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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北京市气象局发出预报，7月1日至2日，北京将再次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传达紧急通知，重点做好雨水口疏通清理工作，以免积水排出不畅。
在一周前的“6·23”暴雨中，正是落叶垃圾塞住雨水口，加剧了城中积水。在这场雨中，北京的西南部城区几近瘫痪，地铁停运、公交停运、道路被淹、车辆没顶……
据知情人称，6月23日大雨当晚，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在防汛指挥现场动怒，质问下属早知雨水口易被树枝堵塞，为何没能事前清理。
七年之前，类似的情况便已出现。2004年7月10日，北京局部发生特大暴雨，城区41处严重积水。事后官方称，雨水口堵塞即为积水原因之一。
看似并不大的难题，七年中竟然未获解决，似乎不可思议，其暴露的却是北京防汛应急体系的硬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金磊评价，“6·23”暴雨没有任何“新问题”，“北京的整个应急体系都没有什么明显进步”。
今夏，除去北京，武汉、长沙等多座城市亦在大雨中变身泽国，而在排水设施能力有限的痼疾之外，应急部门协调不足，反应迟缓、灾害评估赔偿机制缺失等共通问题，亦暴露出中国城市管理乱象。
“百年一遇”不准确
按照北京官方公布的数据，6月23日晚8点，北京城区平均降雨量为每小时63毫米。但五棵松、丽泽桥、大红门等处，降雨量分别达到每小时116毫米、108毫米、79毫米，最大降雨点出现在石景山模式口，达到每小时185.8毫米，官方称，此处的每小时降雨量超过“百年一遇”标准。
但实际上，北京气象局公开资料显示，从100多年的北京日降水数据看，6月23日的暴雨，并无特别之处。
据《北京气象志》记载，截至1995年，雨量突破每小时100毫米的大雨出现过13次，其中1969年8月曾出现每小时132毫米的大雨，1976年7月也出现了每小时150毫米的大雨。
而在2004年7月10日，北京的一场暴雨也使全城几乎瘫痪。气象资料显示，当天市级雨量站中最大降雨点在天安门，降雨量为106毫米。其他城区降雨量大约为每小时35毫米－50毫米。单从数据看，这次降雨并不算大，但局部地区降雨超出排水设施设计能力，积水严重。在这次大雨中，城区41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情况，21个路段严重拥堵，至少8座立交桥行车瘫痪。其中复兴门桥下、阜成门桥下、西直门桥下积水深达50厘米，严重影响通行；二环路三环路几乎全线瘫痪；受降水影响，信号灯出现43处故障。
两年后，2006年7月31日，首都机场遭遇暴雨，当日上午10时许，实时降雨量达到105毫米，机场高速路积水严重，迎宾桥路段被迫封闭。机场高速路遭遇了近十年来最大一次堵车，从航站楼排到了四元桥，车龙绵延15公里以上。
北京气象局一位专家表示，6月23日大雨“百年一遇”的说法并不是出自气象部门，而是水务部门。从气象角度来看，“百年一遇”的说法不准确，就在1994年，密云地区还出现过最大降雨量300毫米的大雨。
北京气象局对此次降水过程的整体评价是，“自2004年7月10日北京暴雨天气后的又一次高影响暴雨天气，如此强的降水过程在北京是不常见的”。
堵塞的信息
这场并不特别的暴雨，为何会对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实际上，北京拥有一套可谓庞大的防汛应急体系。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对全市防汛承担指导任务，其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水务局，是一个处级单位，同时也是市政府办事机构，市长郭金龙亲任总指挥。
除此之外，整个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包括80个分指挥部，北京市31个委办局、18个区县、大型市属水库河道、国有集团公司等均为成员单位，再往下，各乡镇街道乃至村庄，都有专人负责防汛。这套系统自1995年既已建立，运转至今。
2004年的暴雨之后，舆论严厉批评北京市在防汛应急方面协调不力，此后，北京亦做了一些调整。2006年6月1日，《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颁布实施，对各单位职责加以明确，比如，水务局负责排水设施运转、河道疏导，建委负责危旧房屋安全，交通部门负责交通疏导等。
但在金磊看来，北京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防灾减灾机构，各级防汛指挥部都只是协调机构，而各部门所做的应急预案之间缺乏衔接，“甚至许多预案各部门都是来回抄。”
正因此，“6·23”暴雨，暴露出的依然是部门间协调不力，责任不清等老问题。
6月23日的暴雨集中在城区西南，石景山正处于重灾区，其中模式口地区瞬时降雨量达到215毫米。石景山市政管委人士表示，暴雨预报后，区政府已预料到模式口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但未提前向市民预警。
实际上，石景山是北京市唯一的交通委、市政管委、水务局合署办公的城区，信息沟通本应具有独到优势。但上述石景山市政管委人士表示，交通信息发布和疏导属于公安交管部门，不归交通委管理，因此难以调度。当日，模式口积水已没过车顶时，疏导人员才在外围阻拦过境车辆，结果，先后有十辆汽车陷入桥下水潭。
甚至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也未及时掌握模式口的状况，6月29日，市防汛办总工程师王毅对《财经》记者表示，暴雨当晚，防汛办未接到排水集团关于模式口积水的汇报，“我们主要保的是环路和快速路。”
而在大雨当天，市防汛办向北京传统的积水点——三环路的丰益桥抽调了最多人力。傍晚5时，丰益桥下已开始积水，同时出现拥堵。2004年暴雨后，丰益桥区前设置了调头阀，可以临时打开，疏解车流。但6月23日当晚，现场交警发现，调头阀预留得太窄，大型车辆调头困难。僵持到午夜，交管部门才临时允许车辆逆行疏散。直到24日凌晨5时10分，丰益桥通行才得以恢复正常。
实际上，模式口、丰益桥等地由于地势低洼，均为逢雨必淹之地。6月23日暴雨，气象部门已提前两天发布预报，交管部门的电子显示屏亦遍布城区，为何不能提前告知过往车辆？王毅的解释是，气象预报无法得知具体地点的雨量，“哪个桥区会被淹，淹多深，事先很难得知。”
但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教授、给排水专家周玉文的解释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他认为，虽然提前的精确预报难以做到，但在降水高峰开始，到排水管线超载、雨水外溢，一般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这半个小时，至少交通疏导是可以实现的。”而要做到这点，则要求应急体系有灵敏的反应速度，亦需要气象部门、水务和交管等部门高度协调。
2004年暴雨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曾表示，今后，防汛预案中防汛标准都要有数据支撑。
七年后，这仍是梦想。
每年汛期前，北京市提前公布的积水点分布，多是根据上年积水的经验得出。周玉文表示，一套足以应对暴雨的城市防涝系统，需要对全流域的管网摸底，做到数据清晰，至少事先要能够预测，什么地方会积水，积水程度如何。但目前北京市的管网数据、防汛能力从未公开，科研机构都无法获取。
城市成了蓄洪区
除了应急机制的运转不畅，“6·23”暴雨后的官方解释中，排水设施设计标准有限，被视为积水的根本原因。
目前，北京市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是应对1年-3年一遇洪水，无法应对局部强降水。北京市亦准备将设计标准提高到3年-5年一遇，但这只针对新建地区，二环内老城区的设计标准仍非常落后。
在学者看来，世界各国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均无法应对“百年一遇”暴雨。应对的关键在于，对超出设计流量的水，该如何处置，怎样调蓄。
按照国际惯例，城市应具备专门的排涝系统，以应对超出城市管道设计容量的暴雨。该系统主要是在城市内安排行洪通路，以及临时蓄洪的场所，譬如某些停车场、道路，均可临时“征用”，以保大范围的城市安全。
“否则，暴雨一来，城市本身就成了蓄洪区，只能等待排水系统慢慢排干积水。”周玉文说。
而在国内，各城市在建设中皆没有将排涝系统考虑其中。
2004年暴雨后，北京市水务局陆续对积水点进行了整治，其中最主要的做法是加设泵站，用以加大积水排出速度，排入管网，或者就近排入城市河流。但问题在于，排水速度虽然可以加快，下游接纳能力却无法提高。
这一问题在“6·23”暴雨中凸显无遗。当晚，丰益桥下严重积水，数台泵站满负荷运转，仍无法排水，因为用以接纳来水的丰草河下游也遭遇暴雨，已无法行洪，河水反而倒灌。无奈之下，市排水集团只得临时借来数台环卫集团抽水车，将桥下积水抽入车中运走。
作为另一项“修补”措施，近年来，北京市也陆续兴建了一些雨洪利用系统，汛期前放空蓄水池，利用透水砖收集雨水并储存，但是这样的设施数量稀少，除奥林匹克中心区，大多分布在住宅小区内，对市政道路排水并无改善。
北京市水务局、排水集团计划，在积水点，比如立交桥下兴建蓄水池，安置于绿地的地下空间，暂时排不出去的积水，先引流至蓄水池下暂存，事后放空。而在现实中，各积水点并无足够空间修建蓄水池，且这项工程还需准确预测积水程度，并涉及基础设施的全面排查。目前来看，该计划的实现遥遥无期。
谁该被问责
北京6月23日暴雨中，至少有三人丧命。
当天下午5时30分左右，两名男子在苹果园南路东口坠井，在雨水管道中，他们的尸体被冲出3公里。死者都来自河北省南皮县，生前系北京吕氏建业装饰工程公司员工。大雨倾泻中，他们试图将公司一辆熄火的轿车推离积水，脚下的窨井盖却因瞬时雨量过大发生反涌，两条生命瞬间被水流冲走。
一个多小时后，朝阳区小红门医院东侧，一条80米长的街道积水没膝，一根电线正好垂到水里。两名路过的男子先后被电晕，第一人因道路被堵，等候多时才被急救车接走，待送入北京垂杨柳医院，已然不治。第二名触电者被路人救出后，幸运生还。
当天大雨时，随处可见被浸泡在积水中的车辆，有的车甚至只能露出车顶。据中国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统计，大雨当天，共接到因暴雨造成的机动车报案1481件，其中513件需要救援。而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亦处理因暴雨及涉水造成的车辆事故203件，处理暴雨或雷击造成的车辆损失20件，救援近122车次。
此外，大雨还造成地铁13号线、亦庄线、1号线等中断运行，地面近百条公交线路受到影响，其中34条运营线路无法正常行驶。当晚，全市范围的交通拥堵从当日18时起，持续至近20时，直至当天24时，北京市交管局的交通监测线圈图上仍有五六十条路段“飘红”。市民林阿珍傍晚5时乘坐出租车由幸福大街沿体育馆路向南走，上南二环路之前的短短6公里，行驶了两个小时，比步行还慢。
由于北京尚未建立相应的灾害损失的全面评估。目前尚不能完整清晰地判断，这场暴雨究竟对北京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造成了多大影响。
按照北京市的做法，对于水灾造成的损失，一般都是由各个成员单位的应急办分中心上报给防汛应急办，比如暴雨损失造成的房屋倒坍数据，由建委下设的防汛应急指挥分部统计上报，涉及车辆损失则由保险公司接报险电话上报。但现有统计，仅限于并不全面的直接财产损失、人身伤亡数据，以及交通延误情况和公共交通运转情况。
实际上，有关暴雨的科学评估并非不可实现。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规划所和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所，曾共同承担课题“北京市城市雨水规划设计标准”，其中一个子课题便引入了暴雨社会总成本研究。
据该课题负责人王强介绍，暴雨损失需结合当地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来共同制定，构成颇为复杂，除了可见的财产损失、生命损失，还有因暴雨引起的误工损失等。仅在交通方面的损失，就包括车辆财产损失，以及拥堵误工损失。
而没有科学的评估，就意味着很难获得赔偿。
目前，对于气候灾害中的意外死亡事件，并无明确的赔付标准和依据。对于暴雨造成的车辆损失，依循保险路径索赔，而如石景山两名男子死亡，目前实行的是调解路径。
据石景山市政管委工作人员祁月介绍，对两名坠井的死者，石景山区正在协调善后处理，由于死者是在为公司推车过程中坠入窨井，责任认定和赔付标准，要与家属、单位共同协商确定。
而暴雨天气造成的城市内涝灾害，除自然因素之外，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亦是值得提出的问题。
2010年7月，南京曾连降两天暴雨，雨花台区的花神大道积水严重，大雨过后，南京市纪委、监察局认为，负有养护责任的区建设局及其下属部门未能及时在汛期对市政设施进行疏通养护，同时预见性不足，应对措施不到位，以致暴雨骤降时该路段排水不畅，雨水积存。纪检部门对雨花台区分管副区长处以诫勉谈话，对区建设局局长通报批评处分，区建设局市政综合养护所所长亦被免职。
“政府不该不做努力，将责任完全推卸给排水管网，”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金磊说，如果2004年“7·10”暴雨已挑战了京城防汛能力，那么七年后正步入世界城市的北京，究竟在防汛及防灾上做了什么？“它至少说明，城市应急管理机制还停滞在‘靠天吃饭’水平上。”金磊说。
据他介绍，在“6·23”暴雨前，相关部门即已经公布检查了93个立交桥，并确保不存在隐患，但结果却仍然是半个城市瘫痪。
对“6·23”北京暴雨的问责，在雨过天晴之后，悄无声息。
在一周前的“6·23”暴雨中，正是落叶垃圾塞住雨水口，加剧了城中积水。在这场雨中，北京的西南部城区几近瘫痪，地铁停运、公交停运、道路被淹、车辆没顶……
据知情人称，6月23日大雨当晚，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在防汛指挥现场动怒，质问下属早知雨水口易被树枝堵塞，为何没能事前清理。
七年之前，类似的情况便已出现。2004年7月10日，北京局部发生特大暴雨，城区41处严重积水。事后官方称，雨水口堵塞即为积水原因之一。
看似并不大的难题，七年中竟然未获解决，似乎不可思议，其暴露的却是北京防汛应急体系的硬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金磊评价，“6·23”暴雨没有任何“新问题”，“北京的整个应急体系都没有什么明显进步”。
今夏，除去北京，武汉、长沙等多座城市亦在大雨中变身泽国，而在排水设施能力有限的痼疾之外，应急部门协调不足，反应迟缓、灾害评估赔偿机制缺失等共通问题，亦暴露出中国城市管理乱象。
“百年一遇”不准确
按照北京官方公布的数据，6月23日晚8点，北京城区平均降雨量为每小时63毫米。但五棵松、丽泽桥、大红门等处，降雨量分别达到每小时116毫米、108毫米、79毫米，最大降雨点出现在石景山模式口，达到每小时185.8毫米，官方称，此处的每小时降雨量超过“百年一遇”标准。
但实际上，北京气象局公开资料显示，从100多年的北京日降水数据看，6月23日的暴雨，并无特别之处。
据《北京气象志》记载，截至1995年，雨量突破每小时100毫米的大雨出现过13次，其中1969年8月曾出现每小时132毫米的大雨，1976年7月也出现了每小时150毫米的大雨。
而在2004年7月10日，北京的一场暴雨也使全城几乎瘫痪。气象资料显示，当天市级雨量站中最大降雨点在天安门，降雨量为106毫米。其他城区降雨量大约为每小时35毫米－50毫米。单从数据看，这次降雨并不算大，但局部地区降雨超出排水设施设计能力，积水严重。在这次大雨中，城区41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情况，21个路段严重拥堵，至少8座立交桥行车瘫痪。其中复兴门桥下、阜成门桥下、西直门桥下积水深达50厘米，严重影响通行；二环路三环路几乎全线瘫痪；受降水影响，信号灯出现43处故障。
两年后，2006年7月31日，首都机场遭遇暴雨，当日上午10时许，实时降雨量达到105毫米，机场高速路积水严重，迎宾桥路段被迫封闭。机场高速路遭遇了近十年来最大一次堵车，从航站楼排到了四元桥，车龙绵延15公里以上。
北京气象局一位专家表示，6月23日大雨“百年一遇”的说法并不是出自气象部门，而是水务部门。从气象角度来看，“百年一遇”的说法不准确，就在1994年，密云地区还出现过最大降雨量300毫米的大雨。
北京气象局对此次降水过程的整体评价是，“自2004年7月10日北京暴雨天气后的又一次高影响暴雨天气，如此强的降水过程在北京是不常见的”。
堵塞的信息
这场并不特别的暴雨，为何会对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实际上，北京拥有一套可谓庞大的防汛应急体系。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对全市防汛承担指导任务，其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水务局，是一个处级单位，同时也是市政府办事机构，市长郭金龙亲任总指挥。
除此之外，整个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包括80个分指挥部，北京市31个委办局、18个区县、大型市属水库河道、国有集团公司等均为成员单位，再往下，各乡镇街道乃至村庄，都有专人负责防汛。这套系统自1995年既已建立，运转至今。
2004年的暴雨之后，舆论严厉批评北京市在防汛应急方面协调不力，此后，北京亦做了一些调整。2006年6月1日，《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颁布实施，对各单位职责加以明确，比如，水务局负责排水设施运转、河道疏导，建委负责危旧房屋安全，交通部门负责交通疏导等。
但在金磊看来，北京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防灾减灾机构，各级防汛指挥部都只是协调机构，而各部门所做的应急预案之间缺乏衔接，“甚至许多预案各部门都是来回抄。”
正因此，“6·23”暴雨，暴露出的依然是部门间协调不力，责任不清等老问题。
6月23日的暴雨集中在城区西南，石景山正处于重灾区，其中模式口地区瞬时降雨量达到215毫米。石景山市政管委人士表示，暴雨预报后，区政府已预料到模式口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但未提前向市民预警。
实际上，石景山是北京市唯一的交通委、市政管委、水务局合署办公的城区，信息沟通本应具有独到优势。但上述石景山市政管委人士表示，交通信息发布和疏导属于公安交管部门，不归交通委管理，因此难以调度。当日，模式口积水已没过车顶时，疏导人员才在外围阻拦过境车辆，结果，先后有十辆汽车陷入桥下水潭。
甚至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也未及时掌握模式口的状况，6月29日，市防汛办总工程师王毅对《财经》记者表示，暴雨当晚，防汛办未接到排水集团关于模式口积水的汇报，“我们主要保的是环路和快速路。”
而在大雨当天，市防汛办向北京传统的积水点——三环路的丰益桥抽调了最多人力。傍晚5时，丰益桥下已开始积水，同时出现拥堵。2004年暴雨后，丰益桥区前设置了调头阀，可以临时打开，疏解车流。但6月23日当晚，现场交警发现，调头阀预留得太窄，大型车辆调头困难。僵持到午夜，交管部门才临时允许车辆逆行疏散。直到24日凌晨5时10分，丰益桥通行才得以恢复正常。
实际上，模式口、丰益桥等地由于地势低洼，均为逢雨必淹之地。6月23日暴雨，气象部门已提前两天发布预报，交管部门的电子显示屏亦遍布城区，为何不能提前告知过往车辆？王毅的解释是，气象预报无法得知具体地点的雨量，“哪个桥区会被淹，淹多深，事先很难得知。”
但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教授、给排水专家周玉文的解释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他认为，虽然提前的精确预报难以做到，但在降水高峰开始，到排水管线超载、雨水外溢，一般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这半个小时，至少交通疏导是可以实现的。”而要做到这点，则要求应急体系有灵敏的反应速度，亦需要气象部门、水务和交管等部门高度协调。
2004年暴雨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曾表示，今后，防汛预案中防汛标准都要有数据支撑。
七年后，这仍是梦想。
每年汛期前，北京市提前公布的积水点分布，多是根据上年积水的经验得出。周玉文表示，一套足以应对暴雨的城市防涝系统，需要对全流域的管网摸底，做到数据清晰，至少事先要能够预测，什么地方会积水，积水程度如何。但目前北京市的管网数据、防汛能力从未公开，科研机构都无法获取。
城市成了蓄洪区
除了应急机制的运转不畅，“6·23”暴雨后的官方解释中，排水设施设计标准有限，被视为积水的根本原因。
目前，北京市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是应对1年-3年一遇洪水，无法应对局部强降水。北京市亦准备将设计标准提高到3年-5年一遇，但这只针对新建地区，二环内老城区的设计标准仍非常落后。
在学者看来，世界各国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均无法应对“百年一遇”暴雨。应对的关键在于，对超出设计流量的水，该如何处置，怎样调蓄。
按照国际惯例，城市应具备专门的排涝系统，以应对超出城市管道设计容量的暴雨。该系统主要是在城市内安排行洪通路，以及临时蓄洪的场所，譬如某些停车场、道路，均可临时“征用”，以保大范围的城市安全。
“否则，暴雨一来，城市本身就成了蓄洪区，只能等待排水系统慢慢排干积水。”周玉文说。
而在国内，各城市在建设中皆没有将排涝系统考虑其中。
2004年暴雨后，北京市水务局陆续对积水点进行了整治，其中最主要的做法是加设泵站，用以加大积水排出速度，排入管网，或者就近排入城市河流。但问题在于，排水速度虽然可以加快，下游接纳能力却无法提高。
这一问题在“6·23”暴雨中凸显无遗。当晚，丰益桥下严重积水，数台泵站满负荷运转，仍无法排水，因为用以接纳来水的丰草河下游也遭遇暴雨，已无法行洪，河水反而倒灌。无奈之下，市排水集团只得临时借来数台环卫集团抽水车，将桥下积水抽入车中运走。
作为另一项“修补”措施，近年来，北京市也陆续兴建了一些雨洪利用系统，汛期前放空蓄水池，利用透水砖收集雨水并储存，但是这样的设施数量稀少，除奥林匹克中心区，大多分布在住宅小区内，对市政道路排水并无改善。
北京市水务局、排水集团计划，在积水点，比如立交桥下兴建蓄水池，安置于绿地的地下空间，暂时排不出去的积水，先引流至蓄水池下暂存，事后放空。而在现实中，各积水点并无足够空间修建蓄水池，且这项工程还需准确预测积水程度，并涉及基础设施的全面排查。目前来看，该计划的实现遥遥无期。
谁该被问责
北京6月23日暴雨中，至少有三人丧命。
当天下午5时30分左右，两名男子在苹果园南路东口坠井，在雨水管道中，他们的尸体被冲出3公里。死者都来自河北省南皮县，生前系北京吕氏建业装饰工程公司员工。大雨倾泻中，他们试图将公司一辆熄火的轿车推离积水，脚下的窨井盖却因瞬时雨量过大发生反涌，两条生命瞬间被水流冲走。
一个多小时后，朝阳区小红门医院东侧，一条80米长的街道积水没膝，一根电线正好垂到水里。两名路过的男子先后被电晕，第一人因道路被堵，等候多时才被急救车接走，待送入北京垂杨柳医院，已然不治。第二名触电者被路人救出后，幸运生还。
当天大雨时，随处可见被浸泡在积水中的车辆，有的车甚至只能露出车顶。据中国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统计，大雨当天，共接到因暴雨造成的机动车报案1481件，其中513件需要救援。而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亦处理因暴雨及涉水造成的车辆事故203件，处理暴雨或雷击造成的车辆损失20件，救援近122车次。
此外，大雨还造成地铁13号线、亦庄线、1号线等中断运行，地面近百条公交线路受到影响，其中34条运营线路无法正常行驶。当晚，全市范围的交通拥堵从当日18时起，持续至近20时，直至当天24时，北京市交管局的交通监测线圈图上仍有五六十条路段“飘红”。市民林阿珍傍晚5时乘坐出租车由幸福大街沿体育馆路向南走，上南二环路之前的短短6公里，行驶了两个小时，比步行还慢。
由于北京尚未建立相应的灾害损失的全面评估。目前尚不能完整清晰地判断，这场暴雨究竟对北京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造成了多大影响。
按照北京市的做法，对于水灾造成的损失，一般都是由各个成员单位的应急办分中心上报给防汛应急办，比如暴雨损失造成的房屋倒坍数据，由建委下设的防汛应急指挥分部统计上报，涉及车辆损失则由保险公司接报险电话上报。但现有统计，仅限于并不全面的直接财产损失、人身伤亡数据，以及交通延误情况和公共交通运转情况。
实际上，有关暴雨的科学评估并非不可实现。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规划所和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所，曾共同承担课题“北京市城市雨水规划设计标准”，其中一个子课题便引入了暴雨社会总成本研究。
据该课题负责人王强介绍，暴雨损失需结合当地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来共同制定，构成颇为复杂，除了可见的财产损失、生命损失，还有因暴雨引起的误工损失等。仅在交通方面的损失，就包括车辆财产损失，以及拥堵误工损失。
而没有科学的评估，就意味着很难获得赔偿。
目前，对于气候灾害中的意外死亡事件，并无明确的赔付标准和依据。对于暴雨造成的车辆损失，依循保险路径索赔，而如石景山两名男子死亡，目前实行的是调解路径。
据石景山市政管委工作人员祁月介绍，对两名坠井的死者，石景山区正在协调善后处理，由于死者是在为公司推车过程中坠入窨井，责任认定和赔付标准，要与家属、单位共同协商确定。
而暴雨天气造成的城市内涝灾害，除自然因素之外，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亦是值得提出的问题。
2010年7月，南京曾连降两天暴雨，雨花台区的花神大道积水严重，大雨过后，南京市纪委、监察局认为，负有养护责任的区建设局及其下属部门未能及时在汛期对市政设施进行疏通养护，同时预见性不足，应对措施不到位，以致暴雨骤降时该路段排水不畅，雨水积存。纪检部门对雨花台区分管副区长处以诫勉谈话，对区建设局局长通报批评处分，区建设局市政综合养护所所长亦被免职。
“政府不该不做努力，将责任完全推卸给排水管网，”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金磊说，如果2004年“7·10”暴雨已挑战了京城防汛能力，那么七年后正步入世界城市的北京，究竟在防汛及防灾上做了什么？“它至少说明，城市应急管理机制还停滞在‘靠天吃饭’水平上。”金磊说。
据他介绍，在“6·23”暴雨前，相关部门即已经公布检查了93个立交桥，并确保不存在隐患，但结果却仍然是半个城市瘫痪。
对“6·23”北京暴雨的问责，在雨过天晴之后，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