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逛街时，惊奇地看到很多人家的门牌上都有“烈属”的字样，这个细节让我蓦然间感觉出：的确，瑞金是一个庞大的历史现场。
　　这些烈属，有的是当红军牺牲的，有的是被反扑的国民党杀害的。所以，当时身在瑞金的毛泽东，早就有修一个烈士塔的想法，这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是一个公墓。
　　周恩来让钱壮飞来设计这个烈士塔，要体现出三层意思：一、党指挥枪，二、战无不胜，三、留给后人的纪念。
　　今天，当我们来到红军广场时，在绿草地上，沿着用石头铺出的一行大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就走向了烈士塔。
　　整个纪念碑呈子弹状，呈现一幅待发的姿态。“弹”高13米，直指蓝天，主题鲜明地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象征着苏维埃共和国是靠工农武装在炮火中打出来的。它于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工程一开始，瑞金就掀起了募捐的热潮。在捐款故事中，叶坪村的谢益辉老人让人难忘。当时，他唯一的儿子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听说要给红军烈士修一个塔，他将攒下来买棺材的三块大洋捐了出来。工程筹备处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大爷说：“我连儿子都献给了苏维埃！”
　　没人数得清，子弹形的塔身上镶嵌了多少小石子，就像没有人能数得清，到底多少人为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河床上的石子，本身并不奇特，他们成了那个时代最朴实的记录员。最终，历史把那些石子都变成了星星。
　　在这些石子中，有一个拥军支前模范杨姑发的故事：1984年，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面对采访，从床头一个旧式小箱里取出一个小包裹。包裹里装的是叠放整齐的5件衣服。老人说，这些，是她牺牲了的5个儿子穿过的衣服；有位杨显荣老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将8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了红军，全部战死沙场，这就是著名的“八子参军”的故事。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反扑至此，陈诚站在这个塔下，徘徊良久：为什么，国民党抓丁都抓不到，共产党却被百姓们泪汪汪地送了情郎送儿子？
　　他从各个角度给这个塔拍了照片，然后，炸掉了它，只剩塔基。
　　烈士纪念塔被炸毁后，一位大娘冒着生命危险，绕过看守，把从纪念塔废墟中拆下一个完整的“烈”字，抬回家，藏了起来，一直藏到全国解放。
　　1955年，遗址按原貌修复时，大娘把这个“烈”字献了出来，整个烈士塔，就按照它的尺幅制定。
　　而这个塔在修复时，意外地找到了陈诚当年拍摄的照片，其他部分就按照照片加以复原。——历史，在演完了正剧、悲剧后，还上演了一出讽刺剧。
　　斯诺在他的文集中说：今后20年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将会是举世轰动的大消息。领头人物的首级被割下了，但是他们的躯干还会长出新的脑袋来。
　　刘伯坚像是对自己的行为做注解，为将要有的那次带镣长街行写下《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那一年，他留下一封绝命书，扬着脸走进了历史，再也没有出来。
　　在兴国将军馆，陈列着的54位兴国籍将军的黑白图片，面对那么多的黑白照片，我沉思。所有那些战死而不屈的灵魂，静坐着，向时间示威。死亡，使他们成为“在场的缺席者”。任凭光荣，任凭我们伸出双手，也无法接你们回家，你们的名字，构筑了历史，那些黑白的照片，是血，冲洗出来的。
　　在理解他们之前我就已经读过无数《英雄传》，但，唯独在我真正理解了时，他们，才得以复活。此一趟红色行，让我珍视每座坟墓和字的正义。
　　为了告慰数以万计的烈士，挺直的京九铁路在赣南绕了个弯进了兴国。
　　子弹碑的塔身是朱红色的，浸染着鲜血。那些轻扬着黑发的青春的头颅，在罪恶的子弹面前昂扬着。他们的生命，在我的阅读中，一点点地，成为青铜的文字，青铜铸就的玫瑰与荆棘。
　　我觉得，在这红色的土地上，一切都有灵性，只要一被樟树枝划破了，被杜鹃花刺破了，就会止不住血，然后，所有的血都会自动地去与那些烈士的血寻求汇合，其势，不可阻挡。这，就叫“血缘”？
　　红军广场上，站满了樟树，樟树下，绿草如茵，如茵的草地上，阵阵清风吹过，我像一个墓地诗人，听见一支长管，在墓碑上日夜吹颂。
　　作为一个今天的阐述者，我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馈赠，是通过对他们的探寻和阐释，形成自身的哲学人格，使漫漫历史长河中沉淀下去的那些石头获得新生。
　　在“身在瑞金，家有红军”的历史现场，那些过去了的黑白影像象人们的美德，似一束遥远的光线，在他们的探照下，我平凡的生活得到了增色。我以眺望的姿态，看到了曾经的那些事物，以它们的顺序排列着，以它们的节奏行列着。我终于把那些线，那些点，用自己的深情，串联起来。
　　上游的孩子注定要漂流，而下游的孩子则注定要回溯。每每清明，学生们前来祭奠。因为，记住他们，是我们对于历史的坚守。每一天，每一分钟，都会有人诞生，每一天，每一分钟，都会有人死亡。唯有怀念，是我们与他们之间不断的纽带。
　　终于，那些飞着的子弹，落地成碑，整个世界在祭奠的氛围里安静下来，享受和平。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