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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超速增长背后的故事
高培勇：1994年以后，中国税收呈现一条“魔方”式持续高速增长轨迹。世界税收史上，收入跳跃式增长往往是税制变革的结果，而中国持续12年的税收高速增长是在税制基本未作任何大调整的背景下发生的。我认为，当前税收高速增长是整体经济增长、物价上涨、税源结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加强税收征管和进出口不平衡等六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真正有点特殊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是在加强税收征管、拓展增收空间上。中国现行税制诞生之时，中国政府在1993年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要应对严峻的通货膨胀，二要扭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势头，因此“增收”成了税制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考虑到当时税收实际征收率只有50％，在“宽打窄用”的理念下自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2003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10年间提升了20个百分点，税收收入肯定也要呈现相当的增长。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关于中国税收的故事才特别耐人寻味。
贾康：中国财政收入90％以上是税收收入，税收增长离不开经济基本面形势，要看整个经济的成长和效益能否支持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前十多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下滑的，最低点在1995年，然后比重一路上升，现在已经上升到调整后GDP的20%左右。从经济基本面来说，改革开放要经历痛苦的调整就必然有一个放权让利、放水养鱼的过程。改革十多年后，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运行规范性提高了，机制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点发育，加上市场经济各种因素相互间的激荡，开始进入了效益收获期。这几年，所得税的增长非常强劲，内外资企业都是快速增长，以前税源主要靠沿海，现在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已经超过沿海。改革开放20多年，前期的很多因素对现在税收增长肯定有贡献，正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支撑了税收全面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总体而言是正常的。
彭龙运：税收这么快的增长，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长时间？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持续。但是事实上一分析会发现这个速度的确可以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经济风险因素可以看到，经济基本面是支持这种高速增长的，估计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不会有改变。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特征是资本投资的高速增长和非农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而中国税制安排恰好是对这些非农产业采取高税率，经济结构变化也是有利于税收增长的。综合判断，如果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话，只要经济基本面不改变，预计税收增长再持续十年是没有问题的。
袁钢明：税收是资金集聚，或者是一种分配方式，财政资金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资源集中速度过快，经济理论上从来没说税收快速增长一定是件好事。政府的考虑与企业微观的考虑，或者国家与居民个人的考虑，角度都是不同的，政府拿走的资源过多，可能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到底是激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重要，还是集中资金公共支出更有效，这时候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现在世界上税收和财政大致占GDP三分之一，绝不可占到三分之二。我们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部分已经上升到世界高位了，按照税收计算大致是占GDP 20％，加入社保等因素后按比较宽广的定义大概占GDP 30％以上。现在税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很快就进入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了。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年增20％，居民收入增长只有6％，财政收入增长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成长，而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经济能不能持续应该与人民收入和消费能不能承受有关系，如果财政增长过快，影响到消费需求，经济必然受影响，这就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及时调整税收的增长。如果居民收入能同步甚至比财政更快地增长，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追求税收过快增长不利经济结构转型
贾康：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长好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关注怎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是最长远、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地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粗放型的扩张，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不能满足当前这种方式下的收入增长，现在的满足会隐含一种危险：如果只看到财政情况好而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今后一旦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瓶颈变成非常现实的因素，整体收入就可能要掉下来。那时候就会发现，前期做的很多工作要让全社会去付出代价了。
袁钢明：财政增长快了，是不是经济就真的活跃了？现在政府的产业安排，各种各样的目标设置，各种具体工作的执行，都以税收收入增长为最终评价目标。很多地方的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主导，选择产业第一个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地方财政增长。结果发展成为只有税收增长了当地经济才能增长，只有实现了税收才会把钱投到那里去，社会大量资金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比如各地的房地产业。现在税收增长高的地方获得的外部资金比实现的税还多，这种税收背后有很多人为的安排。于是，欠发达地区跟发达地区完全是两个世界，发达地区拿着大量资源去获得一定的税收，欠发达地区既没有税收又拿不到资源，财政金融体系不愿意改造投入多产少出的地区，更愿意把钱投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投到香港去。因此，我们是在用税收资金甚至税收以外的资源在培植现在的税收。这些年高投资、低消费、低物价、低收入、低福利的结构是一种低效益扩张，一种让老百姓受损的歪曲。现在继续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这种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减税是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
高培勇：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所谓税收痛苦指数，把中国排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国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事关GDP在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分配格局，牵涉中国宏观税负的判断，故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由税收持续高增长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归结为现行税制能否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我们面对的所有的经济制度中，税收制度应该是与时俱进最强的那一类。换言之，税收收入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给我们一再传递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加快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所有问题都应在现行税制的与时俱进中得到验证，得以解决。
张曙光：持续这些年的税收高增长，而且增长幅度那么大，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有必要研究一下减税的实施办法，以利于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减税办法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一个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一个是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两项改革涉及到每家企业，既可以有效降低税负，激发企业的活力，又利于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平衡国内外需求。现在应当在财政比较宽裕的条件下尽快推出。
经济结构转型强调扩大内需。内需和外需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外需那么强劲，拉动增长的作用那么明显，内需启动就会很困难。现在出口增长那么快，引资那么多，同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密切相关。现行税收政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外资企业所得税率15％，内资企业是33％。这样的结果是外资进来了，出口增加了，外需在许多地方支撑着当地经济增长，内需提升还有空间吗？如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到比如25%的标准，对国内企业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对外资企业也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国民待遇。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循环潜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出口大量贸易商品换回美元纸币，然后投资美国的债权，美国拿这个钱到中国来买中国企业的股权。债权的收益是3%，股权的收益是10％，这样一个循环，对中国相当不利，我们能够从中间得到的贸易利益很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恰当的免税优惠政策造成的，对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今年政府财政收入已经3万多亿，把减税政策推开是时候了。
安体富：现在的税制结构本身就会带来税收高增长。原来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因此名义税率设计得比较高，税收中比重最大的增值税基本税率17％，折合成消费型税率一般是23％，西方国家多数低于20％，而且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是生产投资重复计税，当然增长比较快。企业所得税，我国是33％，欧洲国家多为29％左右，德国、澳大利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都低于30％。国外税负扣除很多，有折旧、工资扣除等等，这个比税率还重要，而我国所得税中劳动工资、资本故障、风险故障、研发费用都不是足额扣除，这样我们实际税负比很多国家都重，经济增量当中被税收拿走比较多。以每年税收增量对比GDP的增量，1994年这个比例低于10％，1999年就提高了，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被税收拿走了。现在创新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也是因为企业没有这个财力，没有这个条件。要支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赶快实现增值税转型，用合理的税制去鼓励创新和转轨。财税收入快速增长时，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去支持税制的改革。
贾康：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对税收的偏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领导都呼吁要实现两税并轨，一致支持税制改革。在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有必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和增值税转型两个改革，因为这两个改革都会减少税收收入。现在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条件，为什么不更好的推行呢？这是非常必要的。
高培勇：1994年以后，中国税收呈现一条“魔方”式持续高速增长轨迹。世界税收史上，收入跳跃式增长往往是税制变革的结果，而中国持续12年的税收高速增长是在税制基本未作任何大调整的背景下发生的。我认为，当前税收高速增长是整体经济增长、物价上涨、税源结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加强税收征管和进出口不平衡等六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真正有点特殊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是在加强税收征管、拓展增收空间上。中国现行税制诞生之时，中国政府在1993年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要应对严峻的通货膨胀，二要扭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势头，因此“增收”成了税制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考虑到当时税收实际征收率只有50％，在“宽打窄用”的理念下自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2003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10年间提升了20个百分点，税收收入肯定也要呈现相当的增长。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关于中国税收的故事才特别耐人寻味。
贾康：中国财政收入90％以上是税收收入，税收增长离不开经济基本面形势，要看整个经济的成长和效益能否支持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前十多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下滑的，最低点在1995年，然后比重一路上升，现在已经上升到调整后GDP的20%左右。从经济基本面来说，改革开放要经历痛苦的调整就必然有一个放权让利、放水养鱼的过程。改革十多年后，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运行规范性提高了，机制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点发育，加上市场经济各种因素相互间的激荡，开始进入了效益收获期。这几年，所得税的增长非常强劲，内外资企业都是快速增长，以前税源主要靠沿海，现在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已经超过沿海。改革开放20多年，前期的很多因素对现在税收增长肯定有贡献，正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支撑了税收全面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总体而言是正常的。
彭龙运：税收这么快的增长，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长时间？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持续。但是事实上一分析会发现这个速度的确可以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经济风险因素可以看到，经济基本面是支持这种高速增长的，估计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不会有改变。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特征是资本投资的高速增长和非农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而中国税制安排恰好是对这些非农产业采取高税率，经济结构变化也是有利于税收增长的。综合判断，如果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话，只要经济基本面不改变，预计税收增长再持续十年是没有问题的。
袁钢明：税收是资金集聚，或者是一种分配方式，财政资金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资源集中速度过快，经济理论上从来没说税收快速增长一定是件好事。政府的考虑与企业微观的考虑，或者国家与居民个人的考虑，角度都是不同的，政府拿走的资源过多，可能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到底是激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重要，还是集中资金公共支出更有效，这时候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现在世界上税收和财政大致占GDP三分之一，绝不可占到三分之二。我们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部分已经上升到世界高位了，按照税收计算大致是占GDP 20％，加入社保等因素后按比较宽广的定义大概占GDP 30％以上。现在税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很快就进入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了。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年增20％，居民收入增长只有6％，财政收入增长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成长，而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经济能不能持续应该与人民收入和消费能不能承受有关系，如果财政增长过快，影响到消费需求，经济必然受影响，这就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及时调整税收的增长。如果居民收入能同步甚至比财政更快地增长，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追求税收过快增长不利经济结构转型
贾康：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长好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关注怎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是最长远、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地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粗放型的扩张，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不能满足当前这种方式下的收入增长，现在的满足会隐含一种危险：如果只看到财政情况好而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今后一旦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瓶颈变成非常现实的因素，整体收入就可能要掉下来。那时候就会发现，前期做的很多工作要让全社会去付出代价了。
袁钢明：财政增长快了，是不是经济就真的活跃了？现在政府的产业安排，各种各样的目标设置，各种具体工作的执行，都以税收收入增长为最终评价目标。很多地方的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主导，选择产业第一个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地方财政增长。结果发展成为只有税收增长了当地经济才能增长，只有实现了税收才会把钱投到那里去，社会大量资金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比如各地的房地产业。现在税收增长高的地方获得的外部资金比实现的税还多，这种税收背后有很多人为的安排。于是，欠发达地区跟发达地区完全是两个世界，发达地区拿着大量资源去获得一定的税收，欠发达地区既没有税收又拿不到资源，财政金融体系不愿意改造投入多产少出的地区，更愿意把钱投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投到香港去。因此，我们是在用税收资金甚至税收以外的资源在培植现在的税收。这些年高投资、低消费、低物价、低收入、低福利的结构是一种低效益扩张，一种让老百姓受损的歪曲。现在继续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这种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减税是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
高培勇：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所谓税收痛苦指数，把中国排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国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事关GDP在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分配格局，牵涉中国宏观税负的判断，故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由税收持续高增长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归结为现行税制能否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我们面对的所有的经济制度中，税收制度应该是与时俱进最强的那一类。换言之，税收收入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给我们一再传递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加快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所有问题都应在现行税制的与时俱进中得到验证，得以解决。
张曙光：持续这些年的税收高增长，而且增长幅度那么大，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有必要研究一下减税的实施办法，以利于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减税办法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一个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一个是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两项改革涉及到每家企业，既可以有效降低税负，激发企业的活力，又利于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平衡国内外需求。现在应当在财政比较宽裕的条件下尽快推出。
经济结构转型强调扩大内需。内需和外需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外需那么强劲，拉动增长的作用那么明显，内需启动就会很困难。现在出口增长那么快，引资那么多，同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密切相关。现行税收政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外资企业所得税率15％，内资企业是33％。这样的结果是外资进来了，出口增加了，外需在许多地方支撑着当地经济增长，内需提升还有空间吗？如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到比如25%的标准，对国内企业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对外资企业也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国民待遇。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循环潜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出口大量贸易商品换回美元纸币，然后投资美国的债权，美国拿这个钱到中国来买中国企业的股权。债权的收益是3%，股权的收益是10％，这样一个循环，对中国相当不利，我们能够从中间得到的贸易利益很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恰当的免税优惠政策造成的，对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今年政府财政收入已经3万多亿，把减税政策推开是时候了。
安体富：现在的税制结构本身就会带来税收高增长。原来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因此名义税率设计得比较高，税收中比重最大的增值税基本税率17％，折合成消费型税率一般是23％，西方国家多数低于20％，而且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是生产投资重复计税，当然增长比较快。企业所得税，我国是33％，欧洲国家多为29％左右，德国、澳大利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都低于30％。国外税负扣除很多，有折旧、工资扣除等等，这个比税率还重要，而我国所得税中劳动工资、资本故障、风险故障、研发费用都不是足额扣除，这样我们实际税负比很多国家都重，经济增量当中被税收拿走比较多。以每年税收增量对比GDP的增量，1994年这个比例低于10％，1999年就提高了，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被税收拿走了。现在创新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也是因为企业没有这个财力，没有这个条件。要支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赶快实现增值税转型，用合理的税制去鼓励创新和转轨。财税收入快速增长时，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去支持税制的改革。
贾康：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对税收的偏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领导都呼吁要实现两税并轨，一致支持税制改革。在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有必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和增值税转型两个改革，因为这两个改革都会减少税收收入。现在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条件，为什么不更好的推行呢？这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