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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联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曾显示出无比活力和巨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逐渐觉察到它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开始试图摆脱其束缚，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毛泽东对于此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予以否定和反复，从而未能走出苏联模式的误区。
[关键词]毛泽东 苏联模式观 心理分析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48-04
作为第一种成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都显示出无比活力和巨大作用，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一边倒”方针，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确保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迅速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粉碎帝国主义的孤立、侵略、颠覆的阴谋，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召开，毛泽东逐渐觉察到苏联模式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开始试图摆脱其束缚，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进入60年代后，中苏论战的持续升级和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使毛泽东否定了以前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最终未能走出苏联模式的怪圈，也中断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本文仅从决定毛泽东个性品质的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学校教育这三个因素中探寻毛泽东的苏联模式观的独特之处。
一、湖湘文化浸润而成的务实自强心理的影响
韶山是毛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16岁离开这里之前，毛泽东从未到过离家70里以外的地方。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位于平原上。有学者分析，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的反叛精神、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也有平原人的禀赋：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能力、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糅合了山里粗犷的与城镇里圆滑的本能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他的思想植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其思想、风格、个性都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中华文化大观园里，湖湘文化是一朵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地域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信仰、民风、民俗等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湖湘文化则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移民以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湖湘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参政意识，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新中国在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即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一边，是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关的，是和苏联对我国实行的外交政策相关的。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从心理角度分析看来，这一选择无疑是湖湘文化对于毛泽东打下的思想烙印的结果，因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的作风和争强好胜的个性。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不甘心失败，采用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制裁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新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而新中国要想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就必须扩大国际交往和合作。但中国人民所期望的这种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断然找不到的，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满足这种要求。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从巩固新生政权的“经世致用”式的务实需要出发，去争取苏联的援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成像苏联一样的强国，使“苏联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并不甘于落后给苏联，这无疑是争强好胜心理的功劳。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决定，要“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1949年底和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正式访问苏联，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国得到了苏联给予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援助。苏联政府总共承接了156个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急需的援建项目，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孤立中国的阴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所指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前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照抄前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由于早年富于鲜明地域色彩的湖湘文化的浸润，使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出发来认识和对待苏联模式的。这时的毛泽东处于其苏联模式观的第一个阶段，即了解、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
二、家庭环境濡染而成的双重性格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19世纪末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除了种田外还做点粮食和猪牛生意。母亲文七妹则是只字不识的家庭妇女。“父母被认为是孩子第一任教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社会信仰、规范和价值观等首先通过父母的‘过滤’而传给子女。父母言行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性格的发展。”毛顺生夫妇均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下层劳动人民，居于社会的最底层，显然无法承担孩子的早期教育，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灌输给孩子。而家庭一向被人们看作是“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社会和时代的要求，都通过家庭在人们的个性发展过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心理学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中亲子关系、家庭气氛和父母榜样，家庭结构以及出生顺序都是影响个性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不足都可造成不良的个性品质。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 道的精明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五岁的大约两年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险恶的环境、对自由的渴求，滋长了他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毛泽东对父亲反抗的胜利，使他“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毛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毛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毛泽东在这样的严父慈母的传统农民家庭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其个性心理必然地受到所处家庭氛围的影响。对于严厉急躁的父亲的粗暴管教，毛泽东学会了狡黠和倔强，在表面上假装顺从而骨子里充满反抗的种子。同时，毛泽东出生前母亲文七妹所生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受此打击，母亲文七妹在毛泽东出生的最初几年里将全部的感情倾注于他，对其纵容和溺爱。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这些在毛泽东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都有所表现，在他的个性品质中，任性倔强和敏感幼稚的意识同时存在，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外扬内敛的双重性格。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一俟条件基本成熟，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至于过渡时期的时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估计是一致的，大约需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然而斯大林及苏联并不认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他们希望中共改弦更张，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领导人不能容忍中国人拿了苏联的援助，而在中国实行自己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他们害怕新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囿于苏联方面的压力，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即主张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并举，并开始积极酝酿以“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种指导思想上的突变，与苏联方面的态度、毛泽东的性格不无直接关系。如果从心理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毛泽东指导思想发生的突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调和想法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其幼年在严父慈母的传统农民家庭环境中养成的外扬内敛双重性格的影响。
正是这种典型的双重性格使毛泽东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倔强与叛逆的特点。一方面，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不得不对某些问题作出让步甚至妥协，如上所述，放弃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论而移植所谓正统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大大提前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程；另一方面，毛泽东自身所具有的倔强和敏感性格，也使他在觉察到苏联模式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体制的前提下，着手对苏联模式进行中国式的修正，力图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外扬内敛的双重性格，使他在处理与斯大林和苏联大国主义、老子党的问题上，采取了韬光养晦、刚柔相济的灵活策略，这也使毛泽东的苏联模式观开始由出于现实考虑而盲目学习和照搬的最初阶段进入到了第二个认识阶段，即移植、质疑和调整阶段。
三、传统教育积淀下的偏倚知识结构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在中国封建时代，在私塾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就是诵读“四书”、“五经”。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更加重了对中华自身文明的信仰，以哲人的深蕴倚重中华传统文化，尤其专精于正史。他酷爱读书，知识渊博，堪称一代宗师。但是，毛泽东读书是有所偏好与倚重的。对文史古籍的持久热爱，成就了他在文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精湛造诣。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二十四史》，毛泽东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以至于从头到尾都留下了各种批注。除史书外，毛泽东还喜读古代诗文，不管是诸子散文、诗歌，还是词曲戏文、小说杂记，他都满怀兴致地涉览。他圈点和批注过429位古代作家的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但是，毛泽东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读史的用意，更在意的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反映的主题思想以及预期产生的现实效果等经世致用的因素。
毛泽东一生极少出国，只在苏联有过两次短暂的停留，平时也较少涉猎外来文化，一生钟情和陶醉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博大精深，但发展却是不均衡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其方法的精密理论，缺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传统”。受“重人文，轻术算”的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科学发达，自然科学相对薄弱。在社会科学领域，伦理性、政治性论述多于经济规律论述，封建集权色彩重于民主法律意识。传统文化结构的这种特点，既对毛泽东的读书范围与习惯无形中起到圈定与导向作用，又与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治国方针的确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的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斯大林的理论、政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各国共产党人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机遇。毛泽东在谈及此事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们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然而，毛泽东早年形成的偏倚的知识结构也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习惯上与常人不同，他那哲人的深蕴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中苏论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场论战的起因主要是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毛泽东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维护斯大林形象的考虑，开始转向全力维护苏联模式，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的改革看成搞修正主义，把苏共二十二大看成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并断定“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把维护苏联模式同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为了在国际上反修，在国内防修，毛泽东决定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政治批判。随后，毛泽东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并认为这是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
再者，毛泽东酷爱文学的本性及深厚的文学造诣，也使他在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沾染了文学中常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理念，这必然会导致空想主义思想的产生。1957年以后，毛泽东基本照搬、照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一方面要求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不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
综上所述，翻看20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的苏联模式观大致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在第一阶段，基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毛泽东主张了解、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在第二阶段，外扬内敛的性格使毛泽东在移植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对之产生了质疑并试图调整；第三阶段，传统教育积淀下的偏倚知识结构，使毛泽东对苏联模式转向维护、强化和纯洁。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文 义]
[关键词]毛泽东 苏联模式观 心理分析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48-04
作为第一种成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都显示出无比活力和巨大作用，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一边倒”方针，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确保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迅速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粉碎帝国主义的孤立、侵略、颠覆的阴谋，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召开，毛泽东逐渐觉察到苏联模式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开始试图摆脱其束缚，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进入60年代后，中苏论战的持续升级和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使毛泽东否定了以前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最终未能走出苏联模式的怪圈，也中断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本文仅从决定毛泽东个性品质的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学校教育这三个因素中探寻毛泽东的苏联模式观的独特之处。
一、湖湘文化浸润而成的务实自强心理的影响
韶山是毛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16岁离开这里之前，毛泽东从未到过离家70里以外的地方。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位于平原上。有学者分析，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的反叛精神、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也有平原人的禀赋：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能力、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糅合了山里粗犷的与城镇里圆滑的本能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他的思想植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其思想、风格、个性都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中华文化大观园里，湖湘文化是一朵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地域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信仰、民风、民俗等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湖湘文化则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移民以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湖湘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参政意识，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新中国在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即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一边，是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关的，是和苏联对我国实行的外交政策相关的。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从心理角度分析看来，这一选择无疑是湖湘文化对于毛泽东打下的思想烙印的结果，因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的作风和争强好胜的个性。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不甘心失败，采用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制裁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新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而新中国要想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就必须扩大国际交往和合作。但中国人民所期望的这种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断然找不到的，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满足这种要求。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从巩固新生政权的“经世致用”式的务实需要出发，去争取苏联的援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成像苏联一样的强国，使“苏联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并不甘于落后给苏联，这无疑是争强好胜心理的功劳。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决定，要“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1949年底和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正式访问苏联，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国得到了苏联给予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援助。苏联政府总共承接了156个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急需的援建项目，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孤立中国的阴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所指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前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照抄前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由于早年富于鲜明地域色彩的湖湘文化的浸润，使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出发来认识和对待苏联模式的。这时的毛泽东处于其苏联模式观的第一个阶段，即了解、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
二、家庭环境濡染而成的双重性格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19世纪末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除了种田外还做点粮食和猪牛生意。母亲文七妹则是只字不识的家庭妇女。“父母被认为是孩子第一任教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社会信仰、规范和价值观等首先通过父母的‘过滤’而传给子女。父母言行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性格的发展。”毛顺生夫妇均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下层劳动人民，居于社会的最底层，显然无法承担孩子的早期教育，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灌输给孩子。而家庭一向被人们看作是“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社会和时代的要求，都通过家庭在人们的个性发展过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心理学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中亲子关系、家庭气氛和父母榜样，家庭结构以及出生顺序都是影响个性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不足都可造成不良的个性品质。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 道的精明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五岁的大约两年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险恶的环境、对自由的渴求，滋长了他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毛泽东对父亲反抗的胜利，使他“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毛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毛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毛泽东在这样的严父慈母的传统农民家庭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其个性心理必然地受到所处家庭氛围的影响。对于严厉急躁的父亲的粗暴管教，毛泽东学会了狡黠和倔强，在表面上假装顺从而骨子里充满反抗的种子。同时，毛泽东出生前母亲文七妹所生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受此打击，母亲文七妹在毛泽东出生的最初几年里将全部的感情倾注于他，对其纵容和溺爱。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这些在毛泽东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都有所表现，在他的个性品质中，任性倔强和敏感幼稚的意识同时存在，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外扬内敛的双重性格。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一俟条件基本成熟，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至于过渡时期的时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估计是一致的，大约需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然而斯大林及苏联并不认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他们希望中共改弦更张，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领导人不能容忍中国人拿了苏联的援助，而在中国实行自己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他们害怕新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囿于苏联方面的压力，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即主张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并举，并开始积极酝酿以“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种指导思想上的突变，与苏联方面的态度、毛泽东的性格不无直接关系。如果从心理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毛泽东指导思想发生的突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调和想法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其幼年在严父慈母的传统农民家庭环境中养成的外扬内敛双重性格的影响。
正是这种典型的双重性格使毛泽东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倔强与叛逆的特点。一方面，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不得不对某些问题作出让步甚至妥协，如上所述，放弃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论而移植所谓正统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大大提前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程；另一方面，毛泽东自身所具有的倔强和敏感性格，也使他在觉察到苏联模式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体制的前提下，着手对苏联模式进行中国式的修正，力图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外扬内敛的双重性格，使他在处理与斯大林和苏联大国主义、老子党的问题上，采取了韬光养晦、刚柔相济的灵活策略，这也使毛泽东的苏联模式观开始由出于现实考虑而盲目学习和照搬的最初阶段进入到了第二个认识阶段，即移植、质疑和调整阶段。
三、传统教育积淀下的偏倚知识结构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在中国封建时代，在私塾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就是诵读“四书”、“五经”。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更加重了对中华自身文明的信仰，以哲人的深蕴倚重中华传统文化，尤其专精于正史。他酷爱读书，知识渊博，堪称一代宗师。但是，毛泽东读书是有所偏好与倚重的。对文史古籍的持久热爱，成就了他在文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精湛造诣。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二十四史》，毛泽东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以至于从头到尾都留下了各种批注。除史书外，毛泽东还喜读古代诗文，不管是诸子散文、诗歌，还是词曲戏文、小说杂记，他都满怀兴致地涉览。他圈点和批注过429位古代作家的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但是，毛泽东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读史的用意，更在意的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反映的主题思想以及预期产生的现实效果等经世致用的因素。
毛泽东一生极少出国，只在苏联有过两次短暂的停留，平时也较少涉猎外来文化，一生钟情和陶醉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博大精深，但发展却是不均衡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其方法的精密理论，缺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传统”。受“重人文，轻术算”的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科学发达，自然科学相对薄弱。在社会科学领域，伦理性、政治性论述多于经济规律论述，封建集权色彩重于民主法律意识。传统文化结构的这种特点，既对毛泽东的读书范围与习惯无形中起到圈定与导向作用，又与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治国方针的确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的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斯大林的理论、政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各国共产党人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机遇。毛泽东在谈及此事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们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然而，毛泽东早年形成的偏倚的知识结构也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习惯上与常人不同，他那哲人的深蕴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中苏论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场论战的起因主要是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毛泽东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维护斯大林形象的考虑，开始转向全力维护苏联模式，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的改革看成搞修正主义，把苏共二十二大看成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并断定“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把维护苏联模式同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为了在国际上反修，在国内防修，毛泽东决定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政治批判。随后，毛泽东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并认为这是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
再者，毛泽东酷爱文学的本性及深厚的文学造诣，也使他在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沾染了文学中常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理念，这必然会导致空想主义思想的产生。1957年以后，毛泽东基本照搬、照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一方面要求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不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
综上所述，翻看20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的苏联模式观大致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在第一阶段，基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毛泽东主张了解、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在第二阶段，外扬内敛的性格使毛泽东在移植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对之产生了质疑并试图调整；第三阶段，传统教育积淀下的偏倚知识结构，使毛泽东对苏联模式转向维护、强化和纯洁。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文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