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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泉州鲤城区涂门街的清净寺，修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是当时生活在泉州的阿拉伯人礼拜之地。彼时，伊斯兰教在泉州有多达七座清真寺，经过元末动乱，只留下这一座，寺庙主体受到严重损毁，仅留外观供人凭吊。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泉州人从这条位于老城区市中心的主干道上匆匆而过，没有人会停下来多看它一眼——仿佛它生而应该存在于这片土地。
这样的寺庙与外来信仰，遍布整座城市、渗入这片土地、扎根于在地人的心中，成为每日呼吸吐纳间最自然的存在。它经过一千年的时间而不式微，反而成为这座城市最为有力的精神脊梁。
翻经九日山
『此地古城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 朱熹
清净寺，只是外来宗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的缩影。通过海丝的传播而进入泉州的宗教文化中，包含了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以及现在已经失传的摩尼教等等。泉州古称“泉南佛国”，这里寺庙遍地，城中香火缭绕，而佛教有从海路传自泉州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
泉州第一次有佛教传入，要追溯到西晋末年，连年不断的战争引发的诸王之乱，让士大夫“衣冠南渡”，从此将佛教带入闽地。海上贸易的逐渐兴起，让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记载，南朝梁时期，梁武帝派使到扶南，访求名僧和大乘诸佛经，拘那罗陀应梁武帝之邀来华传教，随带经纶梵本240卷，于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八月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南部），继而北上，直抵晋安（今南安），从丰州金鸡港上岸，住南安九日山延福寺3年，讲佛、布道、译经。在九日山上，现在仍存在一块“翻经石”，传说拘那罗陀便是在此处翻译《金刚经》，传说的成分当然大些，但佛教传入泉州，甚至通过当时的“望州”泉州进而传入内陆，不能不说有拘那罗陀的功劳。
位于九日山下的延福寺，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延福寺不仅是福建第一座佛教寺庙，也是佛教入闽的标志。在民国时期，弘一法师曾经在延福寺短暂居住，现在延福寺的匾额便是弘一法师亲笔题字。相对于泉州市区里香火旺盛的庙宇，延福寺偏安一隅，在这个浮躁的滨海小城，仍然难得的保有一座佛家寺庙本该有的幽玄与清静。
九日山与泉州海外交通史的渊源，不仅仅只有佛教。现在说起九日山，不要说外地人，就连泉州本地人都少人问津。但在南北朝时期，丰州一直是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历史记载，当时的九日山风景之胜，亭台楼榭、怪石遍布，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前来游赏，可惜后来毁于一旦，而现存于山上的数十方摩崖石刻便是见证。石刻上所记载的，除了赏景、留念、咏志以外，最多的纪录了当时祈风祭典的内容。当时因为海外通航日盛，每年上半年的阴历夏四月间，以及下半年的冬十、十一月，当时主政泉州的官员都会登上九日山，祭祀海神通远王，祈求出海平安。当时的祭典遵从了道教的科仪：在九日山前搭起五米高的祭坛，祭坛分三层，内可容纳六七十人。主祭在上层;太守等官员分为四方阵在中间一层;其余道士在第三层，一般百姓在祭坛外围烧香祭拜。祭祀事宜完毕，官员们要登览九日山，并泛舟金溪，而后便会在山上留下石刻作为纪念。
在海事频繁的闽南沿海地区，在元代第一次册封妈祖为海神之前，早在唐宋年间就有祭祀海神的习惯，不管是海龙王还是各路大小海神，都是当时祭祀的对象，而通远王则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海神。现在到九日山下，还能找到奉祀通远王的昭惠庙，虽然香火不复以往，但匾额上金光闪闪的“镇海”二字，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来自这位海神遥远的余威。
伊斯兰从海而来
『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古兰经》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三楼，专门开辟了一个“伊斯兰文化在泉州”的固定展馆，走进大门的左侧墙上，用中文、英文、阿拉伯文的醒目字体写出了这样一句话“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出自《古兰经》第二章17-20节，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也是《古兰经》中唯一提到中国的文字记载。
在先知的感召下，阿拉伯人一手提着货物，一手捧着古兰经来到中国，穆斯林们蜂涌来到泉州定居，而伊斯兰教也开始随着海路东传，泉州也被公认为是伊斯兰教最早从海上传到中国的发祥地。在元朝，伊斯兰教在泉州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泉州城内所设立的清真寺多达七座。当时在泉州城内的阿拉伯人之多，可见一斑。从公元7世纪到元朝末年，因为海上丝路的开通，让泉州出现了一个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组成的、渐趋中国化的独特的穆斯林社会。在所有通过海丝传入泉州的宗教中，伊斯兰教无疑是其中数量最大，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 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和发展，要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说起。在泉州逐渐发展的中唐到宋朝的这段历史时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在先知穆罕穆德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一个与唐帝国可相匹敌，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也称萨拉森帝国，我国的史书又称为“大食国”。大食国崛起之后，在伊斯兰教的旗帜号召下，迅速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也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竭力地向外扩张，征服了周边国家，在当时的疆域上甚至与我国接壤，对当时的东西方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处于上升时期，相互之间都需要进一步的联系与交流。所以阿拉伯人来到泉州，与泉州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是两种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且他们来到泉州，并非是整批整族的大规模迁徙，而是零星分散地、以个人的传教或贸易为目的。当时的以汉民族为主的泉州人，也不觉得存在什么威胁。
来到泉州的穆斯林们，信奉伊斯兰教，从而也让宗教信仰渗透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他们却能做到和非穆斯林一起严格遵守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生活，并与其他宗教在这片土地上共存。所以来到泉州的穆斯林们，体现在生活、宗教上的各个方面，也与阿拉伯人有着些许不同。他们所来到的号称“海滨邹鲁”的泉州，在当时是一个理学兴盛，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他们在继承阿拉伯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学习汉族文化。有的人和汉族的封建士大夫一样，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例如蒲寿庚之兄蒲寿晟，精通汉文化，并著有《心泉学诗稿》传世。而在建筑艺术上，他们既保留着阿拉伯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杂糅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特点。现在我们还能从清净寺中窥见一斑，清净寺中的建筑，除了仿照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之外，“望月台”的圆形穹顶，都吸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石构图案。
当时在泉州居住的阿拉伯人之多，从一个细节即可看出。当时为了尊重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允许他们“民夷杂居”，也允许他们相对集中的居住在一处，也就是所谓的蕃坊。现在在泉州市区能够看得到的蕃坊，主要在南门聚宝街一带，而在市区外，最大的蕃坊则集中于晋江的陈埭镇，这里现在共有十三个自然村，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元末动乱之后，逃难中的阿拉伯人纷纷放弃原本的姓氏，据传晋江丁氏即是“赛典赤詹丁”的后裔，以名字中最后的一个字为姓。而为什么现在泉州人、特别是晋江人善于经商，也就不难理解了。
蕃人生前在泉州得到敬重，死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至得到更高的敬仰。当时来泉州经商布道的“三贤”与“四贤”死后，便是结合了中国式的礼节，以“灵”和“圣”两字敬献墓碑之上，多年来一直受到精心的保护。其他蕃人去世之后，当时的政府也专门辟出公共墓地，现存较为完好的位于泉州东郊的灵山圣墓。
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文化在泉州的发展，在蒲寿庚执掌市舶司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蒲寿庚降元，在泉州雄霸一方，在泉州的阿拉伯势力也一度压制了汉族。而当平等的均衡局面被打破时，民族之间的矛盾被逐渐凸显。元朝经过短短的一百多年发展，又再次被汉族王朝推翻。元末明初，在泉州发生的亦思巴奚战乱，不仅让蒲氏家族在泉州一落千丈，也使得阿拉伯人在泉州被屠杀、驱赶，与阿拉伯文化相关的建筑被摧毁殆尽，从而导致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再无阿拉伯人敢踏入泉州，再加上明朝海禁，也从侧面上加速了刺桐港的衰亡。
其他外来宗教留在泉州的遗迹
四翼天使/景教
元代的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现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该墓碑石用泉州当地出产的辉绿岩制作而成，景教是唐代对拜占庭帝国国教基督教之宗派“聂斯托利派”的称呼。其教徒主要来自西亚和中亚地区。
摔角手浮雕/印度教
在南音度，该主题的雕刻几乎是南印度神庙的标志。该浮雕位于开元寺大雄宝殿后的十六角古印度教石柱之上。
克里希纳和沐女/印度教
雕刻的内容是顽皮的克里希纳偷走了正在沐浴的少女的衣服，克里希纳是毗湿奴的第八个儿子。雕刻位于天后宫展览馆殿前古印度教石柱之上。
狮身人面浮雕/印度教
开元寺大雄宝殿前月台束腰中，雕刻有72只狮身人面浮雕。狮身人面像出自希腊“斯芬克斯”的神话，是外来宗教文化的重要体现。
毗湿奴/印度教
毗湿奴，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毗湿奴即是“维护”之神。其性格温和，对信仰虔诚的信徒施予恩惠。1934年，泉州南校场出土一尊毗湿奴立雕像。
摩尼光佛/摩尼教
位于晋江草庵。摩尼教在我国旧称“明教”。其教义是杂揉佛教、基督教、袄教而成的。公元3世纪中叶在波斯创立。这尊摩尼光佛为当世仅存唯一的佛像。
『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
—— 通淮关岳庙正门楹联
泉州鲤城区的涂门街，是一条长度不超过两公里的双向四车道的主干道，由东往西贯穿泉州老城区，在泉州机动车日益增多的今天，显然已经有些不够用了。这条路原名“土门”，传说是以前盖开元寺内的东西二塔时，因为技术所限没法盖那么高，于是积土为山，垒至高台，让工匠得以将四十米高的石塔顺利完成。遂得名“土门”。
短短两公里长的涂门街，在泉州人看来并未见得有什么稀奇，然而在方家眼中，却对人的三观有着极大的冲击力。在涂门街与新门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是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府文庙，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为市民广场，一到夜晚甚是热闹;再往东走100米，就是建于1009年的清净寺（艾苏哈子大寺），它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清净寺，也是海丝文化在泉州的缩影;在清净寺旁不远，是泉州香火最盛的通淮关岳庙，崇商的泉州人，将这里视为一个人“忠义孝悌”最直接的体现，不论大小节庆、白昼黑夜，这里燃起的香火，几乎缭绕着整个泉州城;若要沿着涂门街朝北走，南俊路上的承天寺，建于南唐保大末年至中兴初年，名列闽南三大丛林之一。
就在这不出两平方公里的方寸之地间，包含中国传统的释、道、儒三教，再加上伊斯兰教，若要算上离承天寺不远的基督教泉南堂（清同治三年建），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宗教，就像微观雕刻一般被置于泉州城内，且相距只在毫厘之间。这些宗教虽然传入泉州的时代各异，却也在一千年间相安无事，这在以宗教信仰为精神统治利器的古代，算是一大奇观。而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无分朝代更迭、城市兴衰，这座城市的人民，对多种信仰始终抱有极大的宽容，到了现代，这种风潮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脊梁。
古语云“海者，闽人之田”。从《诗经·商颂》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遗”，发展到“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泉州人始终将海上通商作为一种生计，既然田地不够用了，山脉阻挡了前进的脚步，那只能从海上谋求出路。一千年的经商传统，并不会因为港口的兴衰和城市的兴废而改变，而所有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成为了服务于泉州人经商传统的一种工具。从古代九日山的祈风祭典，到现代人到关帝庙前烧香求财保平安，前者是为了祈求商楫出航能够平安，后者则是现代人对世俗的一种最直接而朴素的诉求。都是为了生计的一种心灵寄托。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泉州有如此多的宗教信仰共同寄生在这座城市。
对于泉州人来说，虽然历史已经断代，穹顶已经坍塌，港口已然淤塞，阿拉伯人早已离开，但那些藏身于魂灵之间的信仰却如同野草，朴实而有力地生长在民间。成为这座城市继承古人遗志，继续向前发展的内核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