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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忆在小说《长恨歌》中以王琦瑶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上海，寓时代变幻于个人的命运之中，同时建构了一个从属于上海的、有着个人鲜明特色的独特文化场。这一文化场折射出作者的审美空间选择意识、意象经营意识、女性意识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意识，体现了作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选择。
关键词：审美空间 意象 人物形象塑造 女性意识
在现实社会中，文化是以一种“场”的形态而存在的。“场”，在物理学中作为“物质相互作用范围”的称呼，“它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可按其相互作用的性质区分为各种类型”，比如电子场、电磁场等，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文化存在的这种特殊的“场”称为“文化场”。只要在一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就必然会在文化与产生这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范围——“文化场”， 反之，只要在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种文化场，也就必然会有一种文化与之相对应，充当该文化场的“内核”。与文化相互统一的文化场具有着社会性。文化与文化场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①《长恨歌》以上海为故事发生背景，建构了一个有着王安忆情感投入的文化场。作者对上海文化精神的解读使她自觉把目光放在弄堂、平安里等上海典型的场所上，塑造了王琦瑶、程先生、康明逊等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心中的上海情结。
一、意象营造
人们常称客观现实的形象为“物象”，称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为“意象”。“物象”经过艺术家的改造，艺术地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即是“意象”②，作者在第一章营造了五个意象：弄堂、流言、闺房、鸽子、王琦瑶。这五个意象纵横铺陈，每个意象都是独立一个小节，作者洋洋洒洒用大量笔墨进行书写，极力营造故事发生的氛围。人物的出场是以复数形式“王琦瑶们”实现的，这一名字此时仍是一个泛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塑造的“王琦瑶”并不具有特殊性，人物与弄堂、鸽子、流言、闺阁一样处于平等地位，都是复数的、没有独特性的，都是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所以“王琦瑶”才会和弄堂、流言这些事物一样作为文章一个部分的标题。
流言是阴沉的、鄙陋的、混淆视听的，它随着弄堂扩散开来，“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流言同时又是浪漫的，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难以抑制的生命力。“流言”本身是一种没有具体形体存在的东西，作者却使它附着于具体的物质或者形态之上。对“流言”这一意象的营造为主人公王琦瑶的传奇一生提供了想象的可能，增加了故事情节的神秘色彩和阅读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开了读者和小说之间的审美距离。
鸽子在城市上空飞翔，俯瞰着城市的一举一动，鸽子视角代表了一定的上帝视角。作者通过鸽子的视角，传达出了独具特色的上海景观。“大街上的景色为它们熟视无睹，它们锐利的眼光很能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情，它们的眼光还能够去伪存真，善于捕捉意义。”鸽子是白色的，群飞的鸽子是白色的纷乱、大片的呈现，是清冷而凄厉的景象，预示着死亡。鸽群“在密密匝匝的屋顶上盘旋，就好像在废墟的瓦砾堆上盘旋，有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活物似的。”它们也确实是《长恨歌》中最后的活物，见证了弄堂里生命的枯荣。
二、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女性意识
在《长恨歌》中，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开始了意识觉醒。导演劝说王琦瑶退出“上海小姐”的竞选， 跟她讲竞选“上海小姐”其实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的手段。十六岁的王琦瑶不但没有听从导演的建议， 反而驳斥：“竞选‘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标志， 是给女性社会地位。”参选“上海小姐”， 是她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这时候的王琦瑶， 不再听从于跟她意见相反的男性， 而是能进行自我决定。被国民党军政要员李主任看中， 自愿搬去“爱丽丝公寓”， 是王琦瑶女性意识第二次觉醒。这里， 作者塑造出一个能自主婚姻的王琦瑶。几经曲折的王琦瑶， 最后回到“平安里”当一名注液护士。在平安里， 她爱上康明逊， 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她明知康明逊懦弱，与自己没有结果，但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独自抚养成人。这个决定， 体现了她自我意识的第三次觉醒。严家师母对她说：“女人， 还是为男人做得好。”王琦瑶却坚持：“我偏要为自己做。” 王琦瑶的三次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觉醒，不仅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对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呼吁作用。
除了王琦瑶，作者还塑造了吴佩珍、蒋丽莉、严家师母、薇薇等女性形象。学生时代的同学吴佩珍甘心做她的陪衬，而王琦瑶有自己的打算和心思，在试镜头事件后，吴佩珍便淡出了她的生活。与蒋丽莉交往则有利可图，二人本没有情感共鸣，是活在梦想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类人，脆弱的友情也因与程先生的三角关系而终结。回到平安里的王琦瑶，曾与严家师母交好，而当严家师母發现自己的表弟康明逊无视她的“面子”理论，与王琦瑶私下里约会的时候，这段姐妹情也随之告终。王琦瑶与女儿薇薇的关系最值得深思。二人与其说是母女，不如说更像是姐妹，少了亲情应有的相互扶持。薇薇仇视母亲的美貌，王琦瑶羡慕女儿的年轻。按理说，王琦瑶只有女儿一个亲人，本该珍视，然而在金条和女儿的抉择中，王琦瑶选择物质财富。而薇薇也不断向母亲索要钱财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在小说结尾离开母亲陪丈夫去了美国。王琦瑶与薇薇等女性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了作为上海市民在商业经济环境支配下的精明和重视物质，也深化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结语
正如让·伊芙·塔迪埃所言：“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 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④《长恨歌》的时间跨度很大，文中多重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同时作者又将王琦瑶置于时代更替的历史流程中，书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史诗。《长恨歌》建构的四十到八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场，反映了作者对上海的审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文化场》 黄峰 北方经贸2000年4期 2000.8.25
[2]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3]韩林德：《境生象处——华夏审美艺术与审美特征考察》，1996年版，第51页
[4]让·伊芙·塔迪埃著，桂裕芳、王森译. 普鲁斯特和小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24页
关键词：审美空间 意象 人物形象塑造 女性意识
在现实社会中，文化是以一种“场”的形态而存在的。“场”，在物理学中作为“物质相互作用范围”的称呼，“它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可按其相互作用的性质区分为各种类型”，比如电子场、电磁场等，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文化存在的这种特殊的“场”称为“文化场”。只要在一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就必然会在文化与产生这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范围——“文化场”， 反之，只要在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种文化场，也就必然会有一种文化与之相对应，充当该文化场的“内核”。与文化相互统一的文化场具有着社会性。文化与文化场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①《长恨歌》以上海为故事发生背景，建构了一个有着王安忆情感投入的文化场。作者对上海文化精神的解读使她自觉把目光放在弄堂、平安里等上海典型的场所上，塑造了王琦瑶、程先生、康明逊等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心中的上海情结。
一、意象营造
人们常称客观现实的形象为“物象”，称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为“意象”。“物象”经过艺术家的改造，艺术地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即是“意象”②，作者在第一章营造了五个意象：弄堂、流言、闺房、鸽子、王琦瑶。这五个意象纵横铺陈，每个意象都是独立一个小节，作者洋洋洒洒用大量笔墨进行书写，极力营造故事发生的氛围。人物的出场是以复数形式“王琦瑶们”实现的，这一名字此时仍是一个泛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塑造的“王琦瑶”并不具有特殊性，人物与弄堂、鸽子、流言、闺阁一样处于平等地位，都是复数的、没有独特性的，都是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所以“王琦瑶”才会和弄堂、流言这些事物一样作为文章一个部分的标题。
流言是阴沉的、鄙陋的、混淆视听的，它随着弄堂扩散开来，“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流言同时又是浪漫的，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难以抑制的生命力。“流言”本身是一种没有具体形体存在的东西，作者却使它附着于具体的物质或者形态之上。对“流言”这一意象的营造为主人公王琦瑶的传奇一生提供了想象的可能，增加了故事情节的神秘色彩和阅读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开了读者和小说之间的审美距离。
鸽子在城市上空飞翔，俯瞰着城市的一举一动，鸽子视角代表了一定的上帝视角。作者通过鸽子的视角，传达出了独具特色的上海景观。“大街上的景色为它们熟视无睹，它们锐利的眼光很能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情，它们的眼光还能够去伪存真，善于捕捉意义。”鸽子是白色的，群飞的鸽子是白色的纷乱、大片的呈现，是清冷而凄厉的景象，预示着死亡。鸽群“在密密匝匝的屋顶上盘旋，就好像在废墟的瓦砾堆上盘旋，有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活物似的。”它们也确实是《长恨歌》中最后的活物，见证了弄堂里生命的枯荣。
二、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女性意识
在《长恨歌》中，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开始了意识觉醒。导演劝说王琦瑶退出“上海小姐”的竞选， 跟她讲竞选“上海小姐”其实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的手段。十六岁的王琦瑶不但没有听从导演的建议， 反而驳斥：“竞选‘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标志， 是给女性社会地位。”参选“上海小姐”， 是她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这时候的王琦瑶， 不再听从于跟她意见相反的男性， 而是能进行自我决定。被国民党军政要员李主任看中， 自愿搬去“爱丽丝公寓”， 是王琦瑶女性意识第二次觉醒。这里， 作者塑造出一个能自主婚姻的王琦瑶。几经曲折的王琦瑶， 最后回到“平安里”当一名注液护士。在平安里， 她爱上康明逊， 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她明知康明逊懦弱，与自己没有结果，但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独自抚养成人。这个决定， 体现了她自我意识的第三次觉醒。严家师母对她说：“女人， 还是为男人做得好。”王琦瑶却坚持：“我偏要为自己做。” 王琦瑶的三次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觉醒，不仅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对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呼吁作用。
除了王琦瑶，作者还塑造了吴佩珍、蒋丽莉、严家师母、薇薇等女性形象。学生时代的同学吴佩珍甘心做她的陪衬，而王琦瑶有自己的打算和心思，在试镜头事件后，吴佩珍便淡出了她的生活。与蒋丽莉交往则有利可图，二人本没有情感共鸣，是活在梦想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类人，脆弱的友情也因与程先生的三角关系而终结。回到平安里的王琦瑶，曾与严家师母交好，而当严家师母發现自己的表弟康明逊无视她的“面子”理论，与王琦瑶私下里约会的时候，这段姐妹情也随之告终。王琦瑶与女儿薇薇的关系最值得深思。二人与其说是母女，不如说更像是姐妹，少了亲情应有的相互扶持。薇薇仇视母亲的美貌，王琦瑶羡慕女儿的年轻。按理说，王琦瑶只有女儿一个亲人，本该珍视，然而在金条和女儿的抉择中，王琦瑶选择物质财富。而薇薇也不断向母亲索要钱财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在小说结尾离开母亲陪丈夫去了美国。王琦瑶与薇薇等女性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了作为上海市民在商业经济环境支配下的精明和重视物质，也深化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结语
正如让·伊芙·塔迪埃所言：“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 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④《长恨歌》的时间跨度很大，文中多重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同时作者又将王琦瑶置于时代更替的历史流程中，书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史诗。《长恨歌》建构的四十到八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场，反映了作者对上海的审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文化场》 黄峰 北方经贸2000年4期 2000.8.25
[2]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3]韩林德：《境生象处——华夏审美艺术与审美特征考察》，1996年版，第51页
[4]让·伊芙·塔迪埃著，桂裕芳、王森译. 普鲁斯特和小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