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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得太晚了些，在它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来之前，它在西方已经再版了十二次，畅销了十余年了。
舒马赫是个经济学家，但却不是那种脑子里仅仅装着数据、经验材料和技巧的传统经济学家，他是那种能跳出经济学框架站在哲学高度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的学者。《小的是美好的》是一本谈经济发展战略的书，但也不是那种立足于某个既定目标而进行纯技术性讨论的书，该书对传统的战略目标本身从价值参照系到具体方法都作了全面的反省，既带有实证色彩，也有较浓的哲学思辨色彩，因此它对于不是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非专业读者也有较大的吸引力。
作为一个非专业读者，我所关心的是该书花了大量笔墨讨论的一个一直使人们感到困惑的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表现为“全盘西化”的主张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的论战；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表现为“全盘西化论”同“东洋道德、西洋技术论”的冲突；然而传统的讨论往往比较模糊，往往是就文化而论文化。《小的是美好的》一书的意义在于把这个问题明朗化了，它提问的角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战略应该是多目标的还是单目标的？如果是多目标的，那么，其中经济的目标和伦理道德的目标应各占多大比重？
动力批判——自私、贪婪与智慧
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的动力机制。舒马赫认为，近现代西方经济体制的动力是人的自私和贪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无一例外地默认这样一个行为学上的假定：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内驱力来自他们的自私和贪婪，因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活动家也都无一例外地把物质财富和熠熠闪光的黄金梦视为呼唤经济增长的神奇的魔杖。关于这一点，舒马赫提到了凯恩斯，他把凯恩斯作为这种动力观的典型代表。凯恩斯认为，“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其实，将自私和贪婪作为人类行为的动力的观点，最典型的不仅是凯恩斯一人。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就建立在人性是自私的这一对人的行为规律的基本判断之上；黑格尔也有“假私济公”之说，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个健全的社会机体的特征是：善于借助人的私欲达到增进公益的目的；在这之前的孟德维尔，还曾以想象中的蜂群社会生活来借喻人类：当蜂群社会是崇尚奢侈和虚荣的时候，必定是这个社会最景气的时候；当蜂群社会崇尚节俭和质朴之时，必定是这个社会衰败颓亡之时。此外，这种动力理论也能找到经验上的证明。尽管对于人的自私和贪婪，不少道德学家大摇其头，但是当这些忧心忡仲的道学先生们在考察了历史之后，却不得不遗憾地断言：恶确实常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当年的美国西部荒原如今之所以成了工业文明的重地，不也是由于当初东海岸的人们受到黄金梦的驱使而涌入那里成了开拓者么？
舒马赫对传统的动力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跳出了纯经济学的框架，对一种动力机制的评价，他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而且着眼于社会效益，着眼于对于人的效益。他在经济王国通行的价值天平之外，找到了一架更高层次的价值天平。
他对传统动力观的指责没有展开。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一番条理化的归纳：
第一，自私和贪婪确实能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起到动力作用，但生产的逻辑不是生活的逻辑，高增长就一定对生活有益吗？未必！经济增长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生活质量却以人的感觉为尺度，两者不是一回事。
第二，自私、贪婪、嫉妒在促进个人行动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对立甚至仇视。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一悲观论点他用了大量的笔墨作了经验的证明)，而竞争的逻辑排斥同情和谅解，面对有限的争夺目标必有捷足先登者和名落孙山者，于是人们的智慧受到了损害，连最简单的人际关系也难以处理好，结果彼此都陷入了孤立、挫折、无安全感的重压之下。
第三，传统动力机制不仅利用人的自私和贪婪，而且还无形中刺激和强化了人的自私和贪婪。它造成智慧低下的另一表现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畸形，满以为有了财富就有了一切，于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异化为对身外之物一一财富的追求，从而在畸形的物欲的重荷下焦虑不安地度过一生。
第四，由于挫折，也可能由于觉醒，人们终将发现自己所追求的不一定真有价值或价值不象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大，于是动力消失了，生产的逻辑走向自己的反面——拒绝增长。因为当原来人们一心一意追求的熠熠闪光的黄金梦暗然失色之后，人变成了苦闷的尤物，他们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该追求什么，其结果就可能会一无所求，对传统的动力机制所提供的各种诱惑无动于衷。
舒马赫的这些观点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当人们看到社会上出现某些腐败现象时，舒马赫的观点极易引起共鸣。当一个社会或个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断然忽视道德价值，的确会出现舒马赫谴责的种种情形，并且最终会使经济发展遭到损害。但是，在我们对这种观点作出判断之前，还得了解他的目的理论。因为他对传统动力理论的否定是建立在他的一套全新的非经济学的目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目的批判——生产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
在目的问题上，舒马赫把对某种经济理论的批判转向了对经济学本身的批判。他认为，任何技术经济学派都有一个经济学家们都不想去证明然而却共同信守的价值目标——经济效益。他们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一切，不仅用来衡量具体的经济改革的成败，也用来衡量经济学说的正误，而且还更糟糕地用来衡量非经济领域的事物，如时间、自然、艺术品等等。
基于对现代经济学的这一估计，他把经济学称为“片面的科学”。理由是，经济科学是服务于生产的，而生产却理应服务于人的生活，可是经济学家却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一个经济学家的设想，虽然有可能是科学的，如果这一设想有助于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的话；但是却不一定是神圣的，因为价值目标本身有可能出错。
“经济学判断具有片面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它们重视短期甚于重视长期，……其次，它们根据的成本定义排除了所谓‘免费物质’，也就是排除了上帝赋予的整个环境——私人占有的环境部分除外。这意味着，一种活动尽管加害于环境，却可能是经济的；而一种竞争活动如果付出一些代价去保护和保存环境，就是不经济的。”(《小的是美好的》第24页)
上述两点还仅仅是经济学在考虑投入产出时表现出来的狭隘性。除此之外，舒马赫认为，经济学更大的片面性是混淆了生产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的差别，把生产的逻辑等同于生活的逻辑或者完全忽视生活的逻辑，自认为经济学的价值目标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说明生产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的差异，舒马赫用充满赞赏和同情的语气提到了佛教经济学，并将现代经济学同佛教经济学进行了一番比较，以此证明以经济价值为标尺同以人的价值为标尺来判断事物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对发展方案的选择也会全然相异。以下是三个例子：
例A：劳动观。无论是现代经济学还是佛教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来源。但现代经济学却引导人们将工作看作是“难以避免的灾难”，雇主视为一项成本开支，力求减少到最低限度；雇员视为“无效用”，是为了挣工资而作出的对闲暇和舒适的牺牲。佛教经济学认为劳动有三重功能，一是使人获得利用和发展才能的机会，二是使人在劳动中通过合作克服自私自利而达到人格净化，三是生产适应生存所必需的商品。
可见，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单目标的，佛教经济学是多目标的。由于目标的不同，两者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势必也不同。
例B：就业观。现代经济学对待就业问题，有两个研究出发点：第一，充分就业对于增进国民生产总值是否“合算”；假如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大军既能节约得不偿失的投资又能刺激从业者的积极性的话，那么，失业就会被视为正当；第二，社会是否具有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如果社会能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救济)使他们能够活下去，从而有避免动乱的效果的话，失业政策就是可行的。佛教经济学认为，把商品看得比人更重要，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是对真理的颠倒。靠福利救济是难以把失业者从绝望境界中解救出来的，因为失业者的绝望，不仅是因为缺乏收入，而且还因为他缺乏有规律的创造性劳动所提供的滋养与活跃因素。因此，在实践上，佛教经济学主张充分就业，理由是双重的：(1)经济上是否合算；(2)是否符合人的心理需要。
例C：生活观。现代经济学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是人均消费量，认为消费较多的人较之消费较少的人总要“境况优越些”。因此，它把能够尽量扩大消费的方式视为最佳生产方式，比如以“用完就扔”的高消费来刺激高生产。佛教经济学重视的是“解脱”。它不反对财富和舒适，但反对对财富和舒适的迷恋和渴望。它认为商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佳的生活方式是以较低的消费获得较高的满足。人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因此重要的不是扩大消费而是使生活方式合理化。
根据这种比较，舒马赫提出了旨在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新生产方式的设想，这个新方式在技术设备上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比如介于镰刀和收割机之间的某种中间技术；好处是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促进平等。
第二，“适合于小规模运用”。好处是能够保证经济的持久性，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且有助于地方分权和促进自治的民主。
第三，“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好处是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成为机器的奴隶。
以上就是舒马赫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所唱的反调的基本内容。了解了他的主要立论依据之后，我们现在可以作进一步的判断了。在传统的道路和舒马赫的道路之间，我们该选择哪条路？
假如思想家能说服世界
舒马赫的所有观点都包含着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进步观念的挑战。虽然对进步的怀疑不是从舒马赫开始的，在他之前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来过，但他把问题具体化了。他不无正确地谴责西方社会里过于偏重物质生产发展的偏向，但却用一种可以名之为人道主义的原则取代了进步原则。传统观念所理解的进步是人对自然的征服，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当卫星飞上天时，人们欢呼“了不起的进步！”当飞船上月球时，人们也欢呼“了不起的进步！”当有人设想要征服整个宇宙时，人们则赞赏地称之为“划时代的设想”。舒马赫从根子上怀疑这些评价：这真是进步吗？进步的内涵是什么？是在宇宙中证明自己无所不能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即使证明了自己无所不能，于人类的生活又有什么好处呢？战争、暴力、孤独、空虚、烦恼、懊丧这些平凡的司空见惯的问题难道不比那些渺茫的设想更紧要吗？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清醒地反省自己的生活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苦闷并不是来自登上月球的希望还未实现，而是来自平凡生活中的一系列平凡而又深刻的挫折。
简言之，舒马赫的动力理论和目的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告诉人们：进步的尺度不能到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当中去寻找，而应当立足于人们的真实需要到人的感情中寻找。无论是评价历史还是设计未来，都应当加进伦理的考虑。在这里，经济学是技术性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也不能告诉人们目的是什么。目的只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确定。
舒马赫提出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很多思想值得我们借鉴思考。但是，他把经济同道德截然对立起来，如此贬低经济的意义，突出它的否定方面，则未必妥当。假如舒马赫的设想都能成为现实，假如每个人都拥有一份适当的生存手段而彼此相安无事的生活，假如人们都能通过一方面节制欲望另一方面发挥各自的创造性才能而使自己得到最大的满足，假如所有的富国和穷国都能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起跑，假如那些以国际市场为命脉的西方大企业能够为了人类的利益去牺牲自身利益而彻底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那么，人类的明天也许确实美妙而动人，舒马赫的想象也确实无可厚非。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假设而已。这些假设倘要成立，舒马赫必须证明一个他未加证明的更基本的假设：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善良意愿去设计和规划历史吗？思想家能够说服并征服整个世界吗？可惜舒马赫忽略了这个问题，否则他将陷入理论上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用历史的眼光还是用经验的眼光看，舒马赫的设想都多少带有些乌托邦色彩。这里至少可以提出两条理由：
第一，没有人能说服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遵循同一个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各自的国情不同，所要维护的利益关系也不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它们放弃大规模生产和国际贸易，无异于是要求它们的人民去砸碎自己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和毁弃自己心爱的小汽车；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虽然从人性上讲富有不一定是人民的最大需要，但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却不能仅仅考虑人性的需要，还得考虑周围的世界环境。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彼此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们或许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未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着竞争甚至笼罩着战争阴云的世界，一个国家如果不通过富有而使自己变得强大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无形地被剥夺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自身利益也难以自保，甚至有可能被“开除球籍”。托夫勒对第一次浪潮的战略鼓吹者的批评用于舒马赫也是恰当的：这种战略于富国有利，于穷国不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穷国拿不出什么具有竞争性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因而在“政治上也更软弱”，“更少找富国麻烦”(《第三次浪潮》三联版第409页)。可见，我们虽然可以承认人在历史中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也可以承认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使未来更如人意些，但是这是在环境制约下的能动性。历史本来就是人的主动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矛盾统一。
第二，寻找一个经济体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不能不考虑人的行为的现实可能性。庄子说过：“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这对中国历代的道学先生们可谓一个深刻的诊断，用来对照一下舒马赫，也不算牵强。行为动力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的本性。教育和环境可以强化或压抑人的某种本性，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绝不可忽视其意义，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做好它。但是，当我们纵论社会发展之时，也必须看到它们的局限。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宣传了两千多年，中国的老百姓照样还是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价值，就是证明。舒马赫在谈动力时，提到了智慧，但说得很含糊。假如可以将智慧界说为人的渴望发挥创造性潜力的心理需要的话，那么，把智慧视为动力之一也无不可，但前提是这种成就感确实已成为人的本性中的最强烈的冲动。人的需要确实是多方面的，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各种需要的强度却彼此不同，高瞻远瞩的教育家们可以努力促使人性向理想的方向发展，而脚踏实地的经济战略家们却只能将现实的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当作动力机制设计的出发点。这两方面对社会来说都是需要的，处理得恰当，可以互相促进。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两害相权取其轻
除了对可行性分析的忽略之外，舒马赫对传统战略模式所高悬的价值目标的指责也有失之于偏颇之处，他过分地贬低了人的物质需求的价值，把它同人的精神需求对立了起来，而且还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这是一个无价值的东西与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的对立。
高技术和细密的分工固然有它非人性的一面，但是不能忽略了它也有对人性的肯定的一面。谁也难以否定丰衣足食同人性是相契合的，同时也难以否定减轻劳动强度是人的需要。托夫勒对“中间技术”的主张者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偏爱体力劳动的人们肯定没有真正尝受过体力劳动的艰辛，对机器挖苦讽刺的人们只不过是由于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因此，假如经济目标同道德目标真有某种冲突的话，那也是两个有价值的东西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是可以调和的，也可能是不可调和的。
如果是不可调和的，那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两种有价值的东西中进行选择，这是选择上的困境。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都常常面临着这种充满着悲剧色彩的矛盾：善与善的矛盾，“是”与“是”的矛盾。
人们不能停留在困境里蜘蹰徘徊、无所作为，否则将把所有的价值一并舍弃。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的老祖宗告诉了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
假定纯经济目标与某些道德目标(如人格纯净、个性自由发展、人与人相亲相爱等等)确实在某一段时期内难以两全，也不是不可以确定出优先选择的目标来。
譬如，首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价值量的大小。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两者的价值很难量化，但按舒马赫的思想，既然价值是以人的感觉为尺度来衡量的，那么，我们也不妨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当作尺度。就我国情况而言，我们相信，如果哪位社会学家愿意作一次大规模的民意测验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会表明：绝大多数人会把人民的丰衣足食、国家的繁荣富强放在首位。
其次，可以根据两个价值各自是否具有繁殖性和广延性来确定孰重孰轻。如果道德价值的解决没有为下一步解决经济价值准备条件，那么，就可以认定道德价值不具备繁殖性和广延性。经验证明，伦理优先的战略模式在后果上往往事与愿违。道德需要养料，“衣食足则知荣辱”多少有些道理，住进单元楼的人们绝不会比住大杂院的居民矛盾更多，人情味更少；为填饱肚皮而疲于奔命的人们根本谈不上什么个性发展。这些倒是反过来证明了经济价值的繁殖性和广延性。
当然，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更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小提琴与二胡的合奏尽管不那么和谐，但也不是不能入耳。思想家虽然不能说服世界，但却可以提醒世界，可以通过呼唤人们的心灵去影响世界。在不违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去提醒人们发展更“符合人性的技术”，在人们处于“经济人”阶段时提醒人们去做“社会人”、“成就人”，在人们都做黄金梦的时候提醒人们正视生活和自身需求的多样性，这是聪明的远虑，至少可以使在片面性的斜坡上下滑的人们多一点自制的缓冲。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应当感谢舒马赫的。
(《小的是美好的》，〔英〕舒马赫著，郑关林译，刘诤华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0.90元)
舒马赫是个经济学家，但却不是那种脑子里仅仅装着数据、经验材料和技巧的传统经济学家，他是那种能跳出经济学框架站在哲学高度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的学者。《小的是美好的》是一本谈经济发展战略的书，但也不是那种立足于某个既定目标而进行纯技术性讨论的书，该书对传统的战略目标本身从价值参照系到具体方法都作了全面的反省，既带有实证色彩，也有较浓的哲学思辨色彩，因此它对于不是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非专业读者也有较大的吸引力。
作为一个非专业读者，我所关心的是该书花了大量笔墨讨论的一个一直使人们感到困惑的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表现为“全盘西化”的主张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的论战；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表现为“全盘西化论”同“东洋道德、西洋技术论”的冲突；然而传统的讨论往往比较模糊，往往是就文化而论文化。《小的是美好的》一书的意义在于把这个问题明朗化了，它提问的角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战略应该是多目标的还是单目标的？如果是多目标的，那么，其中经济的目标和伦理道德的目标应各占多大比重？
动力批判——自私、贪婪与智慧
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的动力机制。舒马赫认为，近现代西方经济体制的动力是人的自私和贪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无一例外地默认这样一个行为学上的假定：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内驱力来自他们的自私和贪婪，因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活动家也都无一例外地把物质财富和熠熠闪光的黄金梦视为呼唤经济增长的神奇的魔杖。关于这一点，舒马赫提到了凯恩斯，他把凯恩斯作为这种动力观的典型代表。凯恩斯认为，“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其实，将自私和贪婪作为人类行为的动力的观点，最典型的不仅是凯恩斯一人。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就建立在人性是自私的这一对人的行为规律的基本判断之上；黑格尔也有“假私济公”之说，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个健全的社会机体的特征是：善于借助人的私欲达到增进公益的目的；在这之前的孟德维尔，还曾以想象中的蜂群社会生活来借喻人类：当蜂群社会是崇尚奢侈和虚荣的时候，必定是这个社会最景气的时候；当蜂群社会崇尚节俭和质朴之时，必定是这个社会衰败颓亡之时。此外，这种动力理论也能找到经验上的证明。尽管对于人的自私和贪婪，不少道德学家大摇其头，但是当这些忧心忡仲的道学先生们在考察了历史之后，却不得不遗憾地断言：恶确实常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当年的美国西部荒原如今之所以成了工业文明的重地，不也是由于当初东海岸的人们受到黄金梦的驱使而涌入那里成了开拓者么？
舒马赫对传统的动力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跳出了纯经济学的框架，对一种动力机制的评价，他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而且着眼于社会效益，着眼于对于人的效益。他在经济王国通行的价值天平之外，找到了一架更高层次的价值天平。
他对传统动力观的指责没有展开。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一番条理化的归纳：
第一，自私和贪婪确实能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起到动力作用，但生产的逻辑不是生活的逻辑，高增长就一定对生活有益吗？未必！经济增长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生活质量却以人的感觉为尺度，两者不是一回事。
第二，自私、贪婪、嫉妒在促进个人行动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对立甚至仇视。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一悲观论点他用了大量的笔墨作了经验的证明)，而竞争的逻辑排斥同情和谅解，面对有限的争夺目标必有捷足先登者和名落孙山者，于是人们的智慧受到了损害，连最简单的人际关系也难以处理好，结果彼此都陷入了孤立、挫折、无安全感的重压之下。
第三，传统动力机制不仅利用人的自私和贪婪，而且还无形中刺激和强化了人的自私和贪婪。它造成智慧低下的另一表现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畸形，满以为有了财富就有了一切，于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异化为对身外之物一一财富的追求，从而在畸形的物欲的重荷下焦虑不安地度过一生。
第四，由于挫折，也可能由于觉醒，人们终将发现自己所追求的不一定真有价值或价值不象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大，于是动力消失了，生产的逻辑走向自己的反面——拒绝增长。因为当原来人们一心一意追求的熠熠闪光的黄金梦暗然失色之后，人变成了苦闷的尤物，他们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该追求什么，其结果就可能会一无所求，对传统的动力机制所提供的各种诱惑无动于衷。
舒马赫的这些观点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当人们看到社会上出现某些腐败现象时，舒马赫的观点极易引起共鸣。当一个社会或个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断然忽视道德价值，的确会出现舒马赫谴责的种种情形，并且最终会使经济发展遭到损害。但是，在我们对这种观点作出判断之前，还得了解他的目的理论。因为他对传统动力理论的否定是建立在他的一套全新的非经济学的目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目的批判——生产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
在目的问题上，舒马赫把对某种经济理论的批判转向了对经济学本身的批判。他认为，任何技术经济学派都有一个经济学家们都不想去证明然而却共同信守的价值目标——经济效益。他们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一切，不仅用来衡量具体的经济改革的成败，也用来衡量经济学说的正误，而且还更糟糕地用来衡量非经济领域的事物，如时间、自然、艺术品等等。
基于对现代经济学的这一估计，他把经济学称为“片面的科学”。理由是，经济科学是服务于生产的，而生产却理应服务于人的生活，可是经济学家却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一个经济学家的设想，虽然有可能是科学的，如果这一设想有助于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的话；但是却不一定是神圣的，因为价值目标本身有可能出错。
“经济学判断具有片面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它们重视短期甚于重视长期，……其次，它们根据的成本定义排除了所谓‘免费物质’，也就是排除了上帝赋予的整个环境——私人占有的环境部分除外。这意味着，一种活动尽管加害于环境，却可能是经济的；而一种竞争活动如果付出一些代价去保护和保存环境，就是不经济的。”(《小的是美好的》第24页)
上述两点还仅仅是经济学在考虑投入产出时表现出来的狭隘性。除此之外，舒马赫认为，经济学更大的片面性是混淆了生产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的差别，把生产的逻辑等同于生活的逻辑或者完全忽视生活的逻辑，自认为经济学的价值目标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说明生产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的差异，舒马赫用充满赞赏和同情的语气提到了佛教经济学，并将现代经济学同佛教经济学进行了一番比较，以此证明以经济价值为标尺同以人的价值为标尺来判断事物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对发展方案的选择也会全然相异。以下是三个例子：
例A：劳动观。无论是现代经济学还是佛教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来源。但现代经济学却引导人们将工作看作是“难以避免的灾难”，雇主视为一项成本开支，力求减少到最低限度；雇员视为“无效用”，是为了挣工资而作出的对闲暇和舒适的牺牲。佛教经济学认为劳动有三重功能，一是使人获得利用和发展才能的机会，二是使人在劳动中通过合作克服自私自利而达到人格净化，三是生产适应生存所必需的商品。
可见，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单目标的，佛教经济学是多目标的。由于目标的不同，两者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势必也不同。
例B：就业观。现代经济学对待就业问题，有两个研究出发点：第一，充分就业对于增进国民生产总值是否“合算”；假如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大军既能节约得不偿失的投资又能刺激从业者的积极性的话，那么，失业就会被视为正当；第二，社会是否具有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如果社会能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救济)使他们能够活下去，从而有避免动乱的效果的话，失业政策就是可行的。佛教经济学认为，把商品看得比人更重要，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是对真理的颠倒。靠福利救济是难以把失业者从绝望境界中解救出来的，因为失业者的绝望，不仅是因为缺乏收入，而且还因为他缺乏有规律的创造性劳动所提供的滋养与活跃因素。因此，在实践上，佛教经济学主张充分就业，理由是双重的：(1)经济上是否合算；(2)是否符合人的心理需要。
例C：生活观。现代经济学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是人均消费量，认为消费较多的人较之消费较少的人总要“境况优越些”。因此，它把能够尽量扩大消费的方式视为最佳生产方式，比如以“用完就扔”的高消费来刺激高生产。佛教经济学重视的是“解脱”。它不反对财富和舒适，但反对对财富和舒适的迷恋和渴望。它认为商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佳的生活方式是以较低的消费获得较高的满足。人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因此重要的不是扩大消费而是使生活方式合理化。
根据这种比较，舒马赫提出了旨在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新生产方式的设想，这个新方式在技术设备上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比如介于镰刀和收割机之间的某种中间技术；好处是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促进平等。
第二，“适合于小规模运用”。好处是能够保证经济的持久性，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且有助于地方分权和促进自治的民主。
第三，“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好处是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成为机器的奴隶。
以上就是舒马赫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所唱的反调的基本内容。了解了他的主要立论依据之后，我们现在可以作进一步的判断了。在传统的道路和舒马赫的道路之间，我们该选择哪条路？
假如思想家能说服世界
舒马赫的所有观点都包含着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进步观念的挑战。虽然对进步的怀疑不是从舒马赫开始的，在他之前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来过，但他把问题具体化了。他不无正确地谴责西方社会里过于偏重物质生产发展的偏向，但却用一种可以名之为人道主义的原则取代了进步原则。传统观念所理解的进步是人对自然的征服，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当卫星飞上天时，人们欢呼“了不起的进步！”当飞船上月球时，人们也欢呼“了不起的进步！”当有人设想要征服整个宇宙时，人们则赞赏地称之为“划时代的设想”。舒马赫从根子上怀疑这些评价：这真是进步吗？进步的内涵是什么？是在宇宙中证明自己无所不能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即使证明了自己无所不能，于人类的生活又有什么好处呢？战争、暴力、孤独、空虚、烦恼、懊丧这些平凡的司空见惯的问题难道不比那些渺茫的设想更紧要吗？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清醒地反省自己的生活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苦闷并不是来自登上月球的希望还未实现，而是来自平凡生活中的一系列平凡而又深刻的挫折。
简言之，舒马赫的动力理论和目的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告诉人们：进步的尺度不能到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当中去寻找，而应当立足于人们的真实需要到人的感情中寻找。无论是评价历史还是设计未来，都应当加进伦理的考虑。在这里，经济学是技术性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也不能告诉人们目的是什么。目的只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确定。
舒马赫提出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很多思想值得我们借鉴思考。但是，他把经济同道德截然对立起来，如此贬低经济的意义，突出它的否定方面，则未必妥当。假如舒马赫的设想都能成为现实，假如每个人都拥有一份适当的生存手段而彼此相安无事的生活，假如人们都能通过一方面节制欲望另一方面发挥各自的创造性才能而使自己得到最大的满足，假如所有的富国和穷国都能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起跑，假如那些以国际市场为命脉的西方大企业能够为了人类的利益去牺牲自身利益而彻底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那么，人类的明天也许确实美妙而动人，舒马赫的想象也确实无可厚非。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假设而已。这些假设倘要成立，舒马赫必须证明一个他未加证明的更基本的假设：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善良意愿去设计和规划历史吗？思想家能够说服并征服整个世界吗？可惜舒马赫忽略了这个问题，否则他将陷入理论上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用历史的眼光还是用经验的眼光看，舒马赫的设想都多少带有些乌托邦色彩。这里至少可以提出两条理由：
第一，没有人能说服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遵循同一个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各自的国情不同，所要维护的利益关系也不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它们放弃大规模生产和国际贸易，无异于是要求它们的人民去砸碎自己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和毁弃自己心爱的小汽车；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虽然从人性上讲富有不一定是人民的最大需要，但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却不能仅仅考虑人性的需要，还得考虑周围的世界环境。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彼此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们或许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未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着竞争甚至笼罩着战争阴云的世界，一个国家如果不通过富有而使自己变得强大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无形地被剥夺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自身利益也难以自保，甚至有可能被“开除球籍”。托夫勒对第一次浪潮的战略鼓吹者的批评用于舒马赫也是恰当的：这种战略于富国有利，于穷国不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穷国拿不出什么具有竞争性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因而在“政治上也更软弱”，“更少找富国麻烦”(《第三次浪潮》三联版第409页)。可见，我们虽然可以承认人在历史中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也可以承认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使未来更如人意些，但是这是在环境制约下的能动性。历史本来就是人的主动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矛盾统一。
第二，寻找一个经济体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不能不考虑人的行为的现实可能性。庄子说过：“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这对中国历代的道学先生们可谓一个深刻的诊断，用来对照一下舒马赫，也不算牵强。行为动力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的本性。教育和环境可以强化或压抑人的某种本性，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绝不可忽视其意义，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做好它。但是，当我们纵论社会发展之时，也必须看到它们的局限。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宣传了两千多年，中国的老百姓照样还是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价值，就是证明。舒马赫在谈动力时，提到了智慧，但说得很含糊。假如可以将智慧界说为人的渴望发挥创造性潜力的心理需要的话，那么，把智慧视为动力之一也无不可，但前提是这种成就感确实已成为人的本性中的最强烈的冲动。人的需要确实是多方面的，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各种需要的强度却彼此不同，高瞻远瞩的教育家们可以努力促使人性向理想的方向发展，而脚踏实地的经济战略家们却只能将现实的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当作动力机制设计的出发点。这两方面对社会来说都是需要的，处理得恰当，可以互相促进。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两害相权取其轻
除了对可行性分析的忽略之外，舒马赫对传统战略模式所高悬的价值目标的指责也有失之于偏颇之处，他过分地贬低了人的物质需求的价值，把它同人的精神需求对立了起来，而且还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这是一个无价值的东西与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的对立。
高技术和细密的分工固然有它非人性的一面，但是不能忽略了它也有对人性的肯定的一面。谁也难以否定丰衣足食同人性是相契合的，同时也难以否定减轻劳动强度是人的需要。托夫勒对“中间技术”的主张者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偏爱体力劳动的人们肯定没有真正尝受过体力劳动的艰辛，对机器挖苦讽刺的人们只不过是由于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因此，假如经济目标同道德目标真有某种冲突的话，那也是两个有价值的东西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是可以调和的，也可能是不可调和的。
如果是不可调和的，那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两种有价值的东西中进行选择，这是选择上的困境。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都常常面临着这种充满着悲剧色彩的矛盾：善与善的矛盾，“是”与“是”的矛盾。
人们不能停留在困境里蜘蹰徘徊、无所作为，否则将把所有的价值一并舍弃。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的老祖宗告诉了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
假定纯经济目标与某些道德目标(如人格纯净、个性自由发展、人与人相亲相爱等等)确实在某一段时期内难以两全，也不是不可以确定出优先选择的目标来。
譬如，首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价值量的大小。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两者的价值很难量化，但按舒马赫的思想，既然价值是以人的感觉为尺度来衡量的，那么，我们也不妨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当作尺度。就我国情况而言，我们相信，如果哪位社会学家愿意作一次大规模的民意测验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会表明：绝大多数人会把人民的丰衣足食、国家的繁荣富强放在首位。
其次，可以根据两个价值各自是否具有繁殖性和广延性来确定孰重孰轻。如果道德价值的解决没有为下一步解决经济价值准备条件，那么，就可以认定道德价值不具备繁殖性和广延性。经验证明，伦理优先的战略模式在后果上往往事与愿违。道德需要养料，“衣食足则知荣辱”多少有些道理，住进单元楼的人们绝不会比住大杂院的居民矛盾更多，人情味更少；为填饱肚皮而疲于奔命的人们根本谈不上什么个性发展。这些倒是反过来证明了经济价值的繁殖性和广延性。
当然，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更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小提琴与二胡的合奏尽管不那么和谐，但也不是不能入耳。思想家虽然不能说服世界，但却可以提醒世界，可以通过呼唤人们的心灵去影响世界。在不违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去提醒人们发展更“符合人性的技术”，在人们处于“经济人”阶段时提醒人们去做“社会人”、“成就人”，在人们都做黄金梦的时候提醒人们正视生活和自身需求的多样性，这是聪明的远虑，至少可以使在片面性的斜坡上下滑的人们多一点自制的缓冲。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应当感谢舒马赫的。
(《小的是美好的》，〔英〕舒马赫著，郑关林译，刘诤华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