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认识到意识形态对电影的影响是在大学里，看《日瓦格医生》：
　　红军师长和政委为日瓦格医生的去留吵架。
　　师长说，这儿我说了算。
　　政委说，我代表党。


　　“我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
　　“你敢把党拉出去枪毙？”
　　看到这里，我们放声大笑，并由此跳出了那些社会动荡和爱情磨难。
　　不论原作者帕斯杰尔纳克的立场如何，米高梅公司都不会在片中为社会主义苏联歌功颂德，影片完成于1965年，冷战尚未结束。
　　据说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和我们的不一样，没有按东西半球布局，美国被放在了中心位置，醒目无比。这是人家的思维方式。
　　《北京的55天》是一部以清末为历史背景的影片，片中慈禧太后与踏上中国领土的查尔斯·赫斯顿和大卫·尼文一样高鼻深目。好莱坞的庞大规模和精细分工更多地表现在服装和道具上。


　　这种“洋相”并不是从《北京的55天》开始的。早在1937年，奥斯卡影帝保罗茂·尼就在《大地》中扮演了一位中国农民王龙。影片展示了上个世纪末中国农村的生活：风暴、饥荒和飞蝗蔽日的灾难场面及主人公的坚韧顽强，都表现得真切感人，路易丝·赖纳也因为成功塑造王龙妻子阿兰的形象蝉联影后。
　　感情是可以超越人种、时间和国界的。
　　异族的外貌会影响观众的认同，但《大地》并不是拍给中国人看的。
　　《末代皇帝》结束了这种角色分配传统，影片几乎动用了西方影坛所有的华裔演员，并使他们从扮演东方下层小人物，升位到纯正的中国人。
　　《末代皇帝》当年就在中国公映了。
　　中国观众看到，西方教师庄士敦向小溥仪揭示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若干年后，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奥地利登山运动员和少年达赖在《西藏七年》中重演了这一主题）——经过长期改造，溥仪终于成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在“文革”岁月中，这位被特赦不久的战犯溜回紫禁城，在宝座上寻找当年的体温，还告诉那里的孩子“我是中国的皇帝”；而改造他的管理所长在“真正的革命者”红卫兵眼里只是“牛鬼蛇神”。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里说，人是不可能被改造的。
　　《末代皇帝》中，改造干部对战犯的歇斯底里只是偶尔发作，在《西藏七年》里的蹒代表就是穿着礼服的强盗，《尼克松》里的毛泽东就是坐上大堂的怪人，前者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没有一点尊重，后者就是满口脏话的木雕泥塑。


　　共同特点是思想简单，作风粗暴，没有起码礼貌。
　　《西藏七年》的导演让·雅克·阿诺拍过《玫瑰的名字》、《熊》、《情人》，享誉世界；《尼克松》是大导演奥利弗·斯通的作品。
　　想来想去，只有《红色小提琴》的中国部分称得上环境真实，人物可信，可以不用生硬这两个字。这也促使观众对影片的其它部分产生信任感。
　　《红色小提琴》涉及到的，仍是“大化大革命”。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偏见和真理是二位一体的。
　　1、 大卫·里恩导演的《日瓦格医生》获得了五项奥斯卡奖。


　　2、 《北京的55天》工作照
　　3、 《大地中的保罗茂·尼和路易丝·赖纳，这种中国妇女扮相在1987年《太阳帝国》中还可以看到
　　4、 《末代皇帝》导演贝托卢奇在中国有了空前知名度


　　5、 《尼克松》又译作《白宫风暴》、《惊世谎言尼克逊》，在美国上映后引起争议
　　6、 《西藏七年》又译《西藏情史》、《火线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