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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三八”妇女节就要来临，而在每年三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两会”现场，人们总会看到女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她们那飞扬的神采、优雅的举止、精妙的谈吐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备受大众瞩目。她们是如何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她们关注什么话题？六位知名女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读者吐露了心声——
作为中国第一位特殊教育学博士，第一套特殊教育丛书的编写者，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第一本特殊教育杂志、第一个特殊教育网站的创办者，被称为中国当代特殊教育“第一人”的陈云英始终没有忘却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2003年当选人大代表前，我已经做了十年政协委员，过去我对国内的社会事物理解不多，自认没有很好的政治素养，也不懂得怎样参政议政。现在，我逐渐能掌握党和政府的作用和发展战略思想，掌握社会现阶段最关注的问题，从对教育以外的事情比较无知的人，慢慢去关心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使得知识更加丰富，关心的人群更加广泛，关注的事物更加多样。
因为自己当了人大代表，国家给了这个机会，人民给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负起责任，勇挑重担，为了人民的权利建言献策。以前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不要多管闲事，现在是尽我所能地去提建议。建议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我一定是怀着诚挚的心情、抱着最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社会能够稳步发展，人民的愿望能够实现。
在我国，0∽14岁的残疾儿童有817.5万，6∽14岁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残疾儿童约625万。怎样通过我们法律法规的保障，使特殊儿童教育的教育公平、教育机会落到实处，这是我的最关注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需要提高政府为人民提供教育的能力。但我国在特殊儿童教育方面的发展还比较滞后，我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各地政府把特殊教育列入每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里，以政府行动来维护特殊儿童教育权利。将实现儿童教育权利作为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成绩考核内容，增加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规范教育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机制，提高全社会对特殊儿童的关注度等。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女性除了有美满的家庭，还要有成功的事业和丰富的学识，更要有一颗热爱人群、热爱生活的心。我不怕自己工作辛苦，就怕徒劳无功后的精神压力。所以在事情没有做成的时候，总会给自己做心理咨询：假如自己现在是一场惨败，那么这一场惨败让自己学到了什么知识？增长了什么能力？吸取了什么教训？总结了什么经验？下次再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
池莉代表：
发展的前提是能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
九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使本来就以写普通百姓生活而著称的她对更多的现实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促使她将人大代表审视问题的方式融入自己的文学采风之中。人大会议中，无论是全体大会还是小组讨论，她总是全神贯注自始至终参与，每次的发言和笔记无不流露出她的认真和细腻。
我的职业是作家，一直以来，喜欢行走，喜欢观察，喜欢了解风土人情，喜欢琢磨衣食住行。多年的职业习惯以及写作生活，让我比较了解社会。自从1998当选年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我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时间已经进入2006年，回头一看，我已经肩负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走过了九年的历程。当肩负人大代表的责任以后，再行走，再观察，再了解和再琢磨，获得的感受便有了质的飞跃。
想当年，1998年，初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开会，整个人都被光荣感、神圣感和使命感主宰了。听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一次又一次拍红了手掌，我是那样地为我们国家的高速度发展而自豪骄傲。从此，我开始了对国家发展的密切关注与深入了解，开始了在文学生涯中倾注更为宏大的人类意识。
年复一年，除了人大的考察之外，我所有的文学采风自然地融入了人大代表的视角，而平时阅读和研究的兴趣与范围，显然大大超越了文学本身，有了更加广泛的视野与思考。逐渐地，单纯的光荣感、神圣感与使命感，变成了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和理性思考，从而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作家对于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永远是不够的。
今年的人大会议，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发言的思想与观点。这就是：有制约的发展应当成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国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和创造一种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建设，从城市外观和某些经济指标来看，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然而，高速度带来的问题也赫然显露。生态、环境、能源、道德规范等，以及国民普遍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健康程度，不仅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发展的前提是：能够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的生活，能够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应该至少不担心饮用水不洁，不担心空气污染，不担心食物有毒化学成份超标，不担心自身的基本安全，以及不担心最基本的医疗、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力和最基本的居住空间。否则，我们的发展从何而来？
张抗抗委员：
政协委员是民意和民心的通道
她的文字令人称道，她将一名作家观察社会的敏感度、思考问题的严谨性和务实态度带入了政协委员的工作中。她认为政协委员可以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在发现问题之后，她不仅希望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更希望有切实的行动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当选政协委员这些年，我觉得自己的公民意识在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增强。我首先要求自己更为自觉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才是受民众委托履行义务的政协委员，这同作家的身份没有太大关系。我在平时会更自觉地进行社会调查、注重学习相关的政策法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为政协委员，最难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提出可行可操作的建议。写出有价值的提案很不容易，提案形成前后，需要听取多方的意见。当然，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很重视，态度很好，很认真。虽然有时也流于形式，但至少，政协委员可以起到一个下情上达的作用，是民意和民心的通道。
女性委员的优势在于女性看问题比较细致具体，更具有亲和力。劣势在于我们关注社会事物的广度、认识的深度、对政治自觉参与意识的强度，仍然会受到女性眼光、兴趣以及实际活动范围的局限。但从根本上，性别因素并非起决定性作用。优势和劣势，都取决于委员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这次政协会议我关注的问题是文化产业的“创新体系”。
创新就是弘扬先进文化，创新就是创造我们民族的灵魂和未来。胡锦涛总书记说：“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我个人的理解，这是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动力，一个缺少创造精神和创新成果的民族，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永远只能跟在世界潮流后面亦步亦趋。
在文化文学领域，如何切实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尽快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理顺知识产权的司法体制，建立有效的国家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是一个关系到能否让更多更好的原创艺术作品，得到鼓励并能够顺畅传播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对于文化和知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此同时，大量的盗版书、盗版光盘大肆横行，甚至越来越猖狂。网络的侵权现象更为普遍，一部好作品在网上刊发后，可有数以百计的网站随意进行复制和盗用，在关于著作权的法规中，尚缺乏可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条款。
如果说，我们的图书市场、文化市场，已经成为复制品和赝品的天堂，怎么还会有“创新”者的乐园？如果说，不经过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轻易牟取暴利，还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创新”的热情？如果说，政府不能创造出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创新”者和“创新”事物的利益，“创新”就仅仅只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是我们的幻觉和愿望而已。
我认为，要建立文化产业的“创新体系”，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从立法上进一步遏制盗版的根源，严惩盗版书制作者和不法书摊的销售者。如果政府对盗版的惩罚，足以对盗版者构成摧毁性的制裁力度，使得盗版者不敢再次违法，盗版现象应该是可以逐渐消失的。
将反腐败与反盗版紧密有机结合起来，将反盗版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结合起来。各地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对于原创文化艺术作品支持力度的考核指标，不得与不法书商、盗版书摊、伪书假货的制造商勾结，一旦发现政府官员违规违法，当以渎职罪论处。
全力保护具有原创性作品的知识产权，建立对原创性作品的高额奖励机制，使那些内容和形式均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在健全的文化市场运作中，得到爱护和传播。
警惕浮夸、作秀之风，倡导严谨、踏实的学风。“创新”不是制造泡沫、不是引领风潮、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猎奇。文化艺术的创新，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生活实践和体验。创新对应于守旧，只有批判和扬弃陈腐落后的文化观念，才能清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守旧”意识。
赵咏秋代表：
建议少量医院应由政府埋单
她是湖北黄石市监察局副局长，曾是一位科研工作者。有人说她不算名人，但关注“两会”的人们一定会娓娓道出她的故事：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曾冲上发言席“抢话筒”，写“两会”手记篇篇不落，她的议案、建议涉及百姓关注的药价虚高、建筑工程带资投标、义务教育、“卧底”反腐、公务员法、国企改革等各个方面，她以“议案多、建议多、件件关系百姓疾苦、调研深入”著称。
今年已经是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九个年头，代表讨论时大家评价我的发言质量很高，我倍受鼓舞。回到地方，我及时向大家反馈他们交给我的问题是否反映了，取得了什么效果，是否答复了。跟群众说这些时，他们就很高兴，会说：哎呀，你好负责任，跟你反映问题不会白反映。
本次会议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以前也提过许多这方面的建议、议案。
就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我做了很多调查，许多人帮着搜集各方面的数据。我在湖北大冶调研期间发现：不仅是城市医院，农村医院也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应该怎样办医院”成了我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
医院应该回归其公益本质。少量的医院由政府完全埋单，国家应逐步完善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体制、投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政府将所有的医院都承担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财力，政府埋单这块应该是公益性的，是针对基本医疗保险这一块的，让最贫困的人群能看得起病。
我的节假日基本都用在了工作上，但我觉得很充实，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有这样的舞台和机会去做这些事情，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为解决湖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阳新县“水袋子”和“旱包子”的问题，在九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两份建议：《关于要求将阳新县水患综合治理项目纳入国务院单列防洪工程计划的建议》和《将阳新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建议》。建议特别有效果，水利部每年给予２０００万元的专项资助，工程按照规划正在进行。
宋春丽代表：
更多关注文艺方面的问题
她从影三十余年，曾在近百部影视剧中饰演过多种身份、性格各异的角色。无论是主演还是配角，她那清丽脱俗的气质都会让人过目不忘。这位被影迷亲切地称为“宋宋”的荧屏好女人又是怎样扮演她的人大代表角色呢？
身为一名职业演员，我对文艺队伍管理及演员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更为关注。去年我曾建议通过文联、影协等群众组织对数目庞大的自由演员队伍进行管理，保障这些演员的权益，并对他们的工作提供帮助等。
今年我在酝酿着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拍摄反法西斯、反战体裁影片的机构，以期加大此类影片的资金筹措和人力投入，从而争取在世界反法西斯70周年的时候，能推出我们中华民族创作的、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有力度的反战作品。
2003年初当选人大代表时，我并不懂得作为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只是在认真听其他代表的建议和议案。第二年就懂得一些了，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做一些调查研究，也接触到一些群众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会就这些问题找有关部门去谈，把这些问题反映给他们，他们也会很认真地给予反馈。去年，我通过认真调研提交了两份建议，算是正式开始履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了。
我经常需要在排戏过程中抽出时间返京开会，平时在排戏间隙，我也会经常关注一些社会问题，有时还需要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和了解情况。这些在从前都是我职业以外的事情，确实会影响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认为，现在这是我的职责，考虑问题不应只考虑个人因素，还应从整个国家、社会的宏观角度去思考问题。
敬一丹委员：
有责任和义务去放大弱者声音
她的职业特点已经促使她心系社会，随时关注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作为政协委员，她的建议不乏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洞察力。她认为，记者和政协委员的契合点就在于对社会的关注。
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时我曾经提过关于保障下岗职工权益的议案，现在将目光更多投向流动人口，就是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最弱势的那部分人群。弱势群体中也存在更弱势，比如一些亟待受教育的孩子、常年离开父母的孩子、在城市边缘长大的那群孩子，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公平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医疗等权利，需要完善政策去保障这些人的权利。去年我曾建议对我国人口进行全面的普查，不光是数量，还包括人们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状况、医疗状况等等，我想今年还是通过了解这些方面的新进展，来提出一些完善相关政策的建议，从而保障弱势人群享有同样的权利。
从我的职业角度来说，我一直都在关注社会，也经常有机会关注弱势的人群，比如在2005年，我们做的节目关注过残疾人、麻风病人、孤儿和老人等。当初在做这些选题的时候，并没有从年初就进行系统的策划，只是到了年底回头一看，原来就这样的一种倾向，大概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倾向，于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很主动地去关注这些问题。
弱者本身很缺少表达渠道，他们的声音也经常被忽略。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有职责去放大这些人的声音。同时，作为政协委员，我又有了另一种渠道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去放大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记者这个职业和政协委员这种身份的一个契合点，虽然是两种身份、两种方式，但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放大弱者的声音，记者是通过媒体力量去放大，政协委员是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来实现。
作为中国第一位特殊教育学博士，第一套特殊教育丛书的编写者，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第一本特殊教育杂志、第一个特殊教育网站的创办者，被称为中国当代特殊教育“第一人”的陈云英始终没有忘却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2003年当选人大代表前，我已经做了十年政协委员，过去我对国内的社会事物理解不多，自认没有很好的政治素养，也不懂得怎样参政议政。现在，我逐渐能掌握党和政府的作用和发展战略思想，掌握社会现阶段最关注的问题，从对教育以外的事情比较无知的人，慢慢去关心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使得知识更加丰富，关心的人群更加广泛，关注的事物更加多样。
因为自己当了人大代表，国家给了这个机会，人民给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负起责任，勇挑重担，为了人民的权利建言献策。以前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不要多管闲事，现在是尽我所能地去提建议。建议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我一定是怀着诚挚的心情、抱着最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社会能够稳步发展，人民的愿望能够实现。
在我国，0∽14岁的残疾儿童有817.5万，6∽14岁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残疾儿童约625万。怎样通过我们法律法规的保障，使特殊儿童教育的教育公平、教育机会落到实处，这是我的最关注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需要提高政府为人民提供教育的能力。但我国在特殊儿童教育方面的发展还比较滞后，我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各地政府把特殊教育列入每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里，以政府行动来维护特殊儿童教育权利。将实现儿童教育权利作为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成绩考核内容，增加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规范教育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机制，提高全社会对特殊儿童的关注度等。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女性除了有美满的家庭，还要有成功的事业和丰富的学识，更要有一颗热爱人群、热爱生活的心。我不怕自己工作辛苦，就怕徒劳无功后的精神压力。所以在事情没有做成的时候，总会给自己做心理咨询：假如自己现在是一场惨败，那么这一场惨败让自己学到了什么知识？增长了什么能力？吸取了什么教训？总结了什么经验？下次再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
池莉代表：
发展的前提是能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
九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使本来就以写普通百姓生活而著称的她对更多的现实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促使她将人大代表审视问题的方式融入自己的文学采风之中。人大会议中，无论是全体大会还是小组讨论，她总是全神贯注自始至终参与，每次的发言和笔记无不流露出她的认真和细腻。
我的职业是作家，一直以来，喜欢行走，喜欢观察，喜欢了解风土人情，喜欢琢磨衣食住行。多年的职业习惯以及写作生活，让我比较了解社会。自从1998当选年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我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时间已经进入2006年，回头一看，我已经肩负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走过了九年的历程。当肩负人大代表的责任以后，再行走，再观察，再了解和再琢磨，获得的感受便有了质的飞跃。
想当年，1998年，初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开会，整个人都被光荣感、神圣感和使命感主宰了。听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一次又一次拍红了手掌，我是那样地为我们国家的高速度发展而自豪骄傲。从此，我开始了对国家发展的密切关注与深入了解，开始了在文学生涯中倾注更为宏大的人类意识。
年复一年，除了人大的考察之外，我所有的文学采风自然地融入了人大代表的视角，而平时阅读和研究的兴趣与范围，显然大大超越了文学本身，有了更加广泛的视野与思考。逐渐地，单纯的光荣感、神圣感与使命感，变成了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和理性思考，从而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作家对于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永远是不够的。
今年的人大会议，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发言的思想与观点。这就是：有制约的发展应当成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国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和创造一种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建设，从城市外观和某些经济指标来看，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然而，高速度带来的问题也赫然显露。生态、环境、能源、道德规范等，以及国民普遍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健康程度，不仅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发展的前提是：能够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的生活，能够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应该至少不担心饮用水不洁，不担心空气污染，不担心食物有毒化学成份超标，不担心自身的基本安全，以及不担心最基本的医疗、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力和最基本的居住空间。否则，我们的发展从何而来？
张抗抗委员：
政协委员是民意和民心的通道
她的文字令人称道，她将一名作家观察社会的敏感度、思考问题的严谨性和务实态度带入了政协委员的工作中。她认为政协委员可以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在发现问题之后，她不仅希望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更希望有切实的行动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当选政协委员这些年，我觉得自己的公民意识在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增强。我首先要求自己更为自觉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才是受民众委托履行义务的政协委员，这同作家的身份没有太大关系。我在平时会更自觉地进行社会调查、注重学习相关的政策法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为政协委员，最难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提出可行可操作的建议。写出有价值的提案很不容易，提案形成前后，需要听取多方的意见。当然，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很重视，态度很好，很认真。虽然有时也流于形式，但至少，政协委员可以起到一个下情上达的作用，是民意和民心的通道。
女性委员的优势在于女性看问题比较细致具体，更具有亲和力。劣势在于我们关注社会事物的广度、认识的深度、对政治自觉参与意识的强度，仍然会受到女性眼光、兴趣以及实际活动范围的局限。但从根本上，性别因素并非起决定性作用。优势和劣势，都取决于委员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这次政协会议我关注的问题是文化产业的“创新体系”。
创新就是弘扬先进文化，创新就是创造我们民族的灵魂和未来。胡锦涛总书记说：“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我个人的理解，这是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动力，一个缺少创造精神和创新成果的民族，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永远只能跟在世界潮流后面亦步亦趋。
在文化文学领域，如何切实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尽快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理顺知识产权的司法体制，建立有效的国家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是一个关系到能否让更多更好的原创艺术作品，得到鼓励并能够顺畅传播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对于文化和知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此同时，大量的盗版书、盗版光盘大肆横行，甚至越来越猖狂。网络的侵权现象更为普遍，一部好作品在网上刊发后，可有数以百计的网站随意进行复制和盗用，在关于著作权的法规中，尚缺乏可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条款。
如果说，我们的图书市场、文化市场，已经成为复制品和赝品的天堂，怎么还会有“创新”者的乐园？如果说，不经过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轻易牟取暴利，还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创新”的热情？如果说，政府不能创造出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创新”者和“创新”事物的利益，“创新”就仅仅只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是我们的幻觉和愿望而已。
我认为，要建立文化产业的“创新体系”，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从立法上进一步遏制盗版的根源，严惩盗版书制作者和不法书摊的销售者。如果政府对盗版的惩罚，足以对盗版者构成摧毁性的制裁力度，使得盗版者不敢再次违法，盗版现象应该是可以逐渐消失的。
将反腐败与反盗版紧密有机结合起来，将反盗版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结合起来。各地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对于原创文化艺术作品支持力度的考核指标，不得与不法书商、盗版书摊、伪书假货的制造商勾结，一旦发现政府官员违规违法，当以渎职罪论处。
全力保护具有原创性作品的知识产权，建立对原创性作品的高额奖励机制，使那些内容和形式均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在健全的文化市场运作中，得到爱护和传播。
警惕浮夸、作秀之风，倡导严谨、踏实的学风。“创新”不是制造泡沫、不是引领风潮、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猎奇。文化艺术的创新，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生活实践和体验。创新对应于守旧，只有批判和扬弃陈腐落后的文化观念，才能清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守旧”意识。
赵咏秋代表：
建议少量医院应由政府埋单
她是湖北黄石市监察局副局长，曾是一位科研工作者。有人说她不算名人，但关注“两会”的人们一定会娓娓道出她的故事：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曾冲上发言席“抢话筒”，写“两会”手记篇篇不落，她的议案、建议涉及百姓关注的药价虚高、建筑工程带资投标、义务教育、“卧底”反腐、公务员法、国企改革等各个方面，她以“议案多、建议多、件件关系百姓疾苦、调研深入”著称。
今年已经是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九个年头，代表讨论时大家评价我的发言质量很高，我倍受鼓舞。回到地方，我及时向大家反馈他们交给我的问题是否反映了，取得了什么效果，是否答复了。跟群众说这些时，他们就很高兴，会说：哎呀，你好负责任，跟你反映问题不会白反映。
本次会议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以前也提过许多这方面的建议、议案。
就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我做了很多调查，许多人帮着搜集各方面的数据。我在湖北大冶调研期间发现：不仅是城市医院，农村医院也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应该怎样办医院”成了我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
医院应该回归其公益本质。少量的医院由政府完全埋单，国家应逐步完善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体制、投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政府将所有的医院都承担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财力，政府埋单这块应该是公益性的，是针对基本医疗保险这一块的，让最贫困的人群能看得起病。
我的节假日基本都用在了工作上，但我觉得很充实，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有这样的舞台和机会去做这些事情，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为解决湖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阳新县“水袋子”和“旱包子”的问题，在九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两份建议：《关于要求将阳新县水患综合治理项目纳入国务院单列防洪工程计划的建议》和《将阳新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建议》。建议特别有效果，水利部每年给予２０００万元的专项资助，工程按照规划正在进行。
宋春丽代表：
更多关注文艺方面的问题
她从影三十余年，曾在近百部影视剧中饰演过多种身份、性格各异的角色。无论是主演还是配角，她那清丽脱俗的气质都会让人过目不忘。这位被影迷亲切地称为“宋宋”的荧屏好女人又是怎样扮演她的人大代表角色呢？
身为一名职业演员，我对文艺队伍管理及演员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更为关注。去年我曾建议通过文联、影协等群众组织对数目庞大的自由演员队伍进行管理，保障这些演员的权益，并对他们的工作提供帮助等。
今年我在酝酿着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拍摄反法西斯、反战体裁影片的机构，以期加大此类影片的资金筹措和人力投入，从而争取在世界反法西斯70周年的时候，能推出我们中华民族创作的、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有力度的反战作品。
2003年初当选人大代表时，我并不懂得作为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只是在认真听其他代表的建议和议案。第二年就懂得一些了，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做一些调查研究，也接触到一些群众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会就这些问题找有关部门去谈，把这些问题反映给他们，他们也会很认真地给予反馈。去年，我通过认真调研提交了两份建议，算是正式开始履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了。
我经常需要在排戏过程中抽出时间返京开会，平时在排戏间隙，我也会经常关注一些社会问题，有时还需要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和了解情况。这些在从前都是我职业以外的事情，确实会影响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认为，现在这是我的职责，考虑问题不应只考虑个人因素，还应从整个国家、社会的宏观角度去思考问题。
敬一丹委员：
有责任和义务去放大弱者声音
她的职业特点已经促使她心系社会，随时关注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作为政协委员，她的建议不乏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洞察力。她认为，记者和政协委员的契合点就在于对社会的关注。
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时我曾经提过关于保障下岗职工权益的议案，现在将目光更多投向流动人口，就是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最弱势的那部分人群。弱势群体中也存在更弱势，比如一些亟待受教育的孩子、常年离开父母的孩子、在城市边缘长大的那群孩子，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公平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医疗等权利，需要完善政策去保障这些人的权利。去年我曾建议对我国人口进行全面的普查，不光是数量，还包括人们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状况、医疗状况等等，我想今年还是通过了解这些方面的新进展，来提出一些完善相关政策的建议，从而保障弱势人群享有同样的权利。
从我的职业角度来说，我一直都在关注社会，也经常有机会关注弱势的人群，比如在2005年，我们做的节目关注过残疾人、麻风病人、孤儿和老人等。当初在做这些选题的时候，并没有从年初就进行系统的策划，只是到了年底回头一看，原来就这样的一种倾向，大概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倾向，于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很主动地去关注这些问题。
弱者本身很缺少表达渠道，他们的声音也经常被忽略。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有职责去放大这些人的声音。同时，作为政协委员，我又有了另一种渠道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去放大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记者这个职业和政协委员这种身份的一个契合点，虽然是两种身份、两种方式，但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放大弱者的声音，记者是通过媒体力量去放大，政协委员是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来实现。