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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修订版出版了，通过其中增加的篇章可以隐约窥见刘小枫思想变化的轨迹。
10年前初版所收录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记念冬妮娅》、《流氓话语与意识形态》等文章，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就是如作者所言的“四五”一代人追寻、困惑、亢奋与破灭的心灵史，作者诗意笔触里流露的是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中个体的价值自觉与文化反省。尤其其早年的《拯救与逍遥》、《诗化哲学》等著述大都是从中西精神冲突的十字街头，来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的内在危机，而为后“文革”的文化人格寻求养分。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则给刘小枫的社会肖像蒙上了一层神学的“阴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和朋友劝告他不要误入基督救国的“歧途”。
尽管多年前的刘小枫就已经在其许多文字里否定了宗教救国的这一猜测，但他这些年来的“神学转向”仍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人们忧心的是从前那个充满反省与卓见的“公共”的刘小枫似乎在越来越向一个精致而神秘的宗教象牙塔退守，甚至不无自得地蜗居其中。《沉重的肉身》、《圣灵降临的叙事》这些富有宗教隐喻的书名似乎都让我们习惯性地作这样的猜想。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似乎也显著地标志着这种转向。相对于10年前三联书店的初版，修订版中增加最多的是宗教性题材的随笔，大都收录在“雪泥鸿爪”这个章节里，讨论的都是“灵知主义”、“神义与人义”、“爱欲神秘论”等话题。包括“缘分”中对施特劳斯和基尔克果的探讨，都是诉诸个体灵性与领悟的艰深的学理。但能否说刘小枫背叛了他最初的关切呢？也不尽然，比如《神义的千禧 人义的激情》似乎通过对乌托邦主义与千禧年思想的比较，来理解他早年在《记念冬妮娅》里提出的“爱欲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根本的邪恶”如何吞没个体的自由与理性的问题。这种回响由于过度采用学术话语的形式，而使读者不得不面对阅读与接受时的重重迷雾。也许，这是刘小枫深入神学而穿越历史时必须支付的代价？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小枫似乎相当不满于众多学者对公共问题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当这种介入是以汉语学术的损失为代价的时候。也许在他看来，在现代性情境里，知识与道德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不应该为了某种道德姿态而损失对知识的纯粹探寻。这种预设让他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书斋学者而非知识分子。
在修订版增加的《知识分子的“猫步”》一文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比喻：知识分子的猫步，意思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实践中总想到左右脚下之间恰好有条直线，脚步当然不能自自然然迈出去，必须轮番踩在直线上，最后就是左右摇摆的故作姿态，而丧失了知识与道德的诚实。在他看来，“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还为‘猫步’提供了悲壮而崇高的理由：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博尔赫斯语）。”在众多人文学者介入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积极推进公民社会和公民政治建设，形成学院性的社会批判力量的当下，刘小枫所保持的超然姿态与反叛立场，令人对其背后的精神力量支撑格外好奇。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优先于政治的立场，刘小枫显然对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保留，他用充满反讽意味的笔调写道：“眼下，我们多半是在向有聰明才智的公共知识分子学习，向各类新兴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发明人士（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并由此成为大学教授。可是，除非我们事先弄清楚，有专业知识等于有教养，公共知识分子便意味着有高贵的品质和政治的美德，我们跟从这类人士学习恐怕没有把握自己会被教育成有教养的人。”因此，刘小枫为“知识分子”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时，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制造晨雾的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见迫在眉睫的危险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实一切都是解释不了的日常。
知识分子到底该怎样处理学术与政治（包括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就已提出的哲人与城邦政治的关系的问题。苏格拉底设想的是牛虻与骏马的关系，牛虻经常性地叮咬骏马以迫使臃肿的骏马焕发精神。面对今日中国类似古雅典的到处弥漫的“爱欲的疾病”，也就是不加反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骄、狂妄与自恋，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随波逐流的社会表演与精神空洞，刘小枫显然不甘心仅仅做一只批判性的“牛虻”，他还想做一个从柏拉图洞穴中走出来的古典主义的爱智者，只不过这个爱智者的身上弥漫着神学的光泽。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刘小枫为何要致力于重新阅读和注疏西方经典的庞大学术工程，也才可以明白他适度地远离公共的象征意义。他相信文化与精神的力量能够造就德性与智慧，这种信仰让他宁愿戴着“神学专家”的十字架遭受着来自普通读者的责难与失望。
正如修订版增补的他在一次讨论“21世纪精神”的座谈会中所说：“思想始终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必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10年前初版所收录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记念冬妮娅》、《流氓话语与意识形态》等文章，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就是如作者所言的“四五”一代人追寻、困惑、亢奋与破灭的心灵史，作者诗意笔触里流露的是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中个体的价值自觉与文化反省。尤其其早年的《拯救与逍遥》、《诗化哲学》等著述大都是从中西精神冲突的十字街头，来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的内在危机，而为后“文革”的文化人格寻求养分。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则给刘小枫的社会肖像蒙上了一层神学的“阴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和朋友劝告他不要误入基督救国的“歧途”。
尽管多年前的刘小枫就已经在其许多文字里否定了宗教救国的这一猜测，但他这些年来的“神学转向”仍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人们忧心的是从前那个充满反省与卓见的“公共”的刘小枫似乎在越来越向一个精致而神秘的宗教象牙塔退守，甚至不无自得地蜗居其中。《沉重的肉身》、《圣灵降临的叙事》这些富有宗教隐喻的书名似乎都让我们习惯性地作这样的猜想。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似乎也显著地标志着这种转向。相对于10年前三联书店的初版，修订版中增加最多的是宗教性题材的随笔，大都收录在“雪泥鸿爪”这个章节里，讨论的都是“灵知主义”、“神义与人义”、“爱欲神秘论”等话题。包括“缘分”中对施特劳斯和基尔克果的探讨，都是诉诸个体灵性与领悟的艰深的学理。但能否说刘小枫背叛了他最初的关切呢？也不尽然，比如《神义的千禧 人义的激情》似乎通过对乌托邦主义与千禧年思想的比较，来理解他早年在《记念冬妮娅》里提出的“爱欲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根本的邪恶”如何吞没个体的自由与理性的问题。这种回响由于过度采用学术话语的形式，而使读者不得不面对阅读与接受时的重重迷雾。也许，这是刘小枫深入神学而穿越历史时必须支付的代价？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小枫似乎相当不满于众多学者对公共问题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当这种介入是以汉语学术的损失为代价的时候。也许在他看来，在现代性情境里，知识与道德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不应该为了某种道德姿态而损失对知识的纯粹探寻。这种预设让他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书斋学者而非知识分子。
在修订版增加的《知识分子的“猫步”》一文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比喻：知识分子的猫步，意思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实践中总想到左右脚下之间恰好有条直线，脚步当然不能自自然然迈出去，必须轮番踩在直线上，最后就是左右摇摆的故作姿态，而丧失了知识与道德的诚实。在他看来，“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还为‘猫步’提供了悲壮而崇高的理由：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博尔赫斯语）。”在众多人文学者介入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积极推进公民社会和公民政治建设，形成学院性的社会批判力量的当下，刘小枫所保持的超然姿态与反叛立场，令人对其背后的精神力量支撑格外好奇。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优先于政治的立场，刘小枫显然对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保留，他用充满反讽意味的笔调写道：“眼下，我们多半是在向有聰明才智的公共知识分子学习，向各类新兴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发明人士（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并由此成为大学教授。可是，除非我们事先弄清楚，有专业知识等于有教养，公共知识分子便意味着有高贵的品质和政治的美德，我们跟从这类人士学习恐怕没有把握自己会被教育成有教养的人。”因此，刘小枫为“知识分子”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时，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制造晨雾的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见迫在眉睫的危险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实一切都是解释不了的日常。
知识分子到底该怎样处理学术与政治（包括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就已提出的哲人与城邦政治的关系的问题。苏格拉底设想的是牛虻与骏马的关系，牛虻经常性地叮咬骏马以迫使臃肿的骏马焕发精神。面对今日中国类似古雅典的到处弥漫的“爱欲的疾病”，也就是不加反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骄、狂妄与自恋，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随波逐流的社会表演与精神空洞，刘小枫显然不甘心仅仅做一只批判性的“牛虻”，他还想做一个从柏拉图洞穴中走出来的古典主义的爱智者，只不过这个爱智者的身上弥漫着神学的光泽。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刘小枫为何要致力于重新阅读和注疏西方经典的庞大学术工程，也才可以明白他适度地远离公共的象征意义。他相信文化与精神的力量能够造就德性与智慧，这种信仰让他宁愿戴着“神学专家”的十字架遭受着来自普通读者的责难与失望。
正如修订版增补的他在一次讨论“21世纪精神”的座谈会中所说：“思想始终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必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