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自何人国力家资来本说，，特未别来是核创心新竞、争创力业是人源力资本，而大学是人力资本的培育基地。可是，这些年一谈重视大学教育、科研和培养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是大学经费增加，随后是各大学大兴土木，教学与科研却很少改善。
　　为什么中国大学喜欢把经费首先用于盖新楼，而不是真正用来提升科研水平？二三流的大学更应把资金用于办学，可似乎越是这样的大学越喜欢有钱就盖新楼！
　　除少数情况外，中国的大学都是政府出钱办的，北大、清华、人大、复旦都如此。政府补贴，特别是在大学科研上的投入，仍是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大学体系里，付钱办学的、提供教育的和受教育的在本质上仍是三个不同方。具体讲，决定给北大多少经费的是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官员，而不是北大学生、家长和校友。
　　北大学生、家长和校友是北大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们当然比一般群体更知道北大教育到底好不好，作为顾客，他们比别人更能评估北大的教育绩效。但掌握大学资源配置权的不是这些“消费者”，而是政府官员。这些官员和受教育者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学所在地离教育部、省教育厅的地理距离越远，或一个大学在这些政府部门里越没有校友和亲朋好友，这种信息不对称就越严重。于是，哪个大学在教育部里做官的校友越多，该大学得到的资金配置也就相对越多。
　　总之，当教育科研经费主要由政府部门而不是由受教育方配置时，资源配置错位、低效，就不足为奇。因为当受益方跟付费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过于严重后，官员的资金决策不可能是基于大学的实际绩效，而是基于其他不太相关的因素，包括权力寻租、权力关系。
　　更重要的是：谁来评估、监督教育部官员的业绩？谁有权评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能解除他们的职位？这是决定教育部官员以及大学领导们到底会花钱支持学问还是追求形象工程的关键。
　　中国掌握资源配置权的教育官员、大学领导都由上级任命，不是由各大学的学生、校友和他们的亲戚朋友选举产生。后者基本没有发言权。当教育官员、大学领导的任免由上级决定，而他们的上级又不是这些大学的直接或间接受众（因此难以对“教育科研”的好坏做第一手判断）时，各大学“跑部钱进”得来的教育经费如何花才对大学领导自己最有利？
　　一种做法是把经费用于改善教育、提升学术研究。但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本身的“好与坏”、“多与少”难以测度，而且好的教育科研要许多年才能体现出来，需要的时间超出大学领导的任期；另一方面，即使真的把教育科研做好了，掌握大学领导行政级别大权的上级也难以知道。大学领导真这样做，会显得很傻，因为这对他的升降没有好处。
　　对教育官员与大学领导更好的做法当然是盖新楼，领导一看就知道书记校长任内是否做了贡献。这种“业绩”让上级对自己的上级交差时也更容易，这些便利是无形的教育科研不能比的。
　　当然，北大、清华、复旦这些老牌大学的历史地位高，校友在教育权力体系的多，它们需要通过高楼大厦向上级证明自己成就的必要性要低一些。他们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科研。但其他大学，尤其是二三流大学几乎没法选择，只能更多地通过高楼大厦及其他有形物来表现业绩，否则就难以得到该有的教育资源。这是这些大学的生存之道，更是校领导的官场之道。
　　无形无样、不可测度使得教育科研这种服务业很难组织，不易安排，只有通过民主问责制缩短教育资源配置者跟教育受众之间的距离，让教育官员受到作为教育受益方的公民选民的直接监督评估，才能减少公立大学所可能出现的资源错配。如果大学领导只对上级负责，大学必然会把资金往取悦上级领导和上级领导能看得到的形象工程上投。
　　当然，即使让决定教育资源配置的官员受到公民的直接问责，通过公民选举任免，那也只能减少教育经费的错配。只要大学经费由政府官员决定，只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花自己的钱才心疼”的普遍心理不变，浪费和错配就无法根除。由于公立大学体系从根本上扩大了教育受益方、教育提供方和教育付费方“三方”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深了三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目前大学体系让人们很失望就不足为奇。
　　解决办法大致包括两种：一是给公民子女发教育券，由学生自己和家长选择学校、决定教育经费的投向，让教育的付费方和受益方尽量合一，以此减少付费方和受益方为不同人时所带来的效益损失；一是允许并鼓励私人办大学，给私立大学同等的权利和办学自由，避免“花别人的钱不心疼”所带来的资源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