关键是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效能。比如,课后延时服务就是要用效果来检验,如果效果不好,依然不受家长青睐,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或者用其他方式进行培训。
剑指校外培训机构
“减负十条”“减负三十条”……近年来,教育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中小学生“减负”文件,每次都会提及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但这次发布的意见,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是最严格的。
“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时候了,他们已经发展成了另一个教育体系,绑架了家长,也绑架了学校。”胡平平说。
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制造了很多焦虑,向家长贩卖焦虑,宣扬“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就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让家长为孩子的考试、升学投入更多,不报几个课外辅导班心里就不踏实。
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让大量孩子超前超纲学习,导致学校老师在课堂上很难按教学大纲上课,学生学习程度不一,老师的教学进度也很难安排。如果一个班上大多数学生都已经提前学过,那么没有参加课外培训的学生便会显得格外吃力。
意见中很多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措施被业界称为“精准打击”。比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超范围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政策发布后,各地开始积极行动,开展治理工作。有些地方启动了更强硬的治理方法,比如,广东、湖北等地,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直接纳入专项治理。
对于这种治理方法,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忧心忡忡。“污名化”教育培训机构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这也反映了地方在教育行政执法中的无奈。长期以来,面对违规的教育培训机构,教育部门经常面临“能管不能罚,能劝不能禁”的尴尬,往往是政策出台后,一阵风式治理,过了一段时间便恢复原样。
比如,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禁止培训机构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但《民生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机构仍然在一次性收取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费用,3个月的课包单价往往比长期课包高很多,培训机构借此鼓励家长购买长期课包,一次性收取更多费用。而对于禁止超前、超纲培训等规定,执行得更是不能令人满意,大量培训机构主要做的便是超前超纲培训。
意见发布之后,有些机构依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过几个月或者几年就可以恢复老样子。有的则开始打“擦边球”,以非学科教育的名义进行学科训练,或者把学科培训掩藏在夏令营等活动中。8月初,在一些儿童活动场所,依然可以见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的地推人员,向家长、孩子推销课程。 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校外培训机构迎来“阵痛”是必然的。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到,要加强对教育培训、公共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分领域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整治。
北京市教委近期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检查,并通报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6家培训机构及个人进行了处罚。
小梦大生创新教育创始人童欣最近每天都在关注“双减”政策走向,與教育创业者探讨解决方案。“‘双减’政策虽说有点‘粗暴’,但也许会迫使我们更快回归教育本质,激活孩子的热情与创造力,而不是培养考试的机器。”
让孩子真正减负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纳入专项治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如何更好地落实相关规定,让“双减”政策落地,让孩子们真正减负?
“培训机构要依法治理,在这个基础上,根本的是要减少培训需求。”储朝晖表示,如果培训需求没有减少,摁下一个培训机构,还会有另一个培训机构起来;关掉正规的培训机构,很多地下培训机构会出现。
在他看来,减少培训需求一方面要靠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单一的评价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促使培训机构大量出现,重复进行一些考试内容的训练,因此我们要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另一方面,要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让学校之间的差距减少,培训需求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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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平认为,按照现行的“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政策,中考分流之后约一半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只能上中等职业学校,这让很多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很重,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考上高中,不得不给孩子报学科类培训班。
有家长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跟不上,即使培训机构关闭了,他们还是会找私人家教上门辅导。
“当然,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严治理,对于学生减负还是会有作用的。”储朝晖说,“我们要标本兼治。”
中小学生“减负”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教育改革多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意见发出了“最严”减负令,但效果如何,还得看实施情况。“至少要一年之后才能判定效果。”储朝晖表示,他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及时转型,从单纯的“提分”转向为学生成长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