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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魅力不在于一时间的学习和领悟，而是应该把学习国学当成一种增长个人智慧的手段。
近日，湖北高校首家国学研究院成立，再次引发关于国学的热议。此前，特别是百家讲坛将国学推向公众后，以国学为引子，公众开始思考转型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展前途。
什么是国学
对于国学的界定，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国际易经学会理事南柯舟对此进行了梳理，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他分析，国学概念及名词发微于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而到了马一浮、邓实等人那里便开始分流。季羡林先生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虽然这些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南柯舟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包括五术、六艺和诸子百家，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各家，这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生民立命”之术；五术是“山、医、卜、命、相”，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这些一起构成了国学的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的简称，因此国学的主干是经史子集，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指历史典籍；“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
袁济喜认为国学的主干是儒家的尊重先祖、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
著名学者余敦康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总称，国学有关核心价值观，有关民族的精神支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层面上的东西，是精神驱动力量，可以鼓舞我们的志气，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凝聚力。
国学的沉与浮
余敦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国学五十年来的沉浮。他说我们之前总是去西方寻找救国之路，但是不管去哪学习什么，国学才是中国的根。他认为在五四时期前后，国学形成了好几派，主要有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列派，以吴宓和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主张中体西用的学衡派。
袁济喜将国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以五四运动和建国为分界点。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滞后逐渐显现出来，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试图改良的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是很快国人发现了中体西用文化路径的无助，于是引起了辛亥革命。
他们在引入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加以倡导。著名学者章太炎，就是革命党人，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曾宣传西方的进化论与自然科学，但更感兴趣的是之前所接受的国学教育，他发表了许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文章来抨击满清政权。他还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国学振兴社，仿效日本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他的国学振兴社培养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国学大家，鲁迅就接受过他的教育，而这里也是中国近现代国学思潮的开端。
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统治，让人们对原来的革命十分失望，加上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泛滥，袁世凯所倡导的尊孔读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西方学术在中国广泛传播，于是在西方民主和科学影响下，“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和学术文化的全盘接受。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五四”之后，中国固有的传统再次被人们所审视与反思。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先开办国学教育,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文化选择与教育改革的意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把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的27岁的胡适请来做哲学教授，并且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他们被称为“四大导师”。
但是国学研究和教育在此辉煌后很快又沉寂了，袁济喜对此原因做出了解释。他认为，首先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很多志士仁人的国学教育理想只能付诸东流，其次现代西方学科体制和国学教育体制的关系的处理也是很难的，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很容易顾此失彼。
同时，教育改革在开始时付出实验代价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在观念和运作上探索经验，是需要一定条件和时间的。
建国后，由于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重视不够，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和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后来，在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学者倡导下，国学和国学教育有了长足发展。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学全面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学推广的难与易
提及国学在国外的发展，我们总绕不开孔子学院。
从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开始，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326所以推广汉语言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课堂）在81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建设。国家汉办宣布，从今年起，将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课堂）增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其中今年会招募312名汉语教师和452名志愿者。
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主要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并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
国学在国外的发展，除了孔子学院外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和内容。中国美食享誉世界已久，中国餐馆的数量已超过麦当劳、肯德基在美国本土数量的总和，许多外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来自中国的产品。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着韩国的文化，孔子在韩国受到很高的礼遇，唐人街更是充满中国元素。
国学毕竟博大精深，就是土生土长的国人对于国学的理解起来都有一些难度，更别说是有着有别于我们思维方式的外国人，国学的推广也不仅仅是古典经史子集的重温。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现在将农业经济时代的蒙学教材，例如《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这些古代蒙学教材中所推崇的理念不利于孩子独立个性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强迫孩子读经，死记硬背，也是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华平认为，此前出现的“国学热”，并非是一场真正的“国学复兴运动”，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热”，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普及，真正的国学大师和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发展的成果还很匮乏。上世纪初的国学呈现出繁荣景象，因为当时是涌现了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古史研究以及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研究的卓越成就。
有位推广国学多年的讲师，在接受时代商报采访时说国学普及只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从学校开始，第二个是成人的培训。但是国学有着很厚的文化积淀，一部《论语》就能让人学一辈子，要想在校园推广国学就要每天坚持国学的教育，学校也要重视，只有这样国学的作用才会在校园慢慢展现。
上述讲师认为，国学的魅力不在于一时间的学习和领悟，而是应该把学习国学当成一种增长个人智慧的手段。
网络的出现和发达，也为国学的推广提供了新的途径，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国学网站、国学博客和国学论坛等。
笔者认为，国学当然是需要兴的，但是兴国学并不等于就是去读先贤哲人的经书典籍，而是在反思和独立思考之后，有选择性地去继承，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可以为我们所用，让我们快乐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近日，湖北高校首家国学研究院成立，再次引发关于国学的热议。此前，特别是百家讲坛将国学推向公众后，以国学为引子，公众开始思考转型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展前途。
什么是国学
对于国学的界定，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国际易经学会理事南柯舟对此进行了梳理，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他分析，国学概念及名词发微于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而到了马一浮、邓实等人那里便开始分流。季羡林先生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虽然这些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南柯舟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包括五术、六艺和诸子百家，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各家，这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生民立命”之术；五术是“山、医、卜、命、相”，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这些一起构成了国学的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的简称，因此国学的主干是经史子集，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指历史典籍；“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
袁济喜认为国学的主干是儒家的尊重先祖、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
著名学者余敦康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总称，国学有关核心价值观，有关民族的精神支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层面上的东西，是精神驱动力量，可以鼓舞我们的志气，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凝聚力。
国学的沉与浮
余敦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国学五十年来的沉浮。他说我们之前总是去西方寻找救国之路，但是不管去哪学习什么，国学才是中国的根。他认为在五四时期前后，国学形成了好几派，主要有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列派，以吴宓和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主张中体西用的学衡派。
袁济喜将国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以五四运动和建国为分界点。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滞后逐渐显现出来，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试图改良的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是很快国人发现了中体西用文化路径的无助，于是引起了辛亥革命。
他们在引入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加以倡导。著名学者章太炎，就是革命党人，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曾宣传西方的进化论与自然科学，但更感兴趣的是之前所接受的国学教育，他发表了许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文章来抨击满清政权。他还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国学振兴社，仿效日本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他的国学振兴社培养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国学大家，鲁迅就接受过他的教育，而这里也是中国近现代国学思潮的开端。
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统治，让人们对原来的革命十分失望，加上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泛滥，袁世凯所倡导的尊孔读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西方学术在中国广泛传播，于是在西方民主和科学影响下，“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和学术文化的全盘接受。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五四”之后，中国固有的传统再次被人们所审视与反思。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先开办国学教育,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文化选择与教育改革的意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把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的27岁的胡适请来做哲学教授，并且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他们被称为“四大导师”。
但是国学研究和教育在此辉煌后很快又沉寂了，袁济喜对此原因做出了解释。他认为，首先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很多志士仁人的国学教育理想只能付诸东流，其次现代西方学科体制和国学教育体制的关系的处理也是很难的，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很容易顾此失彼。
同时，教育改革在开始时付出实验代价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在观念和运作上探索经验，是需要一定条件和时间的。
建国后，由于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重视不够，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和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后来，在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学者倡导下，国学和国学教育有了长足发展。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学全面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学推广的难与易
提及国学在国外的发展，我们总绕不开孔子学院。
从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开始，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326所以推广汉语言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课堂）在81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建设。国家汉办宣布，从今年起，将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课堂）增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其中今年会招募312名汉语教师和452名志愿者。
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主要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并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
国学在国外的发展，除了孔子学院外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和内容。中国美食享誉世界已久，中国餐馆的数量已超过麦当劳、肯德基在美国本土数量的总和，许多外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来自中国的产品。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着韩国的文化，孔子在韩国受到很高的礼遇，唐人街更是充满中国元素。
国学毕竟博大精深，就是土生土长的国人对于国学的理解起来都有一些难度，更别说是有着有别于我们思维方式的外国人，国学的推广也不仅仅是古典经史子集的重温。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现在将农业经济时代的蒙学教材，例如《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这些古代蒙学教材中所推崇的理念不利于孩子独立个性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强迫孩子读经，死记硬背，也是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华平认为，此前出现的“国学热”，并非是一场真正的“国学复兴运动”，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热”，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普及，真正的国学大师和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发展的成果还很匮乏。上世纪初的国学呈现出繁荣景象，因为当时是涌现了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古史研究以及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研究的卓越成就。
有位推广国学多年的讲师，在接受时代商报采访时说国学普及只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从学校开始，第二个是成人的培训。但是国学有着很厚的文化积淀，一部《论语》就能让人学一辈子，要想在校园推广国学就要每天坚持国学的教育，学校也要重视，只有这样国学的作用才会在校园慢慢展现。
上述讲师认为，国学的魅力不在于一时间的学习和领悟，而是应该把学习国学当成一种增长个人智慧的手段。
网络的出现和发达，也为国学的推广提供了新的途径，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国学网站、国学博客和国学论坛等。
笔者认为，国学当然是需要兴的，但是兴国学并不等于就是去读先贤哲人的经书典籍，而是在反思和独立思考之后，有选择性地去继承，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可以为我们所用，让我们快乐地学习、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