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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女人，一直在走着。她就是王秋杨，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苹果基金会理事长；
是首位到达“地球三极”
(南极点、北极点、珠峰)的华人女性。
她身着黑色的上衣，碎花的裙子。在北京今典集团，她那6米高、100多平方米宽大的空间里，只放了张简洁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王秋杨说：“我喜欢辽阔的感觉，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她笑。
王秋杨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开发商。其实契机很简单，她和丈夫缺钱，50万，他们需要这个钱来实现丈夫张宝全拍电影的梦想。他们去了海南，并抓住了机会，他们经营起了海运生意，一度风生水起，一度被评为海南海运十大纳税企业。
他们很幸运，在退潮前上了岸。《纽约客》曾这样写道：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幸存者，如冯仑、潘石屹，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就回北京，开发房地产。
王秋杨张宝全夫妇亦是。
有时候，一个人成年后的路径选择与其童年的经历多多少少有些关系。而王秋杨的童年的理想是当考古学家或地质工作者，去云游四方。父亲曾参加过皎东反扫荡、平度战役，有过8次受伤经历。从小，父亲就是王秋杨心目中的英雄。
关于童年，福建山区的生活：破烂的校舍、木讷的老师、孩子王、带领大家去抢水甚至和男生大打出手——当然，还有就是头上养着满头快乐的虱子，睡觉的被窝里经常可以抓出一窝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
她一直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在16岁以前没见过女人骑自行车，20岁以前没见过下雪，闽南的山水和景色构筑了王秋杨童年的全部记忆。后来离开乡村，回到了城里，先是南昌，再是南京，后来到北京，她觉得很不自在。因此，她认为，在骨子里，自己还是个山里人。
她厌倦了城市生活，于是，她就出发了。她原以为登山是个集体运动，直到2003年10月第一次登顶云南哈巴雪山，她才对登山运动有了完整的认识。在一天的行走中，越往上走人越少，队友们前后相距甚远，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王秋杨在城市里每天过着早晨7点上班，晚上11点才下班的时光，公司的事不分巨细她都要过目签字。而在登山中，她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发现“人生其实还可以这样度过”。
从2003年到2005年，她对登山抱持着随性的态度。
出门之前不订时间表，不买返程机票。旅行只有一个方向，无所谓目标感。走到某一天她觉得该回家了，就立刻回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王秋杨陆续登顶了四川四姑娘山二峰、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新疆慕士塔格峰、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和西藏启孜峰。
此后，一年的时间，她有半年似乎都是在路上。她曾背着背包搭乘古老的乡村火车，像真正的“流浪汉”那样在法国西部穿行；乘坐俄国1800吨排水量的破冰船，穿越有“魔鬼西风带”之称的南极西风带；在南美洲的大陆上随意游走，早上在大西洋看日出，晚上赶到太平洋游泳。
有媒体问王秋杨，登山爱好者的特质有那些?她说：“首先要敢于上路，敢于挑战自己，才能走出那一步。并且登山不是每次都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山友，能够一个人自己上路，是一个可以享受孤独的人。”
如此痴迷于行走的王秋杨却不喜欢逛街，她每年只进两回商场，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每次买够半年要穿的衣服。
建筑师于露是王秋杨的朋友，曾和王秋杨开车去过西藏。
在于露的眼里，王秋杨自然率性，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去西藏的时候整天不停地开车，吃住都很随便。
王秋杨很喜欢汽车，她得到的第一辆车是一辆二手的紫红色桑塔纳，拿到的时候已经开了几十万公里，很脏很旧，在暑天的烈日下，她整整花了一个中午擦冼她的爱车，那一天她永远也忘不了。如今，她有一辆悍马、两辆牧马人、一辆路虎、一辆保时捷、一辆丰田……
当然，她一路走着，是各种各样的车始终伴随着着她。她曾用4天的时间里，开着她喜欢的车，穿越罗布泊。
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眼前的情景不由得使我对沙漠和胡杨分别产生出敬畏之情。畏的是沙漠的毅力，它最终能把几乎身边的一切物质都变成沙；敬的是胡杨，竟然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千年不变地保持自己，都大了不起了!”
行走的价值
走着，是一种状态，如王秋杨这般。
2003年的时候，她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叫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车一路行驶，她在思考很多问题，正如一些人所说的，50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就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建一个学校，选址，师资力量，区域基础人口等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捐款的人也不会去看自己捐款建的学校怎么样了，她看到过一些废弃的希望小学，后来就变成了一堆石头。她下定决心，想自己做。
王秋杨想在阿里地区做点事情，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寒雪域，也是佛教传说中大干世界的中心。整个阿里地区，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台湾地区，相当于一个德国，人口却只有8万多人。
考察完一圈，王秋杨打电话给张宝全，说，要帮帮阿里的孩子们。张宝全问，要多少钱。王秋杨来不及细算，说，要500万元，张宝全却给了1000万元。
她修建了4所“苹果学校”，成立“苹果慈善基金会”，并制定了每年投入500万元的长期计划。2004年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一公布，苹果基金会就成为了首批注册的慈善基金会之一。但很快，王秋杨就认识到这里匮乏的不仅仅是教育。
2005年，王秋杨又一次来到西藏，本来是想寻找一处象雄古文化的遗址，但误走入到了尼玛县一个叫做文布乡的地方。在和屋檐下晒太阳的乡民聊天过程中，王秋杨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头痛却没有药吃，当即打开随身带的药箱。
这一举动使村民将王秋杨当成医生，很快，他们就自觉的排队，逐个走到王秋杨面前让她“诊断开药”，最终，凭着一些医学常识，王秋杨把整整一个药箱的药几乎全发完了。
王秋杨知道藏民曾有一个传统：不让妇女在自己家生育，于是，很多妇女就拎着羊皮褥子，拿着剪刀，去远处搭一个帐篷自行生产。如果成功，就抱着孩子回来；而失败了，代价就是生命。这个故事让王秋杨决定尽一己之力，帮助发展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就这样，王秋杨也由此确定了苹果基金会的两大慈善体系——“苹果教育工程”和“苹果赤脚医生工程”。
而在此之前，王秋杨做公益的方式很感性。“教育局局长说，我们缺电脑，给个电脑吧，我就给台电脑；又遇到一个人说，你给我台拖拉机吧，我就给台拖拉机”；当然，更早一些的时候，“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小孩子怎么样了，报上有电话号码，也有地址，就拿上几万块钱，冲到现场，把钱放下，目己抹着泪就走了”。
现在更多的时候，她在学习，如何让每一分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
玉树地震发生后，王秋杨看电视，那种场面她受不了，就和张朝阳，拿着几百万，去了现场，想做点项目。负责赈灾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这几个亿的项目都还没安置过来，像你这种几百万的项目，怎么给你找啊，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做什么再说吧。”
钱当然是没给。
考察来考察去，她跟SOHU的张朝阳发现，玉树没有急救中心，而地震发生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服务和配备，她就想着建一个急救中心吧。后来，政府就拨了一块地，让苹果基金会建急救中心。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急救中心还没有开工。
对王秋杨来说，困扰她的问题，是团队和人的问题，很难招募到合适的志愿者。目前，苹果基金会不到10人的员工团队，有基金理事会和项目理事会，因繁多的项目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如果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艰苦的，它会把你最好的给榨出来。”一位藏族老人无意间说给王秋杨的话，让她在行走多年后，忽然彻悟了行走的意义。“历尽艰险之后，人会重新学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恩，那些常态中被我们忽视的事物，变得格外珍贵。”
是首位到达“地球三极”
(南极点、北极点、珠峰)的华人女性。
她身着黑色的上衣，碎花的裙子。在北京今典集团，她那6米高、100多平方米宽大的空间里，只放了张简洁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王秋杨说：“我喜欢辽阔的感觉，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她笑。
王秋杨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开发商。其实契机很简单，她和丈夫缺钱，50万，他们需要这个钱来实现丈夫张宝全拍电影的梦想。他们去了海南，并抓住了机会，他们经营起了海运生意，一度风生水起，一度被评为海南海运十大纳税企业。
他们很幸运，在退潮前上了岸。《纽约客》曾这样写道：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幸存者，如冯仑、潘石屹，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就回北京，开发房地产。
王秋杨张宝全夫妇亦是。
有时候，一个人成年后的路径选择与其童年的经历多多少少有些关系。而王秋杨的童年的理想是当考古学家或地质工作者，去云游四方。父亲曾参加过皎东反扫荡、平度战役，有过8次受伤经历。从小，父亲就是王秋杨心目中的英雄。
关于童年，福建山区的生活：破烂的校舍、木讷的老师、孩子王、带领大家去抢水甚至和男生大打出手——当然，还有就是头上养着满头快乐的虱子，睡觉的被窝里经常可以抓出一窝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
她一直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在16岁以前没见过女人骑自行车，20岁以前没见过下雪，闽南的山水和景色构筑了王秋杨童年的全部记忆。后来离开乡村，回到了城里，先是南昌，再是南京，后来到北京，她觉得很不自在。因此，她认为，在骨子里，自己还是个山里人。
她厌倦了城市生活，于是，她就出发了。她原以为登山是个集体运动，直到2003年10月第一次登顶云南哈巴雪山，她才对登山运动有了完整的认识。在一天的行走中，越往上走人越少，队友们前后相距甚远，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王秋杨在城市里每天过着早晨7点上班，晚上11点才下班的时光，公司的事不分巨细她都要过目签字。而在登山中，她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发现“人生其实还可以这样度过”。
从2003年到2005年，她对登山抱持着随性的态度。
出门之前不订时间表，不买返程机票。旅行只有一个方向，无所谓目标感。走到某一天她觉得该回家了，就立刻回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王秋杨陆续登顶了四川四姑娘山二峰、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新疆慕士塔格峰、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和西藏启孜峰。
此后，一年的时间，她有半年似乎都是在路上。她曾背着背包搭乘古老的乡村火车，像真正的“流浪汉”那样在法国西部穿行；乘坐俄国1800吨排水量的破冰船，穿越有“魔鬼西风带”之称的南极西风带；在南美洲的大陆上随意游走，早上在大西洋看日出，晚上赶到太平洋游泳。
有媒体问王秋杨，登山爱好者的特质有那些?她说：“首先要敢于上路，敢于挑战自己，才能走出那一步。并且登山不是每次都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山友，能够一个人自己上路，是一个可以享受孤独的人。”
如此痴迷于行走的王秋杨却不喜欢逛街，她每年只进两回商场，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每次买够半年要穿的衣服。
建筑师于露是王秋杨的朋友，曾和王秋杨开车去过西藏。
在于露的眼里，王秋杨自然率性，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去西藏的时候整天不停地开车，吃住都很随便。
王秋杨很喜欢汽车，她得到的第一辆车是一辆二手的紫红色桑塔纳，拿到的时候已经开了几十万公里，很脏很旧，在暑天的烈日下，她整整花了一个中午擦冼她的爱车，那一天她永远也忘不了。如今，她有一辆悍马、两辆牧马人、一辆路虎、一辆保时捷、一辆丰田……
当然，她一路走着，是各种各样的车始终伴随着着她。她曾用4天的时间里，开着她喜欢的车，穿越罗布泊。
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眼前的情景不由得使我对沙漠和胡杨分别产生出敬畏之情。畏的是沙漠的毅力，它最终能把几乎身边的一切物质都变成沙；敬的是胡杨，竟然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千年不变地保持自己，都大了不起了!”
行走的价值
走着，是一种状态，如王秋杨这般。
2003年的时候，她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叫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车一路行驶，她在思考很多问题，正如一些人所说的，50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就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建一个学校，选址，师资力量，区域基础人口等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捐款的人也不会去看自己捐款建的学校怎么样了，她看到过一些废弃的希望小学，后来就变成了一堆石头。她下定决心，想自己做。
王秋杨想在阿里地区做点事情，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寒雪域，也是佛教传说中大干世界的中心。整个阿里地区，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台湾地区，相当于一个德国，人口却只有8万多人。
考察完一圈，王秋杨打电话给张宝全，说，要帮帮阿里的孩子们。张宝全问，要多少钱。王秋杨来不及细算，说，要500万元，张宝全却给了1000万元。
她修建了4所“苹果学校”，成立“苹果慈善基金会”，并制定了每年投入500万元的长期计划。2004年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一公布，苹果基金会就成为了首批注册的慈善基金会之一。但很快，王秋杨就认识到这里匮乏的不仅仅是教育。
2005年，王秋杨又一次来到西藏，本来是想寻找一处象雄古文化的遗址，但误走入到了尼玛县一个叫做文布乡的地方。在和屋檐下晒太阳的乡民聊天过程中，王秋杨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头痛却没有药吃，当即打开随身带的药箱。
这一举动使村民将王秋杨当成医生，很快，他们就自觉的排队，逐个走到王秋杨面前让她“诊断开药”，最终，凭着一些医学常识，王秋杨把整整一个药箱的药几乎全发完了。
王秋杨知道藏民曾有一个传统：不让妇女在自己家生育，于是，很多妇女就拎着羊皮褥子，拿着剪刀，去远处搭一个帐篷自行生产。如果成功，就抱着孩子回来；而失败了，代价就是生命。这个故事让王秋杨决定尽一己之力，帮助发展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就这样，王秋杨也由此确定了苹果基金会的两大慈善体系——“苹果教育工程”和“苹果赤脚医生工程”。
而在此之前，王秋杨做公益的方式很感性。“教育局局长说，我们缺电脑，给个电脑吧，我就给台电脑；又遇到一个人说，你给我台拖拉机吧，我就给台拖拉机”；当然，更早一些的时候，“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小孩子怎么样了，报上有电话号码，也有地址，就拿上几万块钱，冲到现场，把钱放下，目己抹着泪就走了”。
现在更多的时候，她在学习，如何让每一分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
玉树地震发生后，王秋杨看电视，那种场面她受不了，就和张朝阳，拿着几百万，去了现场，想做点项目。负责赈灾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这几个亿的项目都还没安置过来，像你这种几百万的项目，怎么给你找啊，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做什么再说吧。”
钱当然是没给。
考察来考察去，她跟SOHU的张朝阳发现，玉树没有急救中心，而地震发生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服务和配备，她就想着建一个急救中心吧。后来，政府就拨了一块地，让苹果基金会建急救中心。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急救中心还没有开工。
对王秋杨来说，困扰她的问题，是团队和人的问题，很难招募到合适的志愿者。目前，苹果基金会不到10人的员工团队，有基金理事会和项目理事会，因繁多的项目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如果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艰苦的，它会把你最好的给榨出来。”一位藏族老人无意间说给王秋杨的话，让她在行走多年后，忽然彻悟了行走的意义。“历尽艰险之后，人会重新学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恩，那些常态中被我们忽视的事物，变得格外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