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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海关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完善理应考虑经济基础的变化和趋势。中国海关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完善，首先应充分理解当前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新战略。其次应当深入了解作为国际经济法博弈主体之一的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和具体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制定先进的、双赢的法律制度。上海自贸区为中国海关探索新型的通关制度和估价制度提供了一个试验的机会。
关键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关法律制度 调整和完善
一、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中国参与未来国际贸易竞争的新优势
（一）当前国际贸易竞争的背景
面临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日渐消退、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呼声日益高涨、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TPP等地区性协定尚未成气候、双边投资协定如雨后春笋的大背景，中国必须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抓住机会，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抓紧练兵，以占据未来国际贸易竞争的制高点。
上海自贸区扮演的正是处于该前沿阵地的排头兵的角色。
（二）中国国际贸易竞争的目标
经过20多年的积累， 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通过承接定牌加工， 中国的对外开放既解决了就业和出口创汇问题，又初步建立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中西部等几大产业集群以及配套的物流体系。当前，已进入关键的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跨越阶段。
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和理想状态是晋升至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级阶段，意味着既包括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即产业链的低端），同时还包括研发设计、销售结算、乃至资本运作（即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换言之，面对欧美传统的国际贸易强国，以及巴西、印度、越南、缅甸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中国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和培养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要素或禀赋，既留住现有的产业，同时吸引和发展高端产业，往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三）国际贸易竞争中相关的基本假设和基础理论
“理性”的“经济人”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其假定人们对法律是熟知的，对自己在一种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会通盘考虑适用法律行为所引致的法律后果。跨国公司恰好具有该特征，即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运营成本和运营效益的比较分析，最终决定其营运中心的所在地。
根据法经济学的科斯第二定理，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正如英美法中的择地诉讼（Forum Shopping），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中国政府和海关必须重视研究跨国资本在比较和选择投资地的法律制度时参考的主要指标。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依靠的正是跨国公司看重的自由港所具有的自由和高效等要素。
（四）中国打造竞争优势的策略
中国政府希望以上海自贸区为契机，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营造新的资源配置模式，即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同时培养新的竞争要素，即高端的本地企业和优秀的金融人才。
打个简单的比方，即筑巢引凤，蓄水养鱼。只有把庙修好了，才能请到更多的、法力更高的菩萨。相应地，也会带动更多的居士、和尚和香客前来，从而带动消费以及咨询等高端增值服务。
二、以开放促改革：自贸区制度改革的精髓在于国际化和法治化
（一）所谓倒逼机制，体现了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的国际化的思路
任何现有利益格局的打破，都需要一个突破口。要么是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推动，要么是由外而内的示范与引导。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验证了国际化是一个成功的进路。例如，在加入世贸之前，有种种“狼来了”的担忧，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事实证明，随着一大批行政审批得以废止，外贸管制真正放开，各种经济力量得以自由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最终促成了中国在短短10年间跃升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
（二）强调制度创新，否定政策洼地，体现了法治化的精神
中国历来习惯于靠政府补贴来达到鼓励扶持的目的。这固然有直接和见效快的优点，但缺点是不具有可持续性，受补贴企业容易产生等、靠、要的思想，弱化了其自主创新的动力，即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所必需的“狼性”。且由于涉及行政审批，还可能导致政府资源的浪费和寻租腐败的产生。近年来日益增加的WTO反补贴上诉案件也证明了政府补贴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
2012年的“营改增”项目，通过先在上海试点，使得上海注册的企业具有领先的优势，从而倒逼全国其他地区的政府不得不紧紧跟上，主动要求扩大实施“营改增”的实施范围，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制度。“营改增”项目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制度改革是实现统一、中性的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三、境内关外：商界对自贸区的期望是真正实现货物进区自由流动
（一）与国际公约接轨
根据《京都公约》关于自由区的附约的规定，自由贸易区不仅就进口税和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是在关境之外，通常还免予实施惯常的其他海关监管制度。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实仅就关税和进口税而言，符合自由贸易区的定义，就其他的海关监管制度而言，例如进境申报、货物查验、海关估价、保税区域之间的结转等，与其他关境内的管理措施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目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际上仍属于“境内关内”，其统称为保税区（Bonded Zone）是恰当的，但其英文的名称（Free Trade Zone）则是不准确的。
上海自贸区应当逐步全面、准确地还原自由区的的本来含义。
（二）反映跨国公司的商业需求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保持和提高其行业竞争力。跨国公司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高额的利润率。 以手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为例，影响市场占有率和保持高额利润率的关键因素是对市场需求的反映速度和新产品的周转速度。具体而言，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一代的上市产品，谁就能够掌握新产品的定价权，从而获取最高的利润率。拥有足够的利润则意味着有条件投资下一代产品的研发或通过并购等方式直接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实现良性循环。这也是三星公司尽管在技术创新方面不如苹果公司，但却因为掌握了全面的供应链，因而能够不断率先推陈出新，而其他老牌巨头如摩托罗拉、诺基亚则在竞争中纷纷倒下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彼此间的商业竞争是残酷的，时间就是金线，效率就是生命。因此，跨国公司相当看重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的原料和成品进出关境时的通关效率问题。但现实中，由于仍须履行除进口税外的其他普通的海关手续和监管措施，通关效率一直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2012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依然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约为9.4万亿元，占GDP比率约为18%，而发达国家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仅为8%-10%。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物流成本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可以预见，自贸区通过放宽海关监管和外汇管理等优惠政策，将有利于降低跨国公司的营运成本，促进其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全球调拨业务，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与其配套的加工、制造、贸易和仓储物流企业的聚集。
四、一线彻底放开：海关制度改革的方向在于不断推进贸易便利化
尽管采取分账管理等措施，但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领域试点能否成功，因其本身固有的风险应该说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较而言，对于包括海关监管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与经常项目相关的贸易体制和投资体制试点，业界则抱以更高的期望。
已公布的自贸区总体方案对于海关监管体制的表述是，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所谓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一线放开”首先将允许根据舱单信息，先入区，再申报。而所谓实行货物分类管理，以及由事前审批，向事后和事中审批转变等提法，也早已在海关风险管理思想中提及。上海自贸区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
就总体方案中尚未提及的内容，下一步，应该是视试点情况，朝着类似于新加坡和香港的自由港方向发展。即，在以企业为监管单元和对其财务实施有效审查的前提下，对于从境外进入自贸区的货物，过境和转口的货物，以及非保税货物仅通过仓储系统实行最简单的备案管理，区别于二线进口时的海关申报，且对区内企业的经常项目账户，放开外汇管制。
另外一个可以实现突破的是保税间结转制度。
中国目前有上万家企业分布在几十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如何通过在自贸区框架内的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间的试点，将简化后的保税区到保税区的快速运输制度推广到全国所有的特殊监管区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全球采购、境外结算、国内代工。由于涉及到供应商（Supplier）、品牌制造商（OEM）与代工厂（ODM）等三方，物流与资金流也形成复杂的三角关系。目前不同的保税区之间的运输仍使用传统的转关模式，送货前须事先在两地海关提前完成报关。这不仅给基层现场海关关员的审核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严重影响了供应链的效率。如果是空运货物，整个流程还将涉及到四个相关的海关区域：出发地保税区、出发城市的机场、抵达城市的机场，以及抵达或收货地保税区。根据目前标准的保税转关流程，需要完成在这四个海关机构之间的三次保税转关手续。
但实际上当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A的供应商向位于另一个也属于“境内关外”的B区的代工厂开展保税结转时，其仍属于一线放开的业务。如果海关能够简化对此类业务的审核，考虑到全国有数万家加工贸易企业散布在不同的特殊监管区中，每天有不计其数的保税结转和海关审批在进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双赢的结果，不仅意味着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企业能实现当天出货，同时海关也能解放该部分人力资源用于其他领域以开展更有意义的监管。
参考文献：
[1]李珂，叶竹梅编著.《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林青，男，汉族，1976年3月17日出生，福建宁德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关键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关法律制度 调整和完善
一、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中国参与未来国际贸易竞争的新优势
（一）当前国际贸易竞争的背景
面临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日渐消退、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呼声日益高涨、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TPP等地区性协定尚未成气候、双边投资协定如雨后春笋的大背景，中国必须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抓住机会，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抓紧练兵，以占据未来国际贸易竞争的制高点。
上海自贸区扮演的正是处于该前沿阵地的排头兵的角色。
（二）中国国际贸易竞争的目标
经过20多年的积累， 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通过承接定牌加工， 中国的对外开放既解决了就业和出口创汇问题，又初步建立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中西部等几大产业集群以及配套的物流体系。当前，已进入关键的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跨越阶段。
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和理想状态是晋升至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级阶段，意味着既包括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即产业链的低端），同时还包括研发设计、销售结算、乃至资本运作（即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换言之，面对欧美传统的国际贸易强国，以及巴西、印度、越南、缅甸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中国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和培养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要素或禀赋，既留住现有的产业，同时吸引和发展高端产业，往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三）国际贸易竞争中相关的基本假设和基础理论
“理性”的“经济人”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其假定人们对法律是熟知的，对自己在一种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会通盘考虑适用法律行为所引致的法律后果。跨国公司恰好具有该特征，即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运营成本和运营效益的比较分析，最终决定其营运中心的所在地。
根据法经济学的科斯第二定理，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正如英美法中的择地诉讼（Forum Shopping），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中国政府和海关必须重视研究跨国资本在比较和选择投资地的法律制度时参考的主要指标。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依靠的正是跨国公司看重的自由港所具有的自由和高效等要素。
（四）中国打造竞争优势的策略
中国政府希望以上海自贸区为契机，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营造新的资源配置模式，即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同时培养新的竞争要素，即高端的本地企业和优秀的金融人才。
打个简单的比方，即筑巢引凤，蓄水养鱼。只有把庙修好了，才能请到更多的、法力更高的菩萨。相应地，也会带动更多的居士、和尚和香客前来，从而带动消费以及咨询等高端增值服务。
二、以开放促改革：自贸区制度改革的精髓在于国际化和法治化
（一）所谓倒逼机制，体现了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的国际化的思路
任何现有利益格局的打破，都需要一个突破口。要么是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推动，要么是由外而内的示范与引导。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验证了国际化是一个成功的进路。例如，在加入世贸之前，有种种“狼来了”的担忧，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事实证明，随着一大批行政审批得以废止，外贸管制真正放开，各种经济力量得以自由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最终促成了中国在短短10年间跃升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
（二）强调制度创新，否定政策洼地，体现了法治化的精神
中国历来习惯于靠政府补贴来达到鼓励扶持的目的。这固然有直接和见效快的优点，但缺点是不具有可持续性，受补贴企业容易产生等、靠、要的思想，弱化了其自主创新的动力，即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所必需的“狼性”。且由于涉及行政审批，还可能导致政府资源的浪费和寻租腐败的产生。近年来日益增加的WTO反补贴上诉案件也证明了政府补贴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
2012年的“营改增”项目，通过先在上海试点，使得上海注册的企业具有领先的优势，从而倒逼全国其他地区的政府不得不紧紧跟上，主动要求扩大实施“营改增”的实施范围，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制度。“营改增”项目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制度改革是实现统一、中性的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三、境内关外：商界对自贸区的期望是真正实现货物进区自由流动
（一）与国际公约接轨
根据《京都公约》关于自由区的附约的规定，自由贸易区不仅就进口税和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是在关境之外，通常还免予实施惯常的其他海关监管制度。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实仅就关税和进口税而言，符合自由贸易区的定义，就其他的海关监管制度而言，例如进境申报、货物查验、海关估价、保税区域之间的结转等，与其他关境内的管理措施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目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际上仍属于“境内关内”，其统称为保税区（Bonded Zone）是恰当的，但其英文的名称（Free Trade Zone）则是不准确的。
上海自贸区应当逐步全面、准确地还原自由区的的本来含义。
（二）反映跨国公司的商业需求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保持和提高其行业竞争力。跨国公司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高额的利润率。 以手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为例，影响市场占有率和保持高额利润率的关键因素是对市场需求的反映速度和新产品的周转速度。具体而言，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一代的上市产品，谁就能够掌握新产品的定价权，从而获取最高的利润率。拥有足够的利润则意味着有条件投资下一代产品的研发或通过并购等方式直接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实现良性循环。这也是三星公司尽管在技术创新方面不如苹果公司，但却因为掌握了全面的供应链，因而能够不断率先推陈出新，而其他老牌巨头如摩托罗拉、诺基亚则在竞争中纷纷倒下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彼此间的商业竞争是残酷的，时间就是金线，效率就是生命。因此，跨国公司相当看重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的原料和成品进出关境时的通关效率问题。但现实中，由于仍须履行除进口税外的其他普通的海关手续和监管措施，通关效率一直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2012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依然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约为9.4万亿元，占GDP比率约为18%，而发达国家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仅为8%-10%。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物流成本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可以预见，自贸区通过放宽海关监管和外汇管理等优惠政策，将有利于降低跨国公司的营运成本，促进其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全球调拨业务，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与其配套的加工、制造、贸易和仓储物流企业的聚集。
四、一线彻底放开：海关制度改革的方向在于不断推进贸易便利化
尽管采取分账管理等措施，但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领域试点能否成功，因其本身固有的风险应该说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较而言，对于包括海关监管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与经常项目相关的贸易体制和投资体制试点，业界则抱以更高的期望。
已公布的自贸区总体方案对于海关监管体制的表述是，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所谓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一线放开”首先将允许根据舱单信息，先入区，再申报。而所谓实行货物分类管理，以及由事前审批，向事后和事中审批转变等提法，也早已在海关风险管理思想中提及。上海自贸区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
就总体方案中尚未提及的内容，下一步，应该是视试点情况，朝着类似于新加坡和香港的自由港方向发展。即，在以企业为监管单元和对其财务实施有效审查的前提下，对于从境外进入自贸区的货物，过境和转口的货物，以及非保税货物仅通过仓储系统实行最简单的备案管理，区别于二线进口时的海关申报，且对区内企业的经常项目账户，放开外汇管制。
另外一个可以实现突破的是保税间结转制度。
中国目前有上万家企业分布在几十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如何通过在自贸区框架内的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间的试点，将简化后的保税区到保税区的快速运输制度推广到全国所有的特殊监管区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全球采购、境外结算、国内代工。由于涉及到供应商（Supplier）、品牌制造商（OEM）与代工厂（ODM）等三方，物流与资金流也形成复杂的三角关系。目前不同的保税区之间的运输仍使用传统的转关模式，送货前须事先在两地海关提前完成报关。这不仅给基层现场海关关员的审核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严重影响了供应链的效率。如果是空运货物，整个流程还将涉及到四个相关的海关区域：出发地保税区、出发城市的机场、抵达城市的机场，以及抵达或收货地保税区。根据目前标准的保税转关流程，需要完成在这四个海关机构之间的三次保税转关手续。
但实际上当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A的供应商向位于另一个也属于“境内关外”的B区的代工厂开展保税结转时，其仍属于一线放开的业务。如果海关能够简化对此类业务的审核，考虑到全国有数万家加工贸易企业散布在不同的特殊监管区中，每天有不计其数的保税结转和海关审批在进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双赢的结果，不仅意味着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企业能实现当天出货，同时海关也能解放该部分人力资源用于其他领域以开展更有意义的监管。
参考文献：
[1]李珂，叶竹梅编著.《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林青，男，汉族，1976年3月17日出生，福建宁德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