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几十年前，新安旅行团的“小好汉”们，唱着这支《新安旅行團团歌》走遍大江南北；几十年过去了，那一代“小好汉”都已是耄耋老人。
　　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是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创办于1929年，地点在淮安河下莲花街，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担任校长。202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30日给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总书记在信中写道：“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929年陶行知创办新安小学后，1930年春，陶行知委派他的学生汪达之到新安小学任教，并接任校长。1935年，新安小学14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率领下，组成了闻名中外的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17年中，他们途经全国22个省，行程5万余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著名作家冰心称赞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1949年7月6日，打着腰鼓的新安旅行团成为上海庆祝解放大游行中充满活力、引人注目的一支队伍。而这支“新旅”，也正是上海歌剧院的前身。从最初的新安旅行团，到如今的上海歌剧院，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的文艺院团，上海歌剧院一直秉承其前身“新安旅行团”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不忘“红色”基因，并在几十年的艺术创作和实践中，不断将其传承、发扬、光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背景下，上海歌剧院组织了“薪火相传——‘我的艺术人生与建党百年’”的活动，特地走访慰问了我院参加过新安旅行团的老同志及老艺术家们。这些如今白发苍苍的老人，向我们亲述了这段红色历史。


　　陈强：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奉献一生
　　陈强，1927年11月出生，1939年8月加入新安旅行团。
　　1939年8月在广西桂林加入新旅的陈强，详细地介绍了新旅的三个阶段：1935年至1941年，主要是作为儿童的宣传团体在桂林国民党地区活动；1942年至1947年，在革命根据地做群众工作；1947年至1952年后，慢慢转变为现在的文工团。在地下党老党员的父亲的影响下，陈强13岁就加入了新旅。当时的新旅只有100来人的规模，孩子们学习快板、儿童歌曲、秧歌舞等文艺形式来宣传抗战工作。为了筹集转移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路费，有些会写作的年纪大些的孩子搞了个写作班，用稿费来缓解经费上的困难。
　　1952年成立华东新旅歌舞剧团后，陈强曾执导过歌剧《刘介梅》《洪湖赤卫队》《天门岛》等作品。他认为，现在的歌剧创作首先要解决作曲的问题，音乐性和戏剧性要相结合，但是不能完全走西洋的路子。民族歌剧要重视向传统戏曲借鉴，要重视到基层去采风，去研究民间的音乐素材。
　　陈强还介绍了新旅有互帮互学的优良传统，相互交流学习，因而人才辈出，这群当年的“小好汉”，在和平年代后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点特别值得新一代党员学习。回顾自己的一生，陈强认为“服从党的需要，一心向党，这是作为一名党员的根本，即便是现在，也随时做好为党贡献自己最后力量的准备”。他寄语年轻的党员们，要不忘初心，不忘历史，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圆中国复兴梦。


　　郑仲英：绝不能忘记过去曾走的路
　　郑仲英，1932年3月出生，1945年6月加入新安旅行团。
　　出生在战争年代的郑仲英，13岁的她接受了身为地下党的二哥的委托，一路辗转，穿越封锁线，将一份保密文件送入根据地，因而进入了新四军淮南公学学习，也是后来加入新安旅行团的契机。在那里学习的《你是舵手》和《河里的鱼儿全靠水来养》等歌曲影响了郑仲英的一生：中国共产党“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而“老百姓是水，新四军是鱼”，新四军离开了老百姓没法生存。党为核心，党为人民，这两个思想就此深扎在郑仲英的心中。艰苦的根据地生活，新旅年幼的孩子们得到了老百姓们的无私照顾，而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又打着腰鼓唱着小曲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向各地。
　　“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与人民的关系是无法分离的。当时我们新旅的演出需要每日行军，吃住，甚至是演出的服装都要依靠当地的老百姓。现在国家越来越富强，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点。”郑仲英在上海歌剧院主演过《江姐》《白毛女》《两个女红军》等民族歌剧，她对歌剧院现在的创作一直记挂在心：“文艺作品的作用不能小看，一部《江姐》唱了那么多年，我也希望歌剧院能有一部自己创作的、能传得下去的好作品。我们做歌剧要‘打开门’，可以向京剧、昆剧、沪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借鉴学习，为老百姓创作出让老百姓真正叫好的作品。”


　　洪友龙：文艺工作者要为党的宣传工作添砖加瓦
　　洪友龙，1931年6月出生，1948年12月加入新安旅行团。 　　1948年参加新旅的洪友龙，当时已经是18岁的青年了。加入新旅前的洪友龙，一直是文艺骨干，还曾经在济南市第十区中心小学当过音乐和美术教师。后来，参加山东省教育厅南下工作队的洪友龙，通过自己老师的推荐加入了新安旅行团。跟随新安旅行团，洪友龙几乎是一路步行到了上海，期间还不断排戏和演出，慰问途中的部队和老百姓。1949年5月，洪友龙跟随新安旅行团，打着腰鼓进了上海。途经国际饭店的时候，还遇到了陈毅市长。市长亲切地邀请新旅的孩子们上楼休息，这是洪友龙毕生难忘的经历。
　　到上海之后，新安旅行团进行宣传工作，唱解放歌曲，表演一些小型戏剧，宣传党的政策。洪友龙说，自己是一路在党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在山东学习音乐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好的老师，更没有好的乐器，学习钢琴时只有老师家里才有真正的钢琴，平时练习只有一架破旧的风琴。到了上海，党组织派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专业老师来教大家学乐器。洪友龙非常幸运地跟随了当时键盘系主任张隽伟学习钢琴，后来又跟随上海交响乐团原低音提琴首席郑德仁学习低音提琴，还跟随作曲系林华教授学习了作曲理论。
　　因为非常珍惜新生活，洪友龙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不但在乐队中担任骨干，转到创作组后，他也写了不少爱国题材的作品，比如在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中获奖的管弦乐作品《节日之夜》和独唱作品《写封书信到边疆》。
　　洪友龙说，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身在福中要知福”：“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当时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人全然不知，我要说的就是，在旧社会人民是四顾茫然、全然无助的。我要感谢共产党，给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洪友龙也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为党的宣传工作添砖加瓦。


　　王树元：用爱国爱党的热情和信仰创作贴近生活的文艺作品
　　王树元，1931年10月出生，1949年4月参加新安旅行团。
　　1949年淮海战役后，在山东就读高三的王树元担任了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当时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热情和吸引力相当高涨，很多人表示要南下支援战后的建设，王树元就是其中一员。在南下的过程中，他亲眼看见胶东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们推着小车连夜赶路，就为了给前线的解放军们送去粮食补给，自己饿了只舍得啃几口套在脖子上的锅盔，“革命的勝利与人民的拥护和党的威信是分不开的”，王树元说。他和南下的同学们一同在济南的新旅西南办事处得到了指引，凭借着爱国爱党的热情和信仰，不顾国民党残余势力带来的生命危险，沿着铁路一路南下，有火车就搭火车，没火车就徒步，终于赶上了一班搭载了解放军的火车。“‘干什么的？’‘南下的！’火车上的解放军向我手一伸，握住了那么一拉，我就上了车，参加了革命。”王树元回忆起当年这一段，依然很激动。
　　加入新旅后，原本立志要学地质为祖国的地质勘探开发做贡献的王树元，走上了文艺宣传的工作岗位。他跟随着部队木船过长江、亲历丹阳整训，一直到解放上海入城，之后王树元被安排到国棉十二厂，普及秧歌腰鼓，还负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建团与发展团员工作。王树元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向工人阶级学习，同时也在工厂里发展思想先进的工人们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也影响到了王树元之后的工作，他先后参演了《王贵与李香香》《刘介梅》《白毛女》《天门岛》等民族歌剧，还与夫人叶野一起创作过民族歌剧《大野芳菲》。“为了创作，一定要深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进行深度的采风。我们当时为了体验生活，在云南、敦煌等艰苦的边远地区一待就是三五个月。只有融入当地的生活中，写出来的本子、演出来的戏才能像那么一回事。希望现在年轻的文艺创作者们，也要深入生活，不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王树元叶野伉俪对年轻一代给出了期许。


　　张玉明：勿忘艰苦岁月，对未来充满信心
　　张玉明，1936年10月出生，1949年7月参加新安旅行团。
　　在上海刚解放时加入新旅的张玉明，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幼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张玉明，通过老师的介绍，成了新安旅行团的一员。大家同吃同住、共同学习，让张玉明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新旅，张玉明学习了二胡、小提琴等乐器。1952年，由新旅歌舞剧团、上海青年文工团、华东革大文工团、南京文工团整编组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剧院成立的民乐队需要低音提琴，于是张玉明便又改学了低音提琴，师从郑德仁。
　　张玉明说，当年上海歌剧院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演员也经常下乡下工厂，出差到外地演出坐的都是硬座车。虽然苦，但得到了很多锻炼，对个人的成长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当时的上海歌剧院仍创作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如《小刀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等，都受到了观众的喜欢，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了《小刀会》的修改提高，之后《小刀会》赴朝鲜的访问演出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张玉明说，现在上海歌剧院的条件相对过去来说已经好了很多，希望上海歌剧院能多创作新的作品，多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歌剧创作的确很难，不像创作京剧或话剧，那是有规律可循的，比较容易成功，而且歌剧的群众基础也不如其他剧种。我们不必争论民族歌剧或西洋歌剧。其实不管西洋歌剧还是民族歌剧，都是在发展中摸索。只要是群众喜欢的，就是好作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人民对文化的需求也在提高。对此，张玉明表示：“近年来，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对文化的投资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对我们上海歌剧院非常有信心。”

　　张远文：我对党的忠诚与爱戴矢志不变
　　张远文，1935年6月出生，1950年3月加入新安旅行团。
　　张远文1950年3月进入新安旅行团时还不满15岁。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张远文如饥似渴地学习本领。她跟随游惠海、汪传铃、华传浩、高芝兰、吕伯克、施鸿鄂等老师，每天从早到晚地练习芭蕾、昆曲、地方戏、京剧及美声唱法。“新旅”一手伸向西洋、一手伸向民间的艺术创作理念，为她后来成为导演、创作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歌剧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8年，张远文应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及周小燕歌剧中心的邀请，与美国旧金山歌剧中心合作，执导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的中国首演。1990年，她执导的歌剧《图兰朵》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作为压轴演出亮相，首演便获得了轰动，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张远文说，自己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已经60余载。她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党的忠诚与爱戴矢志不变、热情不减。我一生感恩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永远快乐地为党的文艺事业出力。不论在职或是退休，不论是从事专业还是业余，我都永远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快乐自觉地工作，劲头十足。我要以优秀党员为榜样，继续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郑韻：希望在传承中创新，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郑韻，1934年3月出生，1951年1月加入华东新旅歌舞剧团。
　　鄭韻1950年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文工团担任演员时，被招生老师一眼相中，于1951年加入了华东新旅歌舞剧团，担任舞蹈演员。作为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郑韻曾在经典舞剧《小刀会》中饰演女主角周秀英，英姿飒爽、弯弓劲射的矫健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跟随《小刀会》剧组赴北京中南海演出，随后代表中国访问了朝鲜，还受到了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的接见。
　　1983年，郑韻赴印度学舞。她既要学刚劲有力的“婆罗多”舞，又要学舒展柔软的“奥蒂西”舞，还要学刚柔相济的“乔”舞，并且要力求真正把握不同风格舞蹈的动律感觉和内在韵味。学习的内容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何况印度炎夏，气温高达50摄氏度左右，又要在水磨石地板上光脚跳，一天练下来，不仅脚腕子、后跟疼痛，而且脚底出现条条裂口，像刀割似的，水磨石地板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她偷偷地躲在宿舍里用盐水泡脚，然后忍着刺心的疼痛继续练。经过一年三个月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她熟练地掌握了15个印度古典舞节目，不仅成为外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剧场举行了两场独舞晚会。晚会上，她既表演了精湛的中国民族舞蹈，又表演了矫健舒展的“婆罗多”舞、脚步灵活、节奏明快的“奥蒂西”舞及似柳絮轻拂的“乔”舞。观众说：“没想到中国学生跳印度舞跳得这么好！”学成归国后，郑韻始终孜孜不倦地坚持传授印度舞，足迹遍及南京、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在上海，她的身影不断出现在上海歌剧院、上海舞校、新旅艺术团、上海残疾人艺术团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印度舞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她深有感触地说：“印度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一脉相承，应该相互学习、相互交融。”
　　郑韻说，希望歌剧院能创作更多独具特色的舞剧：“过去上海歌剧院创作的舞剧和其他剧目都是非常具有自身特色的，希望这样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更希望年轻一代在创作新作品的同时也能发挥原来的传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人才。”
　　时至今日，一代代相传新旅精神依旧焕发奕奕光彩。此次走访活动，也激励了广大党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坚定理想信念，学习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在新的征程上大力践行革命精神，为创造出新时代下的文艺精品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