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妻刚从乡下进城，我在宣传部当临时工，妻在食品公司上班。吃住困难自不待言，最大的难题就是生活用煤。那时什么东西都靠户口簿供应，而我家只有妻一人是城市户口。按当时本地的规定，单人是不发煤炭证的，所以，我们日常烧的煤饼全靠求人批条子。妻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这个艰巨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上要调我到离城一百多里的乡下工作。作为临时工，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反而有点受宠若惊。所以当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满口答应，说：“坚决服从!”领导问：“有什么困难吗?”我不好意思地抓抓头说：“就……就是家里烧煤有点紧……紧张……”领导呵呵一笑说：“这好办，解决你200斤煤炭计划。”我开心死了，当天下午就把煤饼买回家。那时候的我真的好单纯啊!也不仔细想想：这200斤煤烧完了怎么办?为什么不向组织上提出解决我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户口一解决，不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吗？我以为妻一定会抱怨我，但我低估了她，妻不仅没有抱怨我，还说：“领导叫你下乡就下乡，为什么要提煤的事，太不应该了!”我说：“不提煤炭的事，你在家烧什么?”妻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放心下乡去，烧的问题我会自力更生的。”
　　尽管妻信誓旦旦，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到妻的单位，向妻询问，而她每次都是笑吟吟地回答：“有煤烧呢，前天我刚找人批过条子。”我心里一乐，想：真是环境改变人，妻也学会厚着脸皮去找人了!
　　有一天，我因事返城，傍晚回家后，见妻还没有下班，我就准备开煤炉烧晚饭。谁知一开炉门，火已奄奄一息，再看墙角，只剩下一块煤饼!咦，昨天妻还在电话中说刚买过50斤煤，怎么会没有了呢?原来妻是在“骗”我，她根本就没有找人批过条子。我这才发起急来：只剩一块煤饼，晚饭虽能凑合，可晚上拿什么封炉子?明天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情急之下，我只好去找妻子。因为我有一次看见妻的打字室里堆放不少冬天取暖用的煤饼，想从她那里借几块回来救救急。我把这个想法对妻说了，哪晓得她一口回绝，说：“你怎么想得起来的?这是公家的煤，一块都不能动!明天没煤烧，我和孩子就去吃食堂。”
　　妻的话令我感动，但我总觉得她未免也太“那个”了点。
　　此后，我家的“燃煤之急”一直没有缓解过，总是紧巴巴的。但正是这种紧巴巴的日子，加固了我和妻爱的堤坝，也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妻那美好的心灵。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乘乡下的便车回家，刚走进巷口，远远就看见我家窗户有一股浓烟向外冒着。我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可进家门一看，是妻正在升火做晚饭。她大汗淋漓，脸上还有几处黑灰，像个“花脸婆”。细看，屋里新砌了一个小灶。原来妻是不忍心让我老是为烧煤的事四处求人，劳心烦神，就自作主张，请瓦匠在室内砌了个小灶。有煤就烧煤，没煤就烧柴火。这办法虽然“机动灵活”，但烧柴火的罪不好受——不仅熏人，而且烟大、呛人。作为男人，我禁不住一阵阵伤心和愧疚。我说：“别受这个罪了，还是烧煤吧，我会想到办法的！”她说：“烧柴火好哩，还有点农家的乐趣。”我问：“哪来柴火?你能到乡下去捡?”她反问：“为什么不能呢？怕丢你面子?”我不再吱声了。因为我的目光已被门外一堆柴火吸引住了——这些树枝、树叶一定是妻起早贪黑四处捡来的啊!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撂在床肚里的一堆煤饼，有四五十块呢!我大惑不解，问妻：“有煤为什么还要烧柴火？”妻笑而不答。追问再三，她才道出了真相——原来她听我说过，我母亲不久要来，为了不让老人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宽裕，她想将煤饼省下来，等母亲来时再烧。
　　这就是我的妻子!
　　现在，“煤炭证”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尽管如此，有关煤饼的故事，还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煤饼啊煤饼，它是艰难岁月里、，我们夫妻情爱的一种“载体”!更确切地说，妻就像一块燃烧的煤，她以她纯真的爱、浓浓的情，给我以温暖，给我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