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故事是讲不完的。
　　宝塔山自唐代矗立，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入驻后，成了革命圣地的象征和“指向标”。而现在的宝塔山成了一个“舞台”，每当夜幕降临，宝塔山就被灯光装饰，或黄或红，山体成为一张幕布，讲述延安历史的影像被投影到其上。
　　山脚下的延河两岸满是仰头瞻仰历史的游客和居民。
　　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延安的主人这个讲述主体，从外部和他者的视角审视延安时，她会是什么模样？

落脚点

　　红军长征后的落点选在延安是由于一张报纸。
　　1935年9月19日，聂荣臻和林彪随二师进驻了陇南哈达铺。在那里，他们搜集报纸时，发现一张国民党《山西日报》上，刊登了一条阎锡山围剿陕西红军刘志丹的消息。
　　“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荣臻即刻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
　　毛泽东收到报纸后很是开心，立即让秘书把报纸传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阅览。之后，毛泽东让周恩来找来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贾拓夫了解情况，贾拓夫把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分析形势后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到陕北去。
　　10月19日，毛泽东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历时一年的长征终于有了终点，同时，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有了新的起点。
　　但一切才刚开始。红军在保安还没缓口气，国民党的三个骑兵团就尾随至红军前哨部队不足十几公里处。而且蒋介石知晓红军北上与刘志丹会和后，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10万兵力，围剿陕甘苏区。
　　后经直罗镇一役，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被打破。毛泽东把这场战役当作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奠基工程。
　　但此时，距离党中央正式进驻延安城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蒋介石也未放弃对陕北红军的围剿。
　　在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刘志丹带领红26、27军解放了6座县城，但延安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
　　1936年3月，刘志丹在领导袭击敌军工事时负重伤，后不幸牺牲。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3个月后，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直到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东北军撤出延安，只留下二千余人的民团和保卫队。12月18日，红军轻松接管了当时还叫做肤施县的延安城。
　　1937年1月13日，延安城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从城北门口到大砭沟口道路两侧，站满了人。城里充斥着唢呐声、锣鼓声和鞭炮声。
　　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延安的日子，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真的是同甘共苦

　　在西安事变前，在国民党的各种话语体系中，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是“匪类”，统称为“赤匪”。而且长期以来，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很难传播。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

经过一番交涉，南京方面应中共中央要求，将“视察团”更名为“考察团”。因为“视察”带有上下级的含义。

　　1936年6月，斯诺穿过封锁线成功到达保安县。作为第一个到达陕北的外国记者，斯诺经过实地考察，让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陕北苏区。而在斯诺去过保安后一年，国民党也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延安考察。
　　那是1937年5月，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已经停止，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高级代表谈判正在进行中。国民党为了“调查红军苏区是否具备合作诚意”，遂向延安方提出派“中央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的要求。
　　5月16日，收到南京这一要求的当天，中共中央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同意。之后经过一番交涉，南京方面应中共中央要求，将“视察团”更名为“考察团”。因为“视察”带有上下级的含义。
　　一个为数18人的考察团随即成立，团长是陆军中将涂思宗。
　　5月23日，考察团离开西安，先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方总指挥部考察。之后，继续北上，经铜川、洛川、甘泉等地，于29日到达延安。
　　当天，考察团的汽车驶到延安桥时，看到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等一众“大将”列队欢迎。涂带着考察团众人下车步行，“号兵奏三番号，武装仪队约一营，行礼后，高呼：‘欢迎中央视察团’、‘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口号，最后歌唱新编‘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相当隆重”。涂思宗日后在《延安点验共军记》中如此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在延安期间，延安大礼堂门上方罕见地用一面1931年式军旗代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与一面青天白日旗并排悬挂在一起。由此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深具诚意。
　　考察团在延安主要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和红军部队。考察团注意到了延安通常给外界留下的那种对比：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精神的高昂。
　　比如，涂思宗事后就如此描述抗大：“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成学制，学生年龄不限，老幼性别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说乱七八糟，但不可忽视的是学生的情绪似乎还不错，可以从全体歌唱时看出来，声音高昂而整齐。”
　　而且涂事后回忆坦言，“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

　　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李克农，后者遂写信介绍华君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
　　随后，华君武从武汉转至重庆，再转到成都，从成都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成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于1938年11月来到达甘陕边界的旬邑县，成为陕北公学四十八队的学员。不久，华君武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终于实现到延安的愿望。
　　华君武到延安后看到了新的生活，但也体会到了新生活的艰苦。他刚到延安那会，身上的路费都花完了，“有次晚上参加晚会回来肚子饿了，又没有吃的，刚好白天糊窑洞的纸窗户还剩下半碗浆糊，便拿来吃了”。
　　因为条件差，他们逢年过节才能喝点酒吃点肉。由于酒少，所以每次喝酒时，划拳赢了的人才能喝。平时嘴馋，就把点油灯的清油拿来炒小米吃。总务科发现后，就在清油里加了煤油，“不声不响地制止了”。

因为条件差，他们逢年过节才能喝点酒吃点肉。由于酒少，所以每次喝酒时，划拳赢了的人才能喝。平时嘴馋，就把点油灯的清油拿来炒小米吃。总务科发现后，就在清油里加了煤油，“不声不响地制止了”。

　　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华君武觉得延安有着自由民主的气氛，身边都是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这使他感到快乐。
　　这些都记录在华君武的自述《漫画一生》中。
　　比华君武早来2年的丁玲，当初拒绝了去法国的机会而决心来陕北，是第一个到达陕甘苏区的青年知识分子。
　　之后，她迅速加入红军奔赴一线，毛泽东还特意给丁玲写了一首词。“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军”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句。丁玲同样经历了延安艰苦的生活，但她在描绘延安时，将其称为乐园。
　　“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桑槐；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
　　这样的青年还有燕京大学的黄华、北大的何其芳、清华的胡乔木等。甚至有国民党将领的子女，如国民党二十九军九师师长杨懋修的女儿杨汉秀等。
　　1943年，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有4万多人。

延安，不神秘

　　在知识青年拥向延安的时候，一位对国民党抗日大失所望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同时是国民党“参议会”的成员，也想去延安。
　　他就是20世纪文化名人、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先生。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7年的乡村建设泡汤。之后应国民政府邀请，赴南京成为“参议会”的一员。南京沦陷后，梁漱溟在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的途中，看到的是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
　　“特别是有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跑，甚至把财产和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景也极其悲观。
　　此时，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他想去看看提出一致抗日主张的共产党，是怎样一种现状，并想问问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和国家统一的问题有何想法。
　　因为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同意了梁漱溟去延安考察的请求，延安方面也表示欢迎。
　　1938年1月，梁漱溟前往延安，待了18天，参观考察了延安的各个方面。在他的印象里，延安物質环境虽极苦，但“那里的气象却是活泼，精神却是发扬”。
　　梁漱溟还说延安满山满谷，除了乡下人外，男男女女都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另外，延安的人们都很忙，毫无悠闲雅静之意。
　　6年后，国民党《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前往延安采访时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但由于后期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日寇的扫荡，延安的忙碌和艰苦程度比梁漱溟看到的更甚。
　　“延安过度紧张的空气过于浓厚，浓厚到几乎使人窒息……一星期中，除了星期日外，延安街道上的行人真是寥寥可数……每天11小时的工作，7小时办公，2小时学习，2小时生产。”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如此记述。
　　除却上述的直观印象，梁漱溟还列举了延安三种好的风气：一是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二是那里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三是他们爱唱歌，生活乐观。

接见的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李公朴记得很清楚：“延安是一个抗日的试验区，一切都在实验中进行，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莫名其妙的坏处。”

　　在梁漱溟之后，民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在同年11月24日携妻子到访延安。5个月前，他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被国民党政府扣押，经各方营救，1个月后被保释。这是促使他到访延安的原因之一，对比了国共两党对抗日的态度，他觉得共产党是真正想抗日。
　　到延安后，毛泽东接见了李公朴和夫人。接见的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李公朴记得很清楚：“延安是一个抗日的试验区，一切都在实验中进行，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莫名其妙的坏处。”
　　因为大雪的阻碍，李公朴在延安待了1个月，而这1个月的经历也验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那时，延安刚经历日本的轰炸，李公朴看到四处都是断墙碎瓦，但整个延安“仍旧在紧张地学习，活泼地工作着”。
　　他在延安看到，为了扩大修筑机场，农民自卫军自己带工具、干粮，每天只领4分钱。还有年纪小小的少先队、儿童团们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甚至在大烟没有禁绝的时候，还负责查烟的工作，“因为小孩比较方便到老百姓家中检查”。
　　此外，老百姓们还组成了民众剧团，演员全是村里人，就用陕北的土话演给百姓看。这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演的都是些对抗战有利的戏。
　　李公朴还参观了延安的法庭、监狱，那里“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法庭就在法官的窑洞里，吃饭、睡觉、审判案件都在一起。
　　延安的中小学他也去过一次，为了躲避飞机，上课都在山沟里，“八九岁的孩子，在山上跑上跑下，好像很不费力似的。这样练习下去，将来打起游击来，他们爬山当然不成问题”。
　　他还了解到，“边区政府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组成的”。当然，他也诚恳地指出了不足，比如受制于文化程度，在执行命令和筹划各种事务上，灵活性和机动性还不够。
　　这些都记述在李公朴记录访问延安的文章《革命的摇篮—延安》中，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