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名字，但有多少人了解真实的他呢？
　　除了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之外，白求恩还是一个少见的暴脾气和工作狂。假如他的性格不是那么棱角分明——只消缓和一点点，也许其命运就全然不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样子了。
　　一种说法是，在延安，有人劝这位远道而来的医学博士留在后方，为领导人当保健医师。而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直接把一把椅子扔出了窑洞。
　　这个牛脾气医生到了中国，阎锡山没留住他，延安也没留住他，还是医疗环境奇差的晋察冀边区最令他感到激动：“我处于战争核心中的核心。此时此刻，我才能真正体验在这场苦战中所散发的莫名的亢奋滋味。”
　　在工作上，他一如既往地不好相处，要是有人在手术中给他递错了器械，只怕也免不了被踹开的命运。手术器械消毒必须达到标准，摆放必须符合规定、不能擅离职守、不能嫌弃病人的腥臭味;不论环境如何简陋，都坚持最高的医疗技术水准。
　　他是一位天才的医生，在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一边行医，一边从事医疗教育，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了边区的医疗体系，甚至能劝说当地村民组织出一支志愿献血团。
　　为了能最有效率地救治伤员，白求恩发明了一种能跟着军队走的“流动医院”，精确控制了所有细节——他与勤务兵带着两匹骡子，骡子身上扛的物资足以提供百余人的医药，还能搭建一个手术室，并且在敌军靠近时，能在10分钟内收拾完毕，准时撤退。
　　这位工作狂医生常常一天干上18个小时。最忙的时候，他在40个小时内做了71台大大小小的手术，还有一回则在69个小时内诊治了115名伤员。
　　他逐渐成为华北村落里的一个传说，他的名字就是鼓舞战士的口号。
　　正因此，也有人说，就算没有那次致死的伤口感染，过度的操劳迟早会将他带向死亡的結局。
　　这样离弃生命的态度，让史学家史景迁感觉，白求恩真正的目的，也许远不止治疗伤病或是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前线，他是在为他们那一代人赎罪，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冲淡这一代人的冷酷、无动于衷和追名逐利。
　　在自我诊断为败血症之后，白求恩淡定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亡。他把手术器材留给中国同事，毛毯留给助手，手套和英国制的皮鞋则送给了聂荣臻……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说，自己对这里的所有人都心怀感激：“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有时不免感到孤寂，但我从我最敬爱的同志当中得到无比的成就感。”
　　白求恩享年49岁，可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已经白发苍苍，牙齿脱落，肌肉也日渐松弛，看上去不折不扣是个挺老的老头。
　　但岁月与环境的变迁不曾改变过他的内心。那一年，在寄往加拿大的书信中，他问朋友：“还写书吗？还演奏音乐吗？你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净床单的软榻上是什么滋味？姑娘们仍然喜欢被爱吗？”
　　（孤山夜雨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