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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0世纪的产物。”这句话揭示了在阿拉伯自身民族国家建设滞后的内因之外，外部势力的插手也加剧了阿拉伯地缘版图的破碎化，从而导致覆盖1400万平方公里领土、人口超过3亿的阿拉伯世界缺乏核心国家，难以在国际舞台充当旗手角色。
谈论阿拉伯世界的治乱冲突，离不开对中东权力结构的历史性考察，尤其是1948年之后被强加的以色列因素，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不亚于美苏冷战的矛盾肇因。而美国在利用阿拉伯势力击退苏联人的南下后，忽略在阿富汗累积的冷战时期被掩盖的动荡因素，结果在阿以和谈停滞和海湾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催生了尾大不掉的中东恐怖主义势力，最终形成了一个西起北非、东达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动荡新月”，重现了该地区历史上力量东西向流动的图景。而2011年阿拉伯示威潮的蔓延，与外部平衡手的离场也有很大关系。
权力破碎化，始于一战
阿拉伯世界权力的破碎化，始于一战。在战前努力维系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大英帝国，在看到奥斯曼土耳其加入中欧强国集团，站到英国的对立面之后，就不再克制，宣布“保护”埃及和科威特，之后又促使阿拉伯人在中东行省发动反土耳其起义，并着手与法、俄探讨势力范围瓜分。由于受英方支持的汉志军队在麦加圣嗣长侯赛因·伊本·阿里以及英籍教官劳伦斯的率领下，先后占据亚喀巴与大马士革（英方许诺侯赛因以大马士革为都建国），英国人在势力范围划分中占得先机，根据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海法飞地的控制权。而法国攫得东地中海沿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巴勒斯坦则由国际共管。
然而，《赛克斯-皮科协定》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1917年后，当协定的细节为俄国革命政府所公布，阿拉伯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另外，尽管汉志的侯赛因家族对英国征服半岛西部功劳不小，但囊括半岛中部广大地区的内志王国处在伊本·沙特家族统治下，他们与侯赛因不和；叙利亚人也拒绝服从侯赛因家族的领导，希望独立建国。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内部的这种权力分布状况，给逐渐丧失世界性领导地位的英国出了难题。
犹太人问题的出现，使得伦敦的矛盾角色愈加复杂化。一战期间，犹太志愿军与英阿联军并肩作战，换取了英国政府1917年一纸模糊支持犹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英国也是想借犹太人之手，排除与法国共管巴勒斯坦。但《贝尔福宣言》与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冲突，也与协约国瓜分奥斯曼的密约相悖。它的出现，使伦敦“救世主”和“殖民者”的双重身份更加矛盾，并且使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成为日后中东的矛盾焦点。
《贝尔福宣言》的公布以及1919年伦敦支持希腊进攻土耳其共和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破坏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础。而法国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曾在中东地区拥有军事上的存在，但在1919年出兵接收黎巴嫩，引发了阿拉伯人的抵抗。这些事实都证明，旧的方案已经不合现状，必须以新设计加以取代，这就是“委任统治”，载入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这种新安排使得当地权力结构更为碎片化，更加难以形成主导国家或者说中心国家。
1920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开会，确定了A类委任统治地区的具体划分方案。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获准建立独立国家，前者由法国委任统治，后者由英国托管。法国同时还获得了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关系最为复杂的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托管地，英国要保证按照《贝尔福宣言》的声明，“确保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同时“保证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公民与宗教权利”。这个含混的条款，埋下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升级的种子。
至于未包含在委任统治框架内的其他中东国家的前景，事实上依然要依据其内部权力的分化而定。埃及在1922年获得名义上的完全独立，但英国继续在当地保有特权，以确保皇家海军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最大的改变源于内志-汉志战争的结果：1925年，内志军队攻克麦加，“大阿拉伯之王”侯赛因圣嗣长与长子阿里国王战败流亡，汉志王国被内志吞并。这意味着英国无法利用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遗产对汉志施加影响。伦敦不得不重新考虑更好地处理与内志王国（随后正式更名为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尽管后者在总体上依然亲英。
由英国托管的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个新国家伊拉克，由侯赛因圣嗣长的三子费萨尔国王（1920年曾短暂成为“大叙利亚”国王，随后被法国驱逐）统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伦敦不断加快使伊拉克完全独立的进程。1932年，伊拉克作为独立国家进入了国联。1941年，德国试图扶植伊拉克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家族发动军事政变，很快在英国干预下被粉碎。
但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依然是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出于方便统治的考虑，伦敦支持在外约旦（今约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即外约旦哈希姆王国，由侯赛因家族的阿卜杜拉国王（伊拉克的费萨尔之兄）统治。可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企图则带来了严重冲突：在1921、1929和1936年，由于宗教和经济原因，连续发生反对犹太移民的大规模阿拉伯人暴动。1937年，参与调查巴勒斯坦骚乱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解决案：将耶路撒冷永久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在巴勒斯坦北部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南部则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但该方案不能为任何一方所容。这实际上意味着妥协性的“委任统治”已难以为继。尽管英国政府在193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认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优先地位，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一俟二战结束，独立的犹太国的建立几乎成为必然。
犹太人建国与美苏争霸
在一战后的阿拉伯半岛地区，以大英帝国为协调者、当地两大王室家族彼此抗衡牵制（源出麦加的什叶派领袖哈希姆家族控制着外约旦和伊拉克王国，信奉逊尼派瓦哈比主义的伊本·沙特家族统治着沙特阿拉伯）的局面，随着二战结束和以色列国的建立而不复存在，新一轮的政治洗牌旋即开始。这一阶段，阿以矛盾、美苏矛盾、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复杂交错。
经前委任统治国英国认可，借助1947年联大决议，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完全兴起之前，1948年5月以色列国建立，随即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里，埃及的法鲁克王朝（1952年被推翻）和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1958年被推翻）意欲扩大威望，黎巴嫩要阻止叙利亚坐大，外约旦的哈希姆家族（什叶派）和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逊尼派）则要拓展本教派的势力范围。虽然阿拉伯各国都不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及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扩张，但在反以的具体操作上分歧明显。与其说“反以”是它们共同的目标，莫如说各国是以“反以”为口号和契机，企图重塑政治正当性，并开启新一轮政治现代化进程。
以阿盟事实上的盟主埃及为例，在1952年共和革命之后，以纳赛尔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希望在阿盟内部建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此不得不担负起领导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作战的责任。1967年“六月战争”的惨败，正是埃及被“反以”口号捆绑而付出的代价。而当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倾数年之力、在1973年10月发动卧薪尝胆的反击时，也只能勉强取得对以色列的平局。此后，萨达特摆脱“阿拉伯社会主义”束缚，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成为第一个打破对以坚冰的阿拉伯领导人；不过，这反过来又导致埃及遭阿拉伯世界排斥，萨达特本人也于1981年被暗杀。
类似的状况还包括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决裂——为防止巴解组织的暴力抵抗招致以色列对约旦的报复，也为了阻止巴人在约旦建国中之国，约旦在1970年“黑九月”强制驱逐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而窜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则引发了该国的内乱和叙利亚的插足，使泛化的阿以问题扭曲为叙利亚对阿拉伯邻国黎巴嫩的干涉。从总体上看，这种差异既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固有的权力碎片化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碎片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影响阿拉伯世界的重大因素是美苏争霸，但这并不必然与以阿冲突的语境契合。事实上，在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美苏曾进行过心照不宣的合作，共同挫败英法两国重新控制运河的企图；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六月战争”）后，莫斯科始终反对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实施“复仇”行动，导致埃及与苏联合作关系转冷；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末期，美国为缓和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防止中东战争升级造成能源市场动荡，而坚决阻止以军歼灭埃及第三集团军。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阿以矛盾、美苏矛盾、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交错互动、不甚契合，使中东地区政治力量的运动缺乏确定的地理方向性，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由于时代背景，特别是美苏的介入对该地区内部权力平衡、是战是和的决定性作用，处在“边缘地带”的中东地区一直未能产生如同19世纪欧洲那样的“均势”机制，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爆发就是中东缺乏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这对后冷战时代阿拉伯世界的政局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错失调解的良机
美国对于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强势介入，曾经遭遇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杯葛，后者的代表之作就是1973年“石油战争”。但是，以石油禁运或减产作为针对以色列“隔山打牛”的武器，在1973年之后再未出现过。这首先是因为阿拉伯各国政治目标各异，如伊拉克曾力主扩大禁运范围、与石油消费国展开全面经济战，但沙特和科威特担心这会带来国内政治动荡，竭力反对。其次，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在减产期间利用油价高位牟利，收入相当可观，这也降低了统一使用石油武器的概率。再次，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以埃及为首的相当一批阿拉伯国家满足于收复1967年大部分失地，同时默认了与以色列长期共处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石油武器的使用，往往仅是个别国家争取特定政经目标的工具，而不具有普遍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拿捏的时机得当，美国再度强势介入中东干预，不会遭遇产油国大面积反弹。
近20年后，这个时机来了，由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华盛顿获得联合国授权组建多国部队干涉，国际舆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然而，老布什政府的拘谨和短视在这一节点上开始暴露——“沙漠风暴”行动迫使萨达姆撤军，但华盛顿并未将军事上的惩罚进行到底；结果，萨达姆得以重新控制住巴格达的局面，继续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障碍达10余年之久。另一方面，华盛顿明显又在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问题上热心过度。因为“沙漠风暴”而进驻沙特的美军随后改为常驻，以确保利雅得的政治稳定和这个“欧佩克安全阀”国家的外部安全，这种过度张扬的存在很快引起了穆斯林世界对新帝国主义的担忧，并直接导致当时尚在阿富汗活动的本·拉丹将美国设定为“基地”组织的主要打击对象。
此时，对美国所设想的后冷战时代“世界新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依然是巴以问题。更具体地说，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以及巴勒斯坦国的筹建问题。而在1991年前后，只有美国既有能力、也有动机掌握该问题的主导权。可是，华盛顿继续暴露其战略眼光上的短视。1991年3月，老布什公开声明将推动以色列与其邻国实现全面和平，但在随后开始的马德里和会上，美国既没有提供一种清晰可行的谈判案，又没有表现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胆识，仅仅是推动谈判继续下去。结果，当老布什于1993年离任时，巴以冲突依然在持续“发酵”。
在克林顿时代，尽管美国以“全球化”代替“新秩序”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口号，但其政治目标主次不分、对全球政治中不同区域的威胁重要度毫无把握的缺陷并未得到修正。当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普遍图景不复存在时，白宫陷入了“决策无意识”状态。尤其糟糕的是，克林顿政府几乎从未尝试自传统外交经验中获致有益遗产，尤其怠惰于提出一项明白可行的地缘战略，故未能破解老布什留下的中东僵局。布热津斯基指出，今日存在于大中东地区的诸种不稳定因素几乎都是在克林顿任内孳生繁衍的；因为拉宾之死中途夭折的《奥斯陆协议》（1993）与徒劳无功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议（2000）则复制了老布什在巴以问题上的不作为。
东西向“动荡传导链”
由于美国主导的外部调控机制的不作为，而中东地区内部并无一种自我调节的经验，进入21世纪之后，起自旧苏联帝国东部加盟共和国、沿黑海和地中海东岸深入阿拉伯半岛，随后掠过波斯湾、朝东北方直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条新月形半圆弧地带，成为了全球动荡最剧烈、对世界安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冲突反应炉”。此即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
在“动荡新月”的历史上，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具有转折性意义。为阻止“邪恶帝国”自地中海和阿富汗两个方向对海湾产油国形成钳形攻势，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策划阿拉伯志愿者发动反苏圣战。“新月”西部国家的政治失意者——尤其埃及、沙特、巴勒斯坦等国的极端教权主义者——悉数前往巴基斯坦。“圣战者”的主力，其一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中反对巴解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流亡者，其二为沙特反瓦哈比派教义的志愿者，其三则是1981年谋刺萨达特事件后幸存下来的埃及极端分子，可以说深受历史因素影响。
反苏联的战争最终反噬美国，这与苏联解体之后来自北方的压力衰弱，导致“动荡新月”内部的力量运动呈“东西向”发展有关。到2001年为止，链条东侧的阿富汗已经成为伊斯兰激进政治势力名副其实的“基地”，并向西输出动荡。在东西向的传导链上，横亘着彼此不和、但在反美问题上相当一致的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直接面对两伊的则是极端势力眼中理想的火药桶——沙特阿拉伯，其瓦哈比教派势力同时得罪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民主派，其政府多年来也是四面树敌。而要扳倒腐化的沙特王室，就得赶走美军的基地，这是本·拉丹的逻辑。事实是，一旦沙特王国发生重大政治变故，“动荡新月”将很快从东到西燃烧起来。
直到9·11事件发生，美国才完全注意到“动荡新月”地带的存在，即时应对手段则是同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前者是为摧毁制造动荡的“反应炉”，后者则是为切断传导链条。最终的行动路线则是2004年6月由八国集团首脑在佐治亚州峰会上提出的“大中东倡议”——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系于其内部需求与动力，在这一地区普遍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消解激进势力赖以滋长的土壤。从2004年到2008年，小布什政府在整个第二任期倾力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将变革深入“动荡新月”内部，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缺少进行这场无形战争所需的长期而持续的资源投入、可靠的军事保障以及破釜沉舟、不惜树敌的决断，几乎一事无成。提出大中东倡议本是为了避免危险更大、震荡时间更长的持久战，不料实施过程本身也成为了拉锯战，最终迫使奥巴马政府中止这一倡议。
以2010年8月31日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奥巴马政府逐渐将其前任对“动荡新月”的关注转移到亚洲。美国在起自2010年底的中东动荡中所持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但奥巴马对伊拉克和整个大中东问题近于“丢包袱”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回到了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旧路上，使得中东地区的内部力量再度进入东西向流动的循环。既有权力结构在“大中东倡议”期间陆续遭到破坏，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方政治力量又缺乏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只有再度进入自主的传导链条。中东动荡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和美国的再度“失位”不无关系。
而当前外界对利比亚的干预，很难称为政治意义上的“平衡”。利比亚固然是大中东政治生态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一环，但它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远超对美国的冲击。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周边发生动乱时，利比亚石油不啻是法意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能源“安全阀”，所以法意要积极干预。相比之下，美国更加关注沙特、巴林等国的形势，其在空袭利比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给欧洲国家一点甜头，以便未来解决伊朗问题时，能获致可期回报。
无论如何，美国如何应对这波席卷阿拉伯世界、前景尚不明朗的“政治觉醒”，尤其是如何自外部切实地干预中东内部的政治力量流动，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政治中最重大的疑点之一。鉴于“动荡新月”在其历史上从未形成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一切介入中东事务的大国皆须异常谨慎，更何况美国如同一战前的英国一般，也处在渐趋衰落的过程中。
谈论阿拉伯世界的治乱冲突，离不开对中东权力结构的历史性考察，尤其是1948年之后被强加的以色列因素，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不亚于美苏冷战的矛盾肇因。而美国在利用阿拉伯势力击退苏联人的南下后，忽略在阿富汗累积的冷战时期被掩盖的动荡因素，结果在阿以和谈停滞和海湾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催生了尾大不掉的中东恐怖主义势力，最终形成了一个西起北非、东达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动荡新月”，重现了该地区历史上力量东西向流动的图景。而2011年阿拉伯示威潮的蔓延，与外部平衡手的离场也有很大关系。
权力破碎化，始于一战
阿拉伯世界权力的破碎化，始于一战。在战前努力维系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大英帝国，在看到奥斯曼土耳其加入中欧强国集团，站到英国的对立面之后，就不再克制，宣布“保护”埃及和科威特，之后又促使阿拉伯人在中东行省发动反土耳其起义，并着手与法、俄探讨势力范围瓜分。由于受英方支持的汉志军队在麦加圣嗣长侯赛因·伊本·阿里以及英籍教官劳伦斯的率领下，先后占据亚喀巴与大马士革（英方许诺侯赛因以大马士革为都建国），英国人在势力范围划分中占得先机，根据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海法飞地的控制权。而法国攫得东地中海沿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巴勒斯坦则由国际共管。
然而，《赛克斯-皮科协定》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1917年后，当协定的细节为俄国革命政府所公布，阿拉伯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另外，尽管汉志的侯赛因家族对英国征服半岛西部功劳不小，但囊括半岛中部广大地区的内志王国处在伊本·沙特家族统治下，他们与侯赛因不和；叙利亚人也拒绝服从侯赛因家族的领导，希望独立建国。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内部的这种权力分布状况，给逐渐丧失世界性领导地位的英国出了难题。
犹太人问题的出现，使得伦敦的矛盾角色愈加复杂化。一战期间，犹太志愿军与英阿联军并肩作战，换取了英国政府1917年一纸模糊支持犹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英国也是想借犹太人之手，排除与法国共管巴勒斯坦。但《贝尔福宣言》与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冲突，也与协约国瓜分奥斯曼的密约相悖。它的出现，使伦敦“救世主”和“殖民者”的双重身份更加矛盾，并且使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成为日后中东的矛盾焦点。
《贝尔福宣言》的公布以及1919年伦敦支持希腊进攻土耳其共和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破坏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础。而法国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曾在中东地区拥有军事上的存在，但在1919年出兵接收黎巴嫩，引发了阿拉伯人的抵抗。这些事实都证明，旧的方案已经不合现状，必须以新设计加以取代，这就是“委任统治”，载入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这种新安排使得当地权力结构更为碎片化，更加难以形成主导国家或者说中心国家。
1920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开会，确定了A类委任统治地区的具体划分方案。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获准建立独立国家，前者由法国委任统治，后者由英国托管。法国同时还获得了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关系最为复杂的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托管地，英国要保证按照《贝尔福宣言》的声明，“确保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同时“保证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公民与宗教权利”。这个含混的条款，埋下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升级的种子。
至于未包含在委任统治框架内的其他中东国家的前景，事实上依然要依据其内部权力的分化而定。埃及在1922年获得名义上的完全独立，但英国继续在当地保有特权，以确保皇家海军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最大的改变源于内志-汉志战争的结果：1925年，内志军队攻克麦加，“大阿拉伯之王”侯赛因圣嗣长与长子阿里国王战败流亡，汉志王国被内志吞并。这意味着英国无法利用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遗产对汉志施加影响。伦敦不得不重新考虑更好地处理与内志王国（随后正式更名为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尽管后者在总体上依然亲英。
由英国托管的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个新国家伊拉克，由侯赛因圣嗣长的三子费萨尔国王（1920年曾短暂成为“大叙利亚”国王，随后被法国驱逐）统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伦敦不断加快使伊拉克完全独立的进程。1932年，伊拉克作为独立国家进入了国联。1941年，德国试图扶植伊拉克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家族发动军事政变，很快在英国干预下被粉碎。
但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依然是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出于方便统治的考虑，伦敦支持在外约旦（今约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即外约旦哈希姆王国，由侯赛因家族的阿卜杜拉国王（伊拉克的费萨尔之兄）统治。可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企图则带来了严重冲突：在1921、1929和1936年，由于宗教和经济原因，连续发生反对犹太移民的大规模阿拉伯人暴动。1937年，参与调查巴勒斯坦骚乱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解决案：将耶路撒冷永久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在巴勒斯坦北部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南部则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但该方案不能为任何一方所容。这实际上意味着妥协性的“委任统治”已难以为继。尽管英国政府在193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认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优先地位，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一俟二战结束，独立的犹太国的建立几乎成为必然。
犹太人建国与美苏争霸
在一战后的阿拉伯半岛地区，以大英帝国为协调者、当地两大王室家族彼此抗衡牵制（源出麦加的什叶派领袖哈希姆家族控制着外约旦和伊拉克王国，信奉逊尼派瓦哈比主义的伊本·沙特家族统治着沙特阿拉伯）的局面，随着二战结束和以色列国的建立而不复存在，新一轮的政治洗牌旋即开始。这一阶段，阿以矛盾、美苏矛盾、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复杂交错。
经前委任统治国英国认可，借助1947年联大决议，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完全兴起之前，1948年5月以色列国建立，随即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里，埃及的法鲁克王朝（1952年被推翻）和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1958年被推翻）意欲扩大威望，黎巴嫩要阻止叙利亚坐大，外约旦的哈希姆家族（什叶派）和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逊尼派）则要拓展本教派的势力范围。虽然阿拉伯各国都不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及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扩张，但在反以的具体操作上分歧明显。与其说“反以”是它们共同的目标，莫如说各国是以“反以”为口号和契机，企图重塑政治正当性，并开启新一轮政治现代化进程。
以阿盟事实上的盟主埃及为例，在1952年共和革命之后，以纳赛尔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希望在阿盟内部建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此不得不担负起领导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作战的责任。1967年“六月战争”的惨败，正是埃及被“反以”口号捆绑而付出的代价。而当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倾数年之力、在1973年10月发动卧薪尝胆的反击时，也只能勉强取得对以色列的平局。此后，萨达特摆脱“阿拉伯社会主义”束缚，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成为第一个打破对以坚冰的阿拉伯领导人；不过，这反过来又导致埃及遭阿拉伯世界排斥，萨达特本人也于1981年被暗杀。
类似的状况还包括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决裂——为防止巴解组织的暴力抵抗招致以色列对约旦的报复，也为了阻止巴人在约旦建国中之国，约旦在1970年“黑九月”强制驱逐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而窜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则引发了该国的内乱和叙利亚的插足，使泛化的阿以问题扭曲为叙利亚对阿拉伯邻国黎巴嫩的干涉。从总体上看，这种差异既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固有的权力碎片化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碎片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影响阿拉伯世界的重大因素是美苏争霸，但这并不必然与以阿冲突的语境契合。事实上，在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美苏曾进行过心照不宣的合作，共同挫败英法两国重新控制运河的企图；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六月战争”）后，莫斯科始终反对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实施“复仇”行动，导致埃及与苏联合作关系转冷；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末期，美国为缓和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防止中东战争升级造成能源市场动荡，而坚决阻止以军歼灭埃及第三集团军。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阿以矛盾、美苏矛盾、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交错互动、不甚契合，使中东地区政治力量的运动缺乏确定的地理方向性，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由于时代背景，特别是美苏的介入对该地区内部权力平衡、是战是和的决定性作用，处在“边缘地带”的中东地区一直未能产生如同19世纪欧洲那样的“均势”机制，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爆发就是中东缺乏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这对后冷战时代阿拉伯世界的政局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错失调解的良机
美国对于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强势介入，曾经遭遇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杯葛，后者的代表之作就是1973年“石油战争”。但是，以石油禁运或减产作为针对以色列“隔山打牛”的武器，在1973年之后再未出现过。这首先是因为阿拉伯各国政治目标各异，如伊拉克曾力主扩大禁运范围、与石油消费国展开全面经济战，但沙特和科威特担心这会带来国内政治动荡，竭力反对。其次，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在减产期间利用油价高位牟利，收入相当可观，这也降低了统一使用石油武器的概率。再次，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以埃及为首的相当一批阿拉伯国家满足于收复1967年大部分失地，同时默认了与以色列长期共处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石油武器的使用，往往仅是个别国家争取特定政经目标的工具，而不具有普遍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拿捏的时机得当，美国再度强势介入中东干预，不会遭遇产油国大面积反弹。
近20年后，这个时机来了，由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华盛顿获得联合国授权组建多国部队干涉，国际舆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然而，老布什政府的拘谨和短视在这一节点上开始暴露——“沙漠风暴”行动迫使萨达姆撤军，但华盛顿并未将军事上的惩罚进行到底；结果，萨达姆得以重新控制住巴格达的局面，继续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障碍达10余年之久。另一方面，华盛顿明显又在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问题上热心过度。因为“沙漠风暴”而进驻沙特的美军随后改为常驻，以确保利雅得的政治稳定和这个“欧佩克安全阀”国家的外部安全，这种过度张扬的存在很快引起了穆斯林世界对新帝国主义的担忧，并直接导致当时尚在阿富汗活动的本·拉丹将美国设定为“基地”组织的主要打击对象。
此时，对美国所设想的后冷战时代“世界新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依然是巴以问题。更具体地说，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以及巴勒斯坦国的筹建问题。而在1991年前后，只有美国既有能力、也有动机掌握该问题的主导权。可是，华盛顿继续暴露其战略眼光上的短视。1991年3月，老布什公开声明将推动以色列与其邻国实现全面和平，但在随后开始的马德里和会上，美国既没有提供一种清晰可行的谈判案，又没有表现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胆识，仅仅是推动谈判继续下去。结果，当老布什于1993年离任时，巴以冲突依然在持续“发酵”。
在克林顿时代，尽管美国以“全球化”代替“新秩序”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口号，但其政治目标主次不分、对全球政治中不同区域的威胁重要度毫无把握的缺陷并未得到修正。当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普遍图景不复存在时，白宫陷入了“决策无意识”状态。尤其糟糕的是，克林顿政府几乎从未尝试自传统外交经验中获致有益遗产，尤其怠惰于提出一项明白可行的地缘战略，故未能破解老布什留下的中东僵局。布热津斯基指出，今日存在于大中东地区的诸种不稳定因素几乎都是在克林顿任内孳生繁衍的；因为拉宾之死中途夭折的《奥斯陆协议》（1993）与徒劳无功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议（2000）则复制了老布什在巴以问题上的不作为。
东西向“动荡传导链”
由于美国主导的外部调控机制的不作为，而中东地区内部并无一种自我调节的经验，进入21世纪之后，起自旧苏联帝国东部加盟共和国、沿黑海和地中海东岸深入阿拉伯半岛，随后掠过波斯湾、朝东北方直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条新月形半圆弧地带，成为了全球动荡最剧烈、对世界安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冲突反应炉”。此即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
在“动荡新月”的历史上，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具有转折性意义。为阻止“邪恶帝国”自地中海和阿富汗两个方向对海湾产油国形成钳形攻势，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策划阿拉伯志愿者发动反苏圣战。“新月”西部国家的政治失意者——尤其埃及、沙特、巴勒斯坦等国的极端教权主义者——悉数前往巴基斯坦。“圣战者”的主力，其一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中反对巴解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流亡者，其二为沙特反瓦哈比派教义的志愿者，其三则是1981年谋刺萨达特事件后幸存下来的埃及极端分子，可以说深受历史因素影响。
反苏联的战争最终反噬美国，这与苏联解体之后来自北方的压力衰弱，导致“动荡新月”内部的力量运动呈“东西向”发展有关。到2001年为止，链条东侧的阿富汗已经成为伊斯兰激进政治势力名副其实的“基地”，并向西输出动荡。在东西向的传导链上，横亘着彼此不和、但在反美问题上相当一致的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直接面对两伊的则是极端势力眼中理想的火药桶——沙特阿拉伯，其瓦哈比教派势力同时得罪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民主派，其政府多年来也是四面树敌。而要扳倒腐化的沙特王室，就得赶走美军的基地，这是本·拉丹的逻辑。事实是，一旦沙特王国发生重大政治变故，“动荡新月”将很快从东到西燃烧起来。
直到9·11事件发生，美国才完全注意到“动荡新月”地带的存在，即时应对手段则是同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前者是为摧毁制造动荡的“反应炉”，后者则是为切断传导链条。最终的行动路线则是2004年6月由八国集团首脑在佐治亚州峰会上提出的“大中东倡议”——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系于其内部需求与动力，在这一地区普遍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消解激进势力赖以滋长的土壤。从2004年到2008年，小布什政府在整个第二任期倾力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将变革深入“动荡新月”内部，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缺少进行这场无形战争所需的长期而持续的资源投入、可靠的军事保障以及破釜沉舟、不惜树敌的决断，几乎一事无成。提出大中东倡议本是为了避免危险更大、震荡时间更长的持久战，不料实施过程本身也成为了拉锯战，最终迫使奥巴马政府中止这一倡议。
以2010年8月31日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奥巴马政府逐渐将其前任对“动荡新月”的关注转移到亚洲。美国在起自2010年底的中东动荡中所持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但奥巴马对伊拉克和整个大中东问题近于“丢包袱”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回到了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旧路上，使得中东地区的内部力量再度进入东西向流动的循环。既有权力结构在“大中东倡议”期间陆续遭到破坏，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方政治力量又缺乏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只有再度进入自主的传导链条。中东动荡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和美国的再度“失位”不无关系。
而当前外界对利比亚的干预，很难称为政治意义上的“平衡”。利比亚固然是大中东政治生态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一环，但它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远超对美国的冲击。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周边发生动乱时，利比亚石油不啻是法意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能源“安全阀”，所以法意要积极干预。相比之下，美国更加关注沙特、巴林等国的形势，其在空袭利比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给欧洲国家一点甜头，以便未来解决伊朗问题时，能获致可期回报。
无论如何，美国如何应对这波席卷阿拉伯世界、前景尚不明朗的“政治觉醒”，尤其是如何自外部切实地干预中东内部的政治力量流动，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政治中最重大的疑点之一。鉴于“动荡新月”在其历史上从未形成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一切介入中东事务的大国皆须异常谨慎，更何况美国如同一战前的英国一般，也处在渐趋衰落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