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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 禁
悄悄就没有了
唐代的中国城市，太阳一落山，鼓楼就敲响“闭门鼓”（暮鼓），六百下闭门鼓敲完，大街上就不许走人走车了，一旦被抓到就是“犯夜”，就要笞打五十下。除非是为官府送信之类的公事，或是为了婚丧吉凶以及疾病买药请医的私事，被抓到才不会受罚。没有要事但想要夜行？那就只能等每天早上五更三点敲响的四百下“开门鼓”。这，便是传说中的宵禁了。
到了宋朝，城市中仍有宵禁。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的《宋刑统》规定，“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从中可以看出，犯夜这件事，没有那么严重了——打的棍子变少，而可以找的借口更多了。
有趣的是，宵禁虽有，并不认真执行。首先士大夫们就开始频繁“犯夜”。宋太宗年间，赵昌言担任枢密副使，陈象舆、董俨担任盐铁副使，他们三人经常跟同僚们一起在枢密院喝酒。有次他们乘醉夜归，遇上负责值夜的士兵，士兵上前去问问是什么情况，赵昌言就直接一鞭子打过去说：“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第二天，这事就开封城里传开了，“陈三更，董半夜。”“三更半夜”一词由此形成。
后来赵昌言因故贬官，后又起复，宋太宗还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半夜之会，不复有之？”看来，犯夜这件事，连皇帝都觉得没什么。
就这样，半夜之会却是越来越多。有一个刁学士喜欢交际，玩到半夜是常事，就有了“刁半夜”的美称。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直接是“夜关不锁戍无兵，负贩行歌乐太平。”
不过，宵禁制度逐渐松弛直至形同虚设，却还要从后周世宗柴荣说起。柴荣扩建东京城（后来的北宋都城开封），指导原则就是“度地居民”，简单说就是以人为本。在新城之内，官府规划好了街巷、军营、仓库、官署所用地段之后，其他的地方就任由百姓营造，以满足其生活所需。
唐代的城市，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泾渭分明，有坊墙区隔，但在所有柴荣发出的诏书里，却没有提及坊墙的修建——原来有坊墙，到了宵禁时直接关门，很好管理。但不再有坊墙后，住宅区跟商业区混杂，想宵禁就无从说起了。
商 店
也学会了占道经营
以前因为有坊墙，商店都被圈在“东市”、“西市”里，只有大官府邸才能临街开门，所以那时候的大街上，是听不到叫卖声的。既然没了坊墙，各家商店就开始想办法临街开店，沿街叫卖。官府起初还不太习惯，要禁，但禁不住，也就放弃了。到了宋仁宗景佑年间就允许直接临街开店，商人只要肯纳税，在哪里开店都行。
这样，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热闹场景：不再有固定的“市”，街旁、桥头、巷内，都可以经商和交易，街道两旁也是店铺林立，有的店铺还打起了灯箱广告牌——比如有家“十千脚店”不是洗脚的地方，而是普通人无权酿酒的酒肆。脚店的酒，从正店买来。正店的标志，就是门口悬挂着红栀子灯，如果灯外面再罩了一个竹罩子呢，就意味着这家店可以提供“特殊服务”。
没有了宵禁，夜市、早市接踵而至，小商品多，小吃更多，各色面食和糕点之外，还有饮料“香饮子”可以喝，沿着大街一路逛过去，可以一路走一路吃。不想出去吃饭？也有送外卖的，酒店伙计可以直接将酒菜送上门。事实上，宋朝的城市居民不怎么在家自己做饭，要么下馆子要么叫外卖。
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到了五更又重新开张，小夫妻手牵手逛上整整一天都没问题。历史上，女词人李清照就曾和丈夫赵明诚一起穿街过巷，搜求金石书画。
不过，与唐朝长安的宽阔街道相比，开封的街道却窄了很多。本来按规定，主要街道宽三十米，但街道两边的店铺为了招徕顾客，经常占道经营，修建各种违章建筑。不过官府还是“度地居民”的原则，关系到基本民生还是不会去强行拆除。不好拆，那就直接收税，直接找那些店铺征收“侵街房廊钱”。就这样，街道越来越窄，连皇帝出行都只好减少随行人员。
在宋朝，商店似乎是有特权的。占道经营不说，它们还可以采用以往宫室才允许的规制建造。景祐三年朝廷下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这样，皇家的威严更是没有了。
在宋朝，皇帝不是皇帝，是“官家”，每逢节庆，官家就要与民同乐——要么登上宣德楼，要么前往金明池。官员也散居民间，那些住在外城的官员们，进城上朝也要早起，他们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井小民一起早早在城外等候，等着城门开启。
眼前这座城市，从外表上看，其实不像是一座宏伟的都城，而是一个乱糟糟的集市。但是，它适宜市井生活。
瓦 子
就是如今的春晚大舞台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开封的人口越来越多。走进开封城，就进入了人的海洋。街头人挤人，若是进到勾栏瓦肆，更是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勾栏、瓦肆本是两个词，常连在一起说。瓦肆就是瓦子，也叫瓦市，这里以“瓦”为名，实际上并没有那些盖着层层叠叠瓦片的建筑，而是“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这类玩闹之徒忽聚忽散，犹如砖瓦之属，所以他们聚会玩闹的场所便以“瓦”得名。同时这里又有卖药、卖卦、博彩、饮食的生意，即是市场。
一个瓦子会分成很多小场地，这个场地便是勾栏。勾栏也许会让人联想起用绳子、木杆和布幔分隔开的小空间，但实际也不是那么统一。有的有瓦有顶，有的是露天的，有的有看台，有的里面只放一条条的凳子，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所有人就都挤着站着。反正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粉墨登场。
在北宋都城开封，城中的桑家瓦子、内中瓦子、里瓦子三处，就有勾栏五十余座，大的可以容纳数千人。而南宋临安的瓦子也一样兴盛，《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名的瓦肆应有清冷桥畔的南瓦、三元楼的中瓦、众安桥的北瓦、三桥街的大瓦等。北瓦最大，内有勾栏十三座。
在城市里，你只管随便走，都能走到一个勾栏中去，想看什么都有。《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瓦肆伎艺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所以不管风雨寒暑，每天都是人挤人。还有的勾栏每天到五更，就有傀儡（木偶）小杂剧开场，去晚了就看不到，更是能聚集人气。所谓小杂剧，特点就是表演人数少，故事以日常市井生活为主，轻松有趣，有点像现在的小品。所以，瓦子其实就是如今的春晚大舞台。
除了有小品，瓦子里还有人演习各种武术：甩鞭、练剑、飞刀、劈斧，就是玩一个“险”字——棍棒劈头，银枪钻喉，空腹吞刀、口出吐火、眼睛吃针、刀上顶人。胆小的千万别看，不过哪怕是闭着眼看完也要叫声“好”。
当时还有种“障眼法”，就类似于魔术了。表演者的技法也是相当高超。宋神宗时，一人表演藏舟，数十人抬着，转瞬之间那舟就不见了。观众莫不惊骇，以为来神仙了。
女相扑
皇帝不准看，民间照看不误
但相比变戏法，瓦子里的观众们还是更喜欢对抗性强的节目，比如相扑，只要有表演，就是人山人海，这可是压轴节目。
相扑表演之受欢迎，从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传》就可以看出：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宫，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这些观众，来自全国各地，“一者烧香，二者乃为着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
偷学他几路，自己就能去当相扑艺人挣钱了。相扑艺人是各种表演艺人中最多的。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记载，仅南宋临安就有著名的相扑艺人五、六十之多。如撞倒山、金板沓、曹铁凛、周黑大、曹铁拳、王急快、董急快、韩铁柱、黑八郎等。
有男相扑，也有女相扑。每逢元宵节，皇帝出宫与民同乐，驾临宣德门城楼，在宣德门广场就会举行女相扑表演，这是一直以来的旧例。不过，嘉祐七年元宵，宋仁宗按例“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其中便有女相扑表演赛。
这些女相扑手着装火爆，宋仁宗看得很开心，就赐下银绢，犒赏艺人。皇帝这样的行为，在有着“道德洁癖”的司马光眼里，就不成体统了。他随后就上书说，如此“妇人臝（裸）戏，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而性情宽厚的宋仁宗也很听话，所以以后的宣德门广场上，就没有女相扑表演了。
不过在民间，就没有这样的禁忌。女相扑照演不误，不过因为其竞技性还是比男相扑差些，所以女相扑大多都是负责暖场。即便这样，到了南宋，杭州的瓦子也有不少女相扑手的名号流传下来，如“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急快”等。
从北宋到南宋，一直不衰的表演项目，还有弄虫蚁。虫蚁包括飞禽、走兽、昆虫、鳞蚧（有鳞的鱼，带壳的龟）。
宋代的“弄虫蚁”节目繁多，欧阳修曾写道：“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而《东京梦华录》里的花样就更多了，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通过声音或者旗帜，命令蚂蚁前进、后退）等。从这些节目名字就能想象节目的神奇，虽然训练的过程可能并不人道。
徐度在《却扫编》揭秘了一种训练王八抚掌（拍手）的表演方法，就是把地面烧热，把鳖放在上面，鳖忍受不了高温，就会跳起来，手脚向内缩，就像拍手。这样多训练几次，哪怕地面是冰冷的，鳖还是会习惯性地跳起来……
到了南宋，弄虫蚁技艺进一步发展。词人周密儿时曾到临安观看“弄虫蚁”水嬉表演，弄虫蚁艺人敲小铜锣分别呼唤小动物名字，就能让龟、鳖、鳅鱼等小动物分别依次从大斛水底游到水面，戴上戏具而舞，表演完后又自动沉入水底。
宋代的弄虫蚁艺人是怎么训练出这些如此听话的小动物呢，现在并不清楚。因为很多神奇的技艺，在宋以后就失传了。
这是因为，在宋朝之后，再也没有这些城市娱乐活动赖以生存的土壤了——重商主义风气浓厚，财政政策也相当灵活，经济日益繁荣，便造就了一大批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能消费娱乐，也能参与进来。
齐云社
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说到参与娱乐活动，玩社团就是其中之一。
最有名的当然是齐云社。齐云社，齐云者，形容球踢得高入云霄，又因蹴鞠的形状也被叫作圆社。《水浒传》第二回，端王赵佶对高俅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还是第二回，王进知道案子落到高俅手上，叹息一声：“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
不过，历史上的齐云社，起源于南宋著名民间蹴鞠社团。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蹴鞠组织，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换句话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作为宋朝最出名的足球俱乐部，齐云社主要举办足球赛，在集市和庙会活动中，身影活跃。在杭州他们的主场是凤凰山，因为离皇城近，有时候连皇帝也会去凤凰山看蹴鞠比赛。
每一年，“齐云社”都要组织一届全国性的蹴鞠邀请赛，当时叫作“山岳正赛”，类似于今日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而且，齐云社在很多城市都建立了连锁分社 ，一个人参加了齐云社，就可以到处跑码头，齐云社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通过后即可以免费接待他们。
不过，想成为齐云社社员，还是要先交钱，“凡教弟子，备酒礼，办筵席礼物，赠与师父。”入社以后，规矩更多。生活上有“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道德修养上有“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比赛也有“十不踢”：比如“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等。
宋代这种民间俱乐部和社团十分发达。到南宋更是极盛。据记载，光是在临安，就有写诗词文赋的同文社、西湖诗社、律华社，练武术的射弓踏弩社、英略社，专事相扑摔跤的角社，演杂剧的绯绿社，说书的雄辩社，演皮影的绘革社，演木偶戏的傀儡社，建筑界同仁发起的台阁社，园艺师组建的奇花社，射箭爱好者创办的锦标社，等等。
理发师和刺青爱好者也不甘寂寞，分别成立梳剃社、锦绣社。阔太太和富家小姐们在家闲得无聊，就发起了斗宝会，她们都戴上各色珠翠珍宝首饰赴会，明为供佛，实为比阔。当时结社成风，连妓女都发起了她们自己的行业协会翠锦社。
所以说，生在宋朝的人有福了，不管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以及有什么业余爱好，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
悄悄就没有了
唐代的中国城市，太阳一落山，鼓楼就敲响“闭门鼓”（暮鼓），六百下闭门鼓敲完，大街上就不许走人走车了，一旦被抓到就是“犯夜”，就要笞打五十下。除非是为官府送信之类的公事，或是为了婚丧吉凶以及疾病买药请医的私事，被抓到才不会受罚。没有要事但想要夜行？那就只能等每天早上五更三点敲响的四百下“开门鼓”。这，便是传说中的宵禁了。
到了宋朝，城市中仍有宵禁。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的《宋刑统》规定，“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从中可以看出，犯夜这件事，没有那么严重了——打的棍子变少，而可以找的借口更多了。
有趣的是，宵禁虽有，并不认真执行。首先士大夫们就开始频繁“犯夜”。宋太宗年间，赵昌言担任枢密副使，陈象舆、董俨担任盐铁副使，他们三人经常跟同僚们一起在枢密院喝酒。有次他们乘醉夜归，遇上负责值夜的士兵，士兵上前去问问是什么情况，赵昌言就直接一鞭子打过去说：“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第二天，这事就开封城里传开了，“陈三更，董半夜。”“三更半夜”一词由此形成。
后来赵昌言因故贬官，后又起复，宋太宗还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半夜之会，不复有之？”看来，犯夜这件事，连皇帝都觉得没什么。
就这样，半夜之会却是越来越多。有一个刁学士喜欢交际，玩到半夜是常事，就有了“刁半夜”的美称。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直接是“夜关不锁戍无兵，负贩行歌乐太平。”
不过，宵禁制度逐渐松弛直至形同虚设，却还要从后周世宗柴荣说起。柴荣扩建东京城（后来的北宋都城开封），指导原则就是“度地居民”，简单说就是以人为本。在新城之内，官府规划好了街巷、军营、仓库、官署所用地段之后，其他的地方就任由百姓营造，以满足其生活所需。
唐代的城市，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泾渭分明，有坊墙区隔，但在所有柴荣发出的诏书里，却没有提及坊墙的修建——原来有坊墙，到了宵禁时直接关门，很好管理。但不再有坊墙后，住宅区跟商业区混杂，想宵禁就无从说起了。
商 店
也学会了占道经营
以前因为有坊墙，商店都被圈在“东市”、“西市”里，只有大官府邸才能临街开门，所以那时候的大街上，是听不到叫卖声的。既然没了坊墙，各家商店就开始想办法临街开店，沿街叫卖。官府起初还不太习惯，要禁，但禁不住，也就放弃了。到了宋仁宗景佑年间就允许直接临街开店，商人只要肯纳税，在哪里开店都行。
这样，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热闹场景：不再有固定的“市”，街旁、桥头、巷内，都可以经商和交易，街道两旁也是店铺林立，有的店铺还打起了灯箱广告牌——比如有家“十千脚店”不是洗脚的地方，而是普通人无权酿酒的酒肆。脚店的酒，从正店买来。正店的标志，就是门口悬挂着红栀子灯，如果灯外面再罩了一个竹罩子呢，就意味着这家店可以提供“特殊服务”。
没有了宵禁，夜市、早市接踵而至，小商品多，小吃更多，各色面食和糕点之外，还有饮料“香饮子”可以喝，沿着大街一路逛过去，可以一路走一路吃。不想出去吃饭？也有送外卖的，酒店伙计可以直接将酒菜送上门。事实上，宋朝的城市居民不怎么在家自己做饭，要么下馆子要么叫外卖。
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到了五更又重新开张，小夫妻手牵手逛上整整一天都没问题。历史上，女词人李清照就曾和丈夫赵明诚一起穿街过巷，搜求金石书画。
不过，与唐朝长安的宽阔街道相比，开封的街道却窄了很多。本来按规定，主要街道宽三十米，但街道两边的店铺为了招徕顾客，经常占道经营，修建各种违章建筑。不过官府还是“度地居民”的原则，关系到基本民生还是不会去强行拆除。不好拆，那就直接收税，直接找那些店铺征收“侵街房廊钱”。就这样，街道越来越窄，连皇帝出行都只好减少随行人员。
在宋朝，商店似乎是有特权的。占道经营不说，它们还可以采用以往宫室才允许的规制建造。景祐三年朝廷下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这样，皇家的威严更是没有了。
在宋朝，皇帝不是皇帝，是“官家”，每逢节庆，官家就要与民同乐——要么登上宣德楼，要么前往金明池。官员也散居民间，那些住在外城的官员们，进城上朝也要早起，他们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井小民一起早早在城外等候，等着城门开启。
眼前这座城市，从外表上看，其实不像是一座宏伟的都城，而是一个乱糟糟的集市。但是，它适宜市井生活。
瓦 子
就是如今的春晚大舞台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开封的人口越来越多。走进开封城，就进入了人的海洋。街头人挤人，若是进到勾栏瓦肆，更是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勾栏、瓦肆本是两个词，常连在一起说。瓦肆就是瓦子，也叫瓦市，这里以“瓦”为名，实际上并没有那些盖着层层叠叠瓦片的建筑，而是“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这类玩闹之徒忽聚忽散，犹如砖瓦之属，所以他们聚会玩闹的场所便以“瓦”得名。同时这里又有卖药、卖卦、博彩、饮食的生意，即是市场。
一个瓦子会分成很多小场地，这个场地便是勾栏。勾栏也许会让人联想起用绳子、木杆和布幔分隔开的小空间，但实际也不是那么统一。有的有瓦有顶，有的是露天的，有的有看台，有的里面只放一条条的凳子，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所有人就都挤着站着。反正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粉墨登场。
在北宋都城开封，城中的桑家瓦子、内中瓦子、里瓦子三处，就有勾栏五十余座，大的可以容纳数千人。而南宋临安的瓦子也一样兴盛，《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名的瓦肆应有清冷桥畔的南瓦、三元楼的中瓦、众安桥的北瓦、三桥街的大瓦等。北瓦最大，内有勾栏十三座。
在城市里，你只管随便走，都能走到一个勾栏中去，想看什么都有。《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瓦肆伎艺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所以不管风雨寒暑，每天都是人挤人。还有的勾栏每天到五更，就有傀儡（木偶）小杂剧开场，去晚了就看不到，更是能聚集人气。所谓小杂剧，特点就是表演人数少，故事以日常市井生活为主，轻松有趣，有点像现在的小品。所以，瓦子其实就是如今的春晚大舞台。
除了有小品，瓦子里还有人演习各种武术：甩鞭、练剑、飞刀、劈斧，就是玩一个“险”字——棍棒劈头，银枪钻喉，空腹吞刀、口出吐火、眼睛吃针、刀上顶人。胆小的千万别看，不过哪怕是闭着眼看完也要叫声“好”。
当时还有种“障眼法”，就类似于魔术了。表演者的技法也是相当高超。宋神宗时，一人表演藏舟，数十人抬着，转瞬之间那舟就不见了。观众莫不惊骇，以为来神仙了。
女相扑
皇帝不准看，民间照看不误
但相比变戏法，瓦子里的观众们还是更喜欢对抗性强的节目，比如相扑，只要有表演，就是人山人海，这可是压轴节目。
相扑表演之受欢迎，从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传》就可以看出：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宫，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这些观众，来自全国各地，“一者烧香，二者乃为着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
偷学他几路，自己就能去当相扑艺人挣钱了。相扑艺人是各种表演艺人中最多的。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记载，仅南宋临安就有著名的相扑艺人五、六十之多。如撞倒山、金板沓、曹铁凛、周黑大、曹铁拳、王急快、董急快、韩铁柱、黑八郎等。
有男相扑，也有女相扑。每逢元宵节，皇帝出宫与民同乐，驾临宣德门城楼，在宣德门广场就会举行女相扑表演，这是一直以来的旧例。不过，嘉祐七年元宵，宋仁宗按例“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其中便有女相扑表演赛。
这些女相扑手着装火爆，宋仁宗看得很开心，就赐下银绢，犒赏艺人。皇帝这样的行为，在有着“道德洁癖”的司马光眼里，就不成体统了。他随后就上书说，如此“妇人臝（裸）戏，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而性情宽厚的宋仁宗也很听话，所以以后的宣德门广场上，就没有女相扑表演了。
不过在民间，就没有这样的禁忌。女相扑照演不误，不过因为其竞技性还是比男相扑差些，所以女相扑大多都是负责暖场。即便这样，到了南宋，杭州的瓦子也有不少女相扑手的名号流传下来，如“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急快”等。
从北宋到南宋，一直不衰的表演项目，还有弄虫蚁。虫蚁包括飞禽、走兽、昆虫、鳞蚧（有鳞的鱼，带壳的龟）。
宋代的“弄虫蚁”节目繁多，欧阳修曾写道：“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而《东京梦华录》里的花样就更多了，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通过声音或者旗帜，命令蚂蚁前进、后退）等。从这些节目名字就能想象节目的神奇，虽然训练的过程可能并不人道。
徐度在《却扫编》揭秘了一种训练王八抚掌（拍手）的表演方法，就是把地面烧热，把鳖放在上面，鳖忍受不了高温，就会跳起来，手脚向内缩，就像拍手。这样多训练几次，哪怕地面是冰冷的，鳖还是会习惯性地跳起来……
到了南宋，弄虫蚁技艺进一步发展。词人周密儿时曾到临安观看“弄虫蚁”水嬉表演，弄虫蚁艺人敲小铜锣分别呼唤小动物名字，就能让龟、鳖、鳅鱼等小动物分别依次从大斛水底游到水面，戴上戏具而舞，表演完后又自动沉入水底。
宋代的弄虫蚁艺人是怎么训练出这些如此听话的小动物呢，现在并不清楚。因为很多神奇的技艺，在宋以后就失传了。
这是因为，在宋朝之后，再也没有这些城市娱乐活动赖以生存的土壤了——重商主义风气浓厚，财政政策也相当灵活，经济日益繁荣，便造就了一大批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能消费娱乐，也能参与进来。
齐云社
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说到参与娱乐活动，玩社团就是其中之一。
最有名的当然是齐云社。齐云社，齐云者，形容球踢得高入云霄，又因蹴鞠的形状也被叫作圆社。《水浒传》第二回，端王赵佶对高俅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还是第二回，王进知道案子落到高俅手上，叹息一声：“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
不过，历史上的齐云社，起源于南宋著名民间蹴鞠社团。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蹴鞠组织，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换句话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作为宋朝最出名的足球俱乐部，齐云社主要举办足球赛，在集市和庙会活动中，身影活跃。在杭州他们的主场是凤凰山，因为离皇城近，有时候连皇帝也会去凤凰山看蹴鞠比赛。
每一年，“齐云社”都要组织一届全国性的蹴鞠邀请赛，当时叫作“山岳正赛”，类似于今日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而且，齐云社在很多城市都建立了连锁分社 ，一个人参加了齐云社，就可以到处跑码头，齐云社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通过后即可以免费接待他们。
不过，想成为齐云社社员，还是要先交钱，“凡教弟子，备酒礼，办筵席礼物，赠与师父。”入社以后，规矩更多。生活上有“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道德修养上有“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比赛也有“十不踢”：比如“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等。
宋代这种民间俱乐部和社团十分发达。到南宋更是极盛。据记载，光是在临安，就有写诗词文赋的同文社、西湖诗社、律华社，练武术的射弓踏弩社、英略社，专事相扑摔跤的角社，演杂剧的绯绿社，说书的雄辩社，演皮影的绘革社，演木偶戏的傀儡社，建筑界同仁发起的台阁社，园艺师组建的奇花社，射箭爱好者创办的锦标社，等等。
理发师和刺青爱好者也不甘寂寞，分别成立梳剃社、锦绣社。阔太太和富家小姐们在家闲得无聊，就发起了斗宝会，她们都戴上各色珠翠珍宝首饰赴会，明为供佛，实为比阔。当时结社成风，连妓女都发起了她们自己的行业协会翠锦社。
所以说，生在宋朝的人有福了，不管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以及有什么业余爱好，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