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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腐败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形成时间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本文试图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方面探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同时分析苏联前期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巨大危害。
[关键词] 官僚腐败；特权阶层；监督体制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1-0058-04
一
1936年之后，托洛茨基提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特殊阶层。他们必然要发展成为新的有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潜在的代理人”[1]。关于这个阶层的形成时间政治家和学者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列宁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捷克“经济改革之父”奥塔·锡克；[2]（2）斯大林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托洛茨基、吉拉斯、罗曼·罗兰、刘克明等；[3]（3）赫鲁晓夫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季正矩等；[4]（4）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郭春生等。[5]
笔者认为，界定一个阶层的形成，需要有几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一，政治体制考虑；第二，经济体制考虑；第三，社会因素考虑。
首先，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什么？俄国学者在研究中很少使用“官僚特权阶层”这个概念，他们往往使用的是“官职等级名录制”（HoMekJiaTypa），因为在他们看来，造成苏共后来一切腐败的根源是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时期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官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1923年11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工作会议上，仅中央一级的党政干部就任命了13165人。[6]这些列入官职等级名录的官员不但对外保密，而且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各自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他们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特殊的社会集团。斯大林通过官职等级名录制逐渐将国家行政权力集中和转移到党内。与此同时，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逐步向联盟中央集中。虽然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不顾及政治局多数而做决断的地步，但是到了大清洗时期，这种个人权威就已经成为了事实。到了30年代末期，当时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即中央书记以各省委为“支柱”，以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为核心构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任命干部，从上到下运作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制，这就构成了书记处“决定一切”，总书记具有“无限权力”的权力结构体系。[7]由此可见，形成官僚特权阶层的政治根源是斯大林将干部任命制制度化。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苏联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特征就是：漠视甚至是否认市场的作用，强调党对经济的领导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由国家统一占有和分配，只有代表国家的各级领导者才有权利对其进行管理；资金和资源的匮乏导致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不协调，致使生活必需品极度短缺，国民经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这种状况导致各级政府官员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来实行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的“特殊”分配。我们可以将这种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视为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经济条件。
从社会因素层面考虑，其主要因素之一是这个阶层的人数应该达到比较固定的规模。在列宁和斯大林早期（二战之前），由于政治斗争，如五次较大的清党运动，导致等级名录制上的官员变动情况比较大，特别是大清洗过程中，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在大清洗过程中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军队内部消失了3位元帅（共5位）、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共80名委员）、8位海军上将、90%的集团军将领和3.5万名军官。[8]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各级官员的巨大损失和不断调整补充，直至二战之后这个阶层才得以基本确定下来。美国学者大卫·科恩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占苏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9]综合以上因素考虑，笔者认为官僚特权阶层真正形成于斯大林后期，也就是二战结束以后。
二
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眼中，特权是“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据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10]。最初的特权是为了提高行政权力的有效性，解决法律对于现实的滞后性而存在的，其前提或根本目的是为了公众谋福利。洛克区分了真正的特权和异化的特权关系，指出为了社会的福利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特权。特权在“为了人民的福利而被运用，而不是明显地与这一目的相抵触时，人民很少会或决不会在细节上对其苛求或斤斤计较，他们不至对特权进行考察。但是，如果执行权和人民之间对于被主张为特权的权力发生不同意见，行使这种特权的倾向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于人民，便可很容易的决定这一问题”[11]。随着官僚数目的增长，特权现象也同比增长。任何国家的官僚组织，首先都以法或组织规则的形式确定不同的阶层享有不同的特权。在苏联，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享有的特权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特权很快就突破了“合法”的界限，走向了异化。
客观地讲，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时期，当时的特权现象是比较少的，这首先离不开以列宁为首的老布尔什维克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也是和当时党内监督机制，特别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分不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苏维埃初期就不存在消极腐败现象。苏维埃成立初期党内的腐败现象主要体现在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引发的不良现象。列宁当时认为，官僚主义最容易导致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可恶的敌人。他警告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12]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列宁提出了几点有益的思考：(1)重视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和监督权；(2)重视党内监督，设立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权力制约；(3)改进党的决策机构，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构成；(4)改组工农检察院，从而使得旧的国家监察机关获得权威和威信；(5)改组国家机关，按照“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改组国家机关。此外，列宁还提出让共产党员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除党内的投机者，让劳动群众来识别和监督共产党员。但是由于病情恶化和其他因素，列宁的思想没有被有效地贯彻执行。不过从总体上讲，列宁提出的利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最初构想值得我们肯定。
在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干部特权问题表现得已经非常突出，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触及到一部分列宁时期党的老干部。麦德维杰夫指出：“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特征：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13]当特权成为了目的，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的时候，就发生了异化。
当时的特权突出地表现在“疗养食堂”上。列宁时期由于物质生活非常贫乏，甚至出现了党的高级干部当场饿晕的现象。为了保证高级党员干部的正常工作需要，列宁倡议建立了“疗养食堂”，为他们提供了廉价伙食。列宁建立疗养食堂的初衷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保护高级干部的一种临时举措，在当时是能够被广大人民理解和认可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这种措施却被歪曲化和扩大化了。据苏联女作家沙图诺夫斯卡娅回忆：“在这个食堂里就餐的只是‘克里姆林宫的居民们’，此外，还有少数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人。”[14]“疗养食堂”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成为了不同官员物质享受的专用场所，而这和列宁设立的初衷是截然相反的。
其次，特权现象还在领导人工资变化上体现出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当年12月为自己规定的月工资是500卢布，大约只相当于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熟练工人的工资。当时列宁还建议，党的高级领导人不得有稿酬之类的任何其他额外收入（列宁的这一遗训一直执行到1979年）。正像阿尔巴托夫所言，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禁欲主义和党员最高工资上限不是神话，而是革命胜利后最初年月的现实，但这是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热情突发，而不是制度。到了1932年2月8日，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被正式废除了，这就使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进一步增加了。1935年，斯大林第一次涨工资，从225卢布增加到500卢布。1936年，斯大林决定把党的领导人的工资翻一番，当年2月，他本人的工资也涨到了1200卢布（缴纳党费36卢布），是当时苏联生产部门平均工资的5倍。
在经历了大清洗之后，为数众多的无原则的党员干部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下涌上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岗位。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斯大林个人专政的最坚强的基础。战后，特权又重新开始扩大，免费占用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的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休假时月薪照发）等等。当时特权表现最突出的应该是“钱袋”制度。
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对这个高级阶层实行了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15]沙图诺夫斯卡娅指出，当时的一个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一个“红包”，由于无限制的提高干部的工资不妥，于是想出了另外一种巧妙的出路。所有负责干部每月除了领取自己的无法保密的工资以外，还得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红包”里有多少钱，这些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无从知道。就连是否有这个“红包”也是保密的。其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在议论这件事情。[16]
这里所说的“红包”就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当时的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在交纳党费时也不包括它。例如，部长那时除工资外得到2万多卢布，相当于1947年改革后的2000多卢布。[17]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为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级别低的官员们也得到相应比例的款额。除这些外，还要加上非现金的特殊待遇。对于“钱袋”的事情，莫洛托夫曾经加以证实，他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8]当时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比例达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完全不能允许的规模。如果把这些或那些干部的全部工作领取的报酬计算在内，那么对许多最高级的干部来说，这比例是1:40，1:50，某些人甚至达到1:100。[19]
就斯大林看，开始他还能严格要求自己。在2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国家领导人中间，是以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闻名的。据斯大林的女儿回忆，斯大林对格鲁吉亚送来的礼物——葡萄酒、葡萄、水果等十分生气，在那些年月，“慷公家之慨”的作风是不受鼓励的。那时所有苏维埃上层领导人，大体上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谁也不贪图奢侈的生活，不想置办东西。斯大林和普通人一样，步行在街上。但是30年代之后，以国家的名义为斯大林到处修建别墅和疗养院，每年为他个人的服务费用开支十分巨大，以至于人们怀疑，当年花在尼古拉二世身上的费用和花在斯大林身上的费用差不多，甚至后者要更多。阿利卢耶娃认为：斯大林对特权是一种无奈的反击。虽然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却无力反对这种制度，这一制度像巨大的蜂房一样在他周围成长起来，他既不能摧毁，甚至也无法控制。[20]
客观地说，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特有的短缺经济特征，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使得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由此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1937-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后，接替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是所谓的“新人”，他们的官运具有偶然性，他们在党内地位没有保障。斯大林保证他任用的人得到一切物质财富，并用这些来收买和腐蚀他们。同时关照他们，谁也不能感到自己是独立的、踏实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依赖于长官的赏识，依赖于斯大林意志的变幻无常，这就造成了奴颜婢膝、无原则性、拼命保住自己的地位这样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怎么样无知识、无经验、没本事，只要受长官信任，就可以占据任何工作岗位。当时林业部副部长伊万·鲁达科夫的被撤职经历就说明了许多官员的升降机制问题，完全依赖于上级的意志，也就是上级的专横。[21]
斯大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政策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服从于斯大林个人的权威。当时秘密警察制度的高度镇压使得苏联的政治空气空前紧张，人民始终处在一种人人自危的地位，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听话”，那么斯大林就可以使其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待遇，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恩威并重的措施使得苏联高层都团结在斯大林身边，执行斯大林个人的意愿。由此可见，在斯大林统治后期，由于干部队伍相对固定，随着国内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正式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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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俄]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27.
作者唐静系华东师大社科部讲师、法学（政治学）博士；李鹏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特约编辑：鲁月棉
[关键词] 官僚腐败；特权阶层；监督体制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1-0058-04
一
1936年之后，托洛茨基提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特殊阶层。他们必然要发展成为新的有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潜在的代理人”[1]。关于这个阶层的形成时间政治家和学者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列宁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捷克“经济改革之父”奥塔·锡克；[2]（2）斯大林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托洛茨基、吉拉斯、罗曼·罗兰、刘克明等；[3]（3）赫鲁晓夫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季正矩等；[4]（4）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说,代表人物有郭春生等。[5]
笔者认为，界定一个阶层的形成，需要有几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一，政治体制考虑；第二，经济体制考虑；第三，社会因素考虑。
首先，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什么？俄国学者在研究中很少使用“官僚特权阶层”这个概念，他们往往使用的是“官职等级名录制”（HoMekJiaTypa），因为在他们看来，造成苏共后来一切腐败的根源是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时期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官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1923年11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工作会议上，仅中央一级的党政干部就任命了13165人。[6]这些列入官职等级名录的官员不但对外保密，而且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各自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他们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特殊的社会集团。斯大林通过官职等级名录制逐渐将国家行政权力集中和转移到党内。与此同时，斯大林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逐步向联盟中央集中。虽然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不顾及政治局多数而做决断的地步，但是到了大清洗时期，这种个人权威就已经成为了事实。到了30年代末期，当时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即中央书记以各省委为“支柱”，以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为核心构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任命干部，从上到下运作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制，这就构成了书记处“决定一切”，总书记具有“无限权力”的权力结构体系。[7]由此可见，形成官僚特权阶层的政治根源是斯大林将干部任命制制度化。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苏联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特征就是：漠视甚至是否认市场的作用，强调党对经济的领导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由国家统一占有和分配，只有代表国家的各级领导者才有权利对其进行管理；资金和资源的匮乏导致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不协调，致使生活必需品极度短缺，国民经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这种状况导致各级政府官员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来实行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的“特殊”分配。我们可以将这种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视为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经济条件。
从社会因素层面考虑，其主要因素之一是这个阶层的人数应该达到比较固定的规模。在列宁和斯大林早期（二战之前），由于政治斗争，如五次较大的清党运动，导致等级名录制上的官员变动情况比较大，特别是大清洗过程中，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在大清洗过程中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军队内部消失了3位元帅（共5位）、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共80名委员）、8位海军上将、90%的集团军将领和3.5万名军官。[8]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各级官员的巨大损失和不断调整补充，直至二战之后这个阶层才得以基本确定下来。美国学者大卫·科恩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占苏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9]综合以上因素考虑，笔者认为官僚特权阶层真正形成于斯大林后期，也就是二战结束以后。
二
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眼中，特权是“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据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10]。最初的特权是为了提高行政权力的有效性，解决法律对于现实的滞后性而存在的，其前提或根本目的是为了公众谋福利。洛克区分了真正的特权和异化的特权关系，指出为了社会的福利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特权。特权在“为了人民的福利而被运用，而不是明显地与这一目的相抵触时，人民很少会或决不会在细节上对其苛求或斤斤计较，他们不至对特权进行考察。但是，如果执行权和人民之间对于被主张为特权的权力发生不同意见，行使这种特权的倾向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于人民，便可很容易的决定这一问题”[11]。随着官僚数目的增长，特权现象也同比增长。任何国家的官僚组织，首先都以法或组织规则的形式确定不同的阶层享有不同的特权。在苏联，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享有的特权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特权很快就突破了“合法”的界限，走向了异化。
客观地讲，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时期，当时的特权现象是比较少的，这首先离不开以列宁为首的老布尔什维克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也是和当时党内监督机制，特别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分不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苏维埃初期就不存在消极腐败现象。苏维埃成立初期党内的腐败现象主要体现在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引发的不良现象。列宁当时认为，官僚主义最容易导致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可恶的敌人。他警告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12]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列宁提出了几点有益的思考：(1)重视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和监督权；(2)重视党内监督，设立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权力制约；(3)改进党的决策机构，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构成；(4)改组工农检察院，从而使得旧的国家监察机关获得权威和威信；(5)改组国家机关，按照“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改组国家机关。此外，列宁还提出让共产党员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除党内的投机者，让劳动群众来识别和监督共产党员。但是由于病情恶化和其他因素，列宁的思想没有被有效地贯彻执行。不过从总体上讲，列宁提出的利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最初构想值得我们肯定。
在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干部特权问题表现得已经非常突出，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触及到一部分列宁时期党的老干部。麦德维杰夫指出：“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特征：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13]当特权成为了目的，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的时候，就发生了异化。
当时的特权突出地表现在“疗养食堂”上。列宁时期由于物质生活非常贫乏，甚至出现了党的高级干部当场饿晕的现象。为了保证高级党员干部的正常工作需要，列宁倡议建立了“疗养食堂”，为他们提供了廉价伙食。列宁建立疗养食堂的初衷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保护高级干部的一种临时举措，在当时是能够被广大人民理解和认可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这种措施却被歪曲化和扩大化了。据苏联女作家沙图诺夫斯卡娅回忆：“在这个食堂里就餐的只是‘克里姆林宫的居民们’，此外，还有少数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人。”[14]“疗养食堂”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成为了不同官员物质享受的专用场所，而这和列宁设立的初衷是截然相反的。
其次，特权现象还在领导人工资变化上体现出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当年12月为自己规定的月工资是500卢布，大约只相当于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熟练工人的工资。当时列宁还建议，党的高级领导人不得有稿酬之类的任何其他额外收入（列宁的这一遗训一直执行到1979年）。正像阿尔巴托夫所言，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禁欲主义和党员最高工资上限不是神话，而是革命胜利后最初年月的现实，但这是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热情突发，而不是制度。到了1932年2月8日，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被正式废除了，这就使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进一步增加了。1935年，斯大林第一次涨工资，从225卢布增加到500卢布。1936年，斯大林决定把党的领导人的工资翻一番，当年2月，他本人的工资也涨到了1200卢布（缴纳党费36卢布），是当时苏联生产部门平均工资的5倍。
在经历了大清洗之后，为数众多的无原则的党员干部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下涌上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岗位。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斯大林个人专政的最坚强的基础。战后，特权又重新开始扩大，免费占用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的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休假时月薪照发）等等。当时特权表现最突出的应该是“钱袋”制度。
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对这个高级阶层实行了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15]沙图诺夫斯卡娅指出，当时的一个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一个“红包”，由于无限制的提高干部的工资不妥，于是想出了另外一种巧妙的出路。所有负责干部每月除了领取自己的无法保密的工资以外，还得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红包”里有多少钱，这些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无从知道。就连是否有这个“红包”也是保密的。其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在议论这件事情。[16]
这里所说的“红包”就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当时的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在交纳党费时也不包括它。例如，部长那时除工资外得到2万多卢布，相当于1947年改革后的2000多卢布。[17]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为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级别低的官员们也得到相应比例的款额。除这些外，还要加上非现金的特殊待遇。对于“钱袋”的事情，莫洛托夫曾经加以证实，他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8]当时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比例达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完全不能允许的规模。如果把这些或那些干部的全部工作领取的报酬计算在内，那么对许多最高级的干部来说，这比例是1:40，1:50，某些人甚至达到1:100。[19]
就斯大林看，开始他还能严格要求自己。在2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国家领导人中间，是以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闻名的。据斯大林的女儿回忆，斯大林对格鲁吉亚送来的礼物——葡萄酒、葡萄、水果等十分生气，在那些年月，“慷公家之慨”的作风是不受鼓励的。那时所有苏维埃上层领导人，大体上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谁也不贪图奢侈的生活，不想置办东西。斯大林和普通人一样，步行在街上。但是30年代之后，以国家的名义为斯大林到处修建别墅和疗养院，每年为他个人的服务费用开支十分巨大，以至于人们怀疑，当年花在尼古拉二世身上的费用和花在斯大林身上的费用差不多，甚至后者要更多。阿利卢耶娃认为：斯大林对特权是一种无奈的反击。虽然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却无力反对这种制度，这一制度像巨大的蜂房一样在他周围成长起来，他既不能摧毁，甚至也无法控制。[20]
客观地说，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特有的短缺经济特征，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使得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由此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1937-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后，接替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是所谓的“新人”，他们的官运具有偶然性，他们在党内地位没有保障。斯大林保证他任用的人得到一切物质财富，并用这些来收买和腐蚀他们。同时关照他们，谁也不能感到自己是独立的、踏实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依赖于长官的赏识，依赖于斯大林意志的变幻无常，这就造成了奴颜婢膝、无原则性、拼命保住自己的地位这样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怎么样无知识、无经验、没本事，只要受长官信任，就可以占据任何工作岗位。当时林业部副部长伊万·鲁达科夫的被撤职经历就说明了许多官员的升降机制问题，完全依赖于上级的意志，也就是上级的专横。[21]
斯大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政策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服从于斯大林个人的权威。当时秘密警察制度的高度镇压使得苏联的政治空气空前紧张，人民始终处在一种人人自危的地位，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听话”，那么斯大林就可以使其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待遇，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恩威并重的措施使得苏联高层都团结在斯大林身边，执行斯大林个人的意愿。由此可见，在斯大林统治后期，由于干部队伍相对固定，随着国内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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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923.
[20][俄]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27.
作者唐静系华东师大社科部讲师、法学（政治学）博士；李鹏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特约编辑：鲁月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