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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并快乐着
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父亲于1966年从北京来到陕西,开始了老厂的选址和筹建。当时地处秦岭南坡的洛南交通闭塞,条件艰苦。选址初期没有办公宿舍用房,借住当地农民的牛棚里,四面透风,人和牛住在一起,条件十分艰苦。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工厂建设已初具规模。参与前期建设的人陆续返回北京,领导征求父亲意见是否也要返回北京。父亲表态: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条件好了,我要扎根山沟干一辈子革命。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为了支持父亲工作,母亲带着我于1970年4月从北京来到了洛南,那一年我还不到五岁。
我的记忆从这时起开始连续了,在北京的记忆都是片段。那时搬家非常简单,没有家具,一个柳条箱子、一个大包袱皮就将全部家当带走了。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我已记不清楚了,小小的我几乎睡了一路,到达目的地我睁开眼睛时,看到周围全是山,山上长满了树,山头圆圆的,很漂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山,非常兴奋。那时工厂都按军队编制,车间不叫车间叫一连、二连……军代表常住厂里,并担任领导。厂子上班、下班要放广播,一天要放五遍,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收不到信号,早晚广播里的新闻联播会定时传来北京的消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响彻山间,宁静的大山不再宁静。记得一个漫天星星的晚上,一个亮点在星海中移动,广播中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林彪摔死后,接着就是批林批孔运动。厂里组织全厂职工集中吃忆苦思甜饭,在大礼堂摆上条桌,每人一碗野菜汤,一个窝头。大喇叭中放着:“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大人们好多都没有吃完,我却吃了一个窝头,一碗野菜汤。
山沟里的生活用品及其匮乏,就连吃糖都要托人到北京上海去捎。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供给也是同样,买东西都要凭本凭票。每月每人四两肉半斤油,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家庭吃不起。日子虽然比较艰苦,但童年的我却十分快乐。工厂里有它的特点,大家都住在简易的二层楼,通走廊,孩子们都在一起玩,邻里之间关系也都很融洽。吃饭时都会端着碗乱串,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的。
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很多,大部分都是和伙伴们一起玩。集体游戏如斗鸡(将一个腿抱起,用另一个腿蹦着相互撞,被撞倒为输)、骑马打仗、攻城、雪地跑道、捉迷藏、打仗、跳皮筋、跳绳、棋类牌类等。骨头拐、烟盒、纸元宝、弹球、弹壳、杏核、火柴、冰棍棍、弹弓等都是玩具,大部分可以用来赌输赢。个人游戏如打猎、钓鱼、捉蚂蚱、掏鸟窝、偷鬼灯、摘桃摘杏、登山、爬树、斗鸡、斗蟋蟀等。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都是买来的。我感觉那时的我们比现在孩子玩的多多了,而且充实快乐。
依然难以释怀
上幼儿园那时样板戏唱遍全国,每个单位都成立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幼儿园也不例外。我为此被选为扮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登台表演时,扮演鬼子的在帽子后面别个手绢。铁路员工带的大檐帽也是自己动手做的,用竹坯子挝个圈,撑在蓝帽子里。由于帽子大,我把围巾摘下来给铁梅戴上时,将帽子挂掉,引起全场哄笑。1973年开始我上小学,那时还是春季招生,小学的课程不像现在这么紧,作业也不多,更多的时间是搞运动,学习黄帅反潮流。那时一身国防绿是每个青年的梦想,国防绿成了最时髦的着装。
1976年是个多灾之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9月9日下午四点,厂子广播哀乐又一次响起,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举国悲痛,我们全班同学大部分都趴在课桌上哭了。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了,全国沸腾了!当“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吗是家乡……”在下班的广播中唱响时,下班路上的人们情不自禁的扭起了大秧歌……
那时每周只放一天假,只要天气允许,我每周都会跟父亲出去。冬天打猎,夏天钓鱼,早的时候每每出去都会满载而归。母亲做鱼炖野味非常好,每次回来都可以改善几天。我那时几乎跑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因谈恋爱,学习很好的我仅以一名之差在大学预考中落选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接了母亲的班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改革开放后,三线政策有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离开山区搬迁到中心城市。1993年我们老厂整体搬迁到了西安。
我曾经多次回到老厂,每次回去都觉得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不会再去。但过段时间后,那里又会让我梦牵魂绕,又再想回去看看。再回去时,依旧落泪……就这样在离开那里的16年中还是回去了5次。我知道我还会回去的,还会在那多住一段,因为那里留下了我青春年少的脚步,那里留下了我太多美好的岁月……尽管那岁月已经远去,却依然是那么清晰,依然难以释怀。
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父亲于1966年从北京来到陕西,开始了老厂的选址和筹建。当时地处秦岭南坡的洛南交通闭塞,条件艰苦。选址初期没有办公宿舍用房,借住当地农民的牛棚里,四面透风,人和牛住在一起,条件十分艰苦。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工厂建设已初具规模。参与前期建设的人陆续返回北京,领导征求父亲意见是否也要返回北京。父亲表态: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条件好了,我要扎根山沟干一辈子革命。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为了支持父亲工作,母亲带着我于1970年4月从北京来到了洛南,那一年我还不到五岁。
我的记忆从这时起开始连续了,在北京的记忆都是片段。那时搬家非常简单,没有家具,一个柳条箱子、一个大包袱皮就将全部家当带走了。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我已记不清楚了,小小的我几乎睡了一路,到达目的地我睁开眼睛时,看到周围全是山,山上长满了树,山头圆圆的,很漂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山,非常兴奋。那时工厂都按军队编制,车间不叫车间叫一连、二连……军代表常住厂里,并担任领导。厂子上班、下班要放广播,一天要放五遍,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收不到信号,早晚广播里的新闻联播会定时传来北京的消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响彻山间,宁静的大山不再宁静。记得一个漫天星星的晚上,一个亮点在星海中移动,广播中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林彪摔死后,接着就是批林批孔运动。厂里组织全厂职工集中吃忆苦思甜饭,在大礼堂摆上条桌,每人一碗野菜汤,一个窝头。大喇叭中放着:“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大人们好多都没有吃完,我却吃了一个窝头,一碗野菜汤。
山沟里的生活用品及其匮乏,就连吃糖都要托人到北京上海去捎。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供给也是同样,买东西都要凭本凭票。每月每人四两肉半斤油,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家庭吃不起。日子虽然比较艰苦,但童年的我却十分快乐。工厂里有它的特点,大家都住在简易的二层楼,通走廊,孩子们都在一起玩,邻里之间关系也都很融洽。吃饭时都会端着碗乱串,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的。
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很多,大部分都是和伙伴们一起玩。集体游戏如斗鸡(将一个腿抱起,用另一个腿蹦着相互撞,被撞倒为输)、骑马打仗、攻城、雪地跑道、捉迷藏、打仗、跳皮筋、跳绳、棋类牌类等。骨头拐、烟盒、纸元宝、弹球、弹壳、杏核、火柴、冰棍棍、弹弓等都是玩具,大部分可以用来赌输赢。个人游戏如打猎、钓鱼、捉蚂蚱、掏鸟窝、偷鬼灯、摘桃摘杏、登山、爬树、斗鸡、斗蟋蟀等。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都是买来的。我感觉那时的我们比现在孩子玩的多多了,而且充实快乐。
依然难以释怀
上幼儿园那时样板戏唱遍全国,每个单位都成立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幼儿园也不例外。我为此被选为扮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登台表演时,扮演鬼子的在帽子后面别个手绢。铁路员工带的大檐帽也是自己动手做的,用竹坯子挝个圈,撑在蓝帽子里。由于帽子大,我把围巾摘下来给铁梅戴上时,将帽子挂掉,引起全场哄笑。1973年开始我上小学,那时还是春季招生,小学的课程不像现在这么紧,作业也不多,更多的时间是搞运动,学习黄帅反潮流。那时一身国防绿是每个青年的梦想,国防绿成了最时髦的着装。
1976年是个多灾之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9月9日下午四点,厂子广播哀乐又一次响起,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举国悲痛,我们全班同学大部分都趴在课桌上哭了。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了,全国沸腾了!当“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吗是家乡……”在下班的广播中唱响时,下班路上的人们情不自禁的扭起了大秧歌……
那时每周只放一天假,只要天气允许,我每周都会跟父亲出去。冬天打猎,夏天钓鱼,早的时候每每出去都会满载而归。母亲做鱼炖野味非常好,每次回来都可以改善几天。我那时几乎跑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因谈恋爱,学习很好的我仅以一名之差在大学预考中落选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接了母亲的班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改革开放后,三线政策有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离开山区搬迁到中心城市。1993年我们老厂整体搬迁到了西安。
我曾经多次回到老厂,每次回去都觉得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不会再去。但过段时间后,那里又会让我梦牵魂绕,又再想回去看看。再回去时,依旧落泪……就这样在离开那里的16年中还是回去了5次。我知道我还会回去的,还会在那多住一段,因为那里留下了我青春年少的脚步,那里留下了我太多美好的岁月……尽管那岁月已经远去,却依然是那么清晰,依然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